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八）

吃牛的草

八

有些改变，其实是没有改变。

貌似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只是一如既往。

是的，其实，富弼是一个相当固执的人。哪怕，是在当太平宰相期间。

有这么一个细节：富弼为相期间，虽是微官或平民布衣，上门谒见，都与他们以礼相待，气色穆然，面容不见喜愠。走时送客人到门口，要看着客人上马走了才还转。

就这么一个人，从表象来看，应该非常善于做人，不会得罪任何人的。但有意思的是，富弼为人处事的一大特性，就是将原则性坚持到底，一旦认定的事情，很难再去改变。甚至不惜得罪好友。

也正因为这种性格，富弼被称为“嘉佑四真”之一。所谓真宰相富弼，真学士欧阳修，真中丞包拯，真先生胡瑗。

宋英宗赵曙即位之初，已年过而立，不过由于身体患病，于是由曹太后来垂帘听政。治平元年（1064年）农历五月，宋英宗病体康复，曹太后撤帘还政。而曹太后之所以撤帘还政，就是由当时宰相韩琦直接主导的。而富弼当时守完 母丧，刚回京不久，事先毫不知情，当知道太后忽然撤帘还政后，富弼非常愤怒，对同僚说：“我也算是宰辅大臣，其他事不问也就罢了，这种大事，韩琦怎么能不让我知道一下?”

韩琦知道后，连忙给富弼解释：“还政之事是太后自己的主意，哪里能够公开？我并不是把富公当外人，只是害怕万一不能成功，恐怕今后就没有机会了。“

是的，于情于理，于国于朝，这样的大事，是应该让富弼知道的。虽然韩琦也是一心为国，但毕竟还是把富弼当外人来看了。在君权更替的大事上，难免有贪功自揽的意味。而此事后，富弼就再没有把韩琦当朋友了。直至韩琦死后，富弼都没有原谅。

而之于欧阳修，同样经历庆历新政的战友加好友，就因为其为范仲淹写的墓志铭，中有一句：“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引起范仲淹儿子范仁纯与富弼强烈不满，以为吕夷简是奸妄小人，怎么能与光明正大的范仲淹”欢然相约“？结果也因此交恶，直至欧阳修死后，富弼也没有前去送行。

富弼反对的，是否对错，或有争议。但这样一个人，看上去稳重成熟很好说话，但骨子里却秉承的是，要反对，就反对到死。自然，当富弼认为王安石变法不可为时，也是一副反对至死的态度。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或许是吸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王安石把变法的主抓点，从原来的整肃吏治转向王朝的财政税法。既然整肃吏治会让官员反对，那我就避开这个主要矛盾，在王朝的财政问题做足文章，设章立制，重中之重，就是让国库先充盈起来。

都说有钱好办事，只要国库有钱了。接下来的事就好说的。当然，这只是王安石一厢情愿的逻辑基础。事实上，事情也没有像王安石原本想的那样好说。至少，面对保守派，就没有那么好说。

譬如，在各项新法中，其中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青苗法。这个办法是王安石在鄞县做地方官时试用过的，成效明显，值得推广。可以说，对于这个法令的推广，王安石是信心满满。但让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让他信心满满的新法，让他倍感压力山大，感觉到了有些事情的确不像想的那么简单。

尽管有皇帝撑腰，甚至为新法顺利实施，罢贬一部分反对派官员，甚至执政里都有“生老病死苦”的说法。“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死了。“苦”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可以说，王安石新法，从来不缺反对者，包括曾经与王安石素来相厚的司马光。自然，也包括富弼。

惹不起，可以躲得起。这是富弼做人的重要原则之一。但躲得过王安石，却躲不过新法的实施。实在躲不过，我还是要反对。这也是富弼的做人原则。于是，青苗法在全国范围颁布后，知亳州的富弼的态度是拒不执行。理由是，青苗法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言下之意，国富民弱，对国家也未必是好事，甚至还可能坏事。

当然，有皇帝撑腰的改革派是不容反对的。何况，这法律还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的。于是，指导变法的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侍御史邓绾要求交付有司进行审问处理。说白了，就是要把富弼关进牢里定罪以儆效尤。不过，宋朝的皇帝都似乎有仁慈的传统，结果富弼只是被免去了宰相的官职。

这样的结果，对于王安石来说，显然是不满意的。改革伊始，王朝重臣就公然反对，拒不执行新法，正是杀鸡儆猴的好时候，于是对宋神宗说：“富弼虽受责罚，还不失于富贵。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相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

宋神宗没有答应，毕竟君王还是要搞平衡的。当然，富弼也很自觉上书道：“新法，臣下不知晓，不能用来在我的郡县实行。愿回洛阳养病。”正好顺水推舟，宋神宗同意了这一请求，给富弼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给待遇你就退了吧，不要阻碍变法就好。

可以说，相对于夏竦的狠辣，富弼虽然反对新政，却表现出秉性忠厚的一面。反对你，我就光明正大的反对你，不过实在惹不起，那我躲起来总可以吧。一如他奉行的人生格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气势必不能胜。倘若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自如乐道而无烦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恶友，构陷煽动，千岐万辙，想方设法，必得胜而后已。等到他得志之后，接下来就肆毒于善良百姓，想求天下不乱，那是不可得也。”

王安石自然不是小人。不过，也不得不说，王安石在变法中选人用人方面，或许是吸取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不再奉行以道德操守为主的选人方式。而是奉行实用主义，顺我者用之，逆我者弃之，只要能为我所用，愿意为我用，那我就敢用。结果，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道德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 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其中蔡京，更是进入北宋最著名的大奸臣行列。而站在反对派阵容中，富弼、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等。这些人在人品上，无论是后世还是当时，都是为时人特别是士大夫所推崇。也因此，在变法改革上，失去了道德至高点，同样也被士大夫群起攻之，这估计也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

而事实上，王安石许多法令在实际实施中难免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说其中最著名的青苗法，旧有的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适当抬高价格籴米，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适量降低价格粜米，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在粜米时价格不能低于本钱，有可能会有所盈利。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要支出成本，由于普及面也不广，没发挥出实际效用。于是新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夏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目的是改革之前的常平制度缺陷，希望抑制兼并之家盘剥农民同时，也期望通过该制度施行为政府“开源”，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终达到“强兵”与“富民”。

初期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多了，但民众却苦不堪言。而富户替贫户担保，也让不少富户被拉坑小水。原本是理论上的好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竟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最终，在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实施16年后，被停止执行。

一项法令，在一个县实施，与在一个王朝实施，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周期律来看，王朝已进入后期暮年，哪怕是很好的想法，都会在现实中扭曲成变异的恶果。如同一个衰朽的躯体，你不去折腾还好，一去折腾反而是伤筋动骨坏了身子。而现实中人性趋利的多样性以及极致不可思议。于是，哪怕是像王安石这样的聪明人，也没有想到那些精心设置的法制条文，会在现实中走样如此。

变法正在进行时，而退居洛阳的富弼，已是近古稀之年。白发镜中长，人生经历短。深宅庭内，黄昏斜阳下的富弼是不是还会想起，当年庆历新政实施新法时，与他现在差不多的年龄的首相章得象的说法，“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

当然，这已无法考证，不过，退居洛阳的富弼倒是没有如失意者那样郁郁寡欢。或许佛学宗教皈依的影响，晚年的富弼，在可见的记载中，还是活的相当滋润，与老朋友在一起，吃喝玩耍，高谈阔论，甚是开心。甚至连锐意改革的君王也没有忘记这位曾经的王朝重臣，也经常向他询问政事，并时不时地还予以嘉奖加爵。

而正如富弼预想的那样，新法实施注定会是步履艰难。虽然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效，国库也开始充盈起来，但负面反馈也是接连不断。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君臣已现分歧。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宋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宋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此时，司马光又上了《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反对声音增大，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在一片反对声中，宋神宗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以息事宁人，使变法遭受重挫。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摇摆，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

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断断续续，持续了七年之久，但最终在还是一片反对声浪中，人亡政息。有时不是你个人没有能力不够努力，而是王朝的体制已经决定，不变折磨死，变法折腾死。一切，似乎都是宿命而已。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位在变法中勇往直前不怕阻挠的拗相公终究还在遗憾中闭上了眼睛。与庆历新政改革派纷纷转型不一样的是，王安石把改革的执念一直坚持到死。

而在王安石去世前三年，宋神宗去世前一年，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去世，终年八十岁。一个谦厚固执的老人，在经历过王朝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入定归去。

八十岁，在彼时王朝，可谓长寿。白首合眼无凝泪，功名尽处终释怀。临终前，富弼亲手封存遗奏，让他的儿子富绍庭敬献给朝廷。宋神宗阅览奏章，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赠太尉，谥曰文忠。元佑初，配享神宗庙庭。宋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

可以说，无论庆历新政时的锐意进取，还是庆历新政后的循旧守成，抑或后来熙宁变法时的反对力争。于王朝的忠心，正如其谥号文忠，富弼一直没有改变。哪怕其政治观点前后看似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的，显忠尚德，是富弼坚持的政治初心，而富弼一生最为可圈可点难能可贵的，还是其对民本思想的遵循践行。青州赈灾全活数万人，赈灾经验流传数百年。是其从政经历中最好的实例。而临终前上遗表要求归还所谓西夏土地以求和平，虽饱受诟病，但亦可见其和平为主好生为德的价值彰现。

事实上，作为忠臣样版，富弼有各种不完美，更不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那般传奇突显，毕竟在世人的眼里，典型总是由鲜血的悲壮造就的。没有鲜血的淋漓，就没有情感的代入。但又不得不说，在现实历史中，却正是不完美，才更有典范性。

在富弼去世后44年，王安石去世后41年，靖康二年（1127年），取辽而代之的金，攻入王朝的都城汴梁，虏走徽宗钦宗二帝，半壁河山陷落，北宋王朝落幕。

改革救不了王朝，忠臣也救不了王朝。或许，注定，王朝就是不断地更替，最终，进化或者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