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响滩（兴山秘境之十二）

子君

1．小镇的兴与衰

兴山县有96个自然村落，响滩村是其中之一，距离兴山老县城仅有五华里，素有兴山“西大门”之称。向西去巴东、四川，往北去老君山、武当山和襄阳，天然占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这里是古夫河、南阳河的交汇处，两个河口在此会合，河面渐宽，水量渐多，装载五吨以上货物的船只能够从香溪河口直抵响滩码头，神农架的药材、山货和土特产，也在这里打捆装包，转入长江运往宜昌、沙市、岳阳和汉口。交通运输变得方便快捷，这是响滩得以成为商贸重镇的重要原因。以前是古建筑聚居地，建有数幢飞檐翘角的天井屋，七层高的文笔塔矗立在蓝天白云下，倒影投射在香溪河上，叠影摇曳，清风拂面，昭示着响滩曾经拥有的往日繁华，现消逝在三峡水库淹没区。

从晚清咸丰年间邱、吴、严、陈四大家族进山祖那一辈人算起，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响滩的人口格局、聚居形式和社会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变迁？与整个地域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何关系？这些都是要在本节中探讨的话题。

无论是县志记载还是民间口述，邱姓人家的进山始祖邱礼珍，都是大约在清朝咸丰年间落籍于兴山县响滩。有一份家族口述史说得更详细：“这些远道而来的家族，可能是湖州狄港的富户。太平天国占领湖州后，也许有裹挟他人入伙嫌疑。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在清廷的追剿下，这些家族不得已结伴逃亡，隐匿于鄂西的穷山恶水之间。其中邱、吴两姓在响滩落脚，沈薛两姓在巴东定居，孙姓则到不远的秭归落户。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家族，世代联姻，互为守望。”（邱宗强：《童年纪事》）

《兴山人物》一书中，对邱家来兴山县落籍的过程进行了一些补充。邱礼珍，祖籍浙江，咸丰年间寄居四川巫山，力气大，有志气和节操。当时正值巫山、大昌盗贼兴起之时，他被乡人推举为地方武装自卫团团长，一参战就建立了功绩。大昌县令某被盗贼捉去，邱礼珍奋力作战，救出县令。事件平息后，他的事迹逐级呈报，上级授予邱礼珍游击一职，被他拒绝，并偷跑到兴山县隐居。至于邱礼珍为什么在立功受表彰后离开巫山，笔者猜测也许是他加入过太平军，并曾经“裹挟他人入伙”，应该是一个小头目。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正在遭受清廷的追剿和通辑，他必须选择交通信息更闭塞的荒凉地带落籍，地处偏远的响滩是一个不错的避难之地。

响滩其他的几大家族，吴、陈两家来响滩落籍与邱家有关。吴家进山始祖吴养初，与邱礼珍是患难之交，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不同的是，邱礼珍尚武，吴养初崇文。邱礼珍携家人来到兴山响滩后，开了家“邱祥发”商号，经营药材，生意红火。于是将吴养初从浙江老家叫了过来，帮邱家商号管账。在吴家兴盛的起始阶段，邱礼珍大力提携，帮助吴养初办起了“吴正春”商号，经营百货。

有趣的是，“吴正春”商号的生意兴隆后，吴养初如法炮制，聘请一个名叫陈宝卿的人当大管事。陈宝卿是经商能手，脑袋瓜子活，在吴养初的帮扶下，后来脱离吴家自己开设商号，取名“乾元震”，迅速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兴山县商界有名望的后起之秀。

由邱家进山始祖邱礼珍发韧，邱、吴、陈三家相互帮衬扶植，先后成为响滩一方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昔日响滩小镇的繁华史上记载着他们的功德，这是一桩美谈。

“响滩两河口，发的外来狗。”过去兴山县流行的这句话，至今仍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自古以来，浙江商界人才都是出类拔萃的一个群体，他们心胸宽广，视野开阔，具有适者生存的大智慧和“有钱一起赚”的大格局。即便时至今日，江浙一带的经商人群在全国各地成立各种同乡联谊会，抱团取暖、互帮共赢成为他们的传统习惯。反观兴山县这两句流行俚语，不难看出话中有仇富嫉妒心理作祟的痕迹，以及小农经济的狭隘和偏见。

响滩四大家族中的严家是个例外。严家祖先移民时间更早，大约在明末清初。到清朝咸丰年间，已在兴山县落籍一百多年，成为当地老资格的土著原住民。严姓人家原来居住严家山，经营田庄，管理祠堂。见响滩小镇名声鹊起，热闹非凡，严家迁居来到响滩不远的地方深渡河，开办商号，家族逐渐步入兴盛时期。

太平天国后期，清朝政府对部分省份实行减免税赋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商贸经济的繁荣。邱、吴、陈、严等几大家族落籍于响滩，在一片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定居下来，平稳立足。在动荡的时局中，这些大家族的迁徙和定居过程，其间必然充满了艰难与奋斗。

他们的一个重要法宝，是通过家族联姻与地方势力抗衡，同时扩大了家族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吴养初的长子吴朗清，娶邱家女儿为妻；吴家后代吴警吾，娶邱家五小姐邱芬泽为妻。邱、吴、严、陈相互联姻通婚，诸如此类等等。对于婚姻中的女主角，联姻是她们心中所乐意的。靠媒妁之言成婚的夫妻，婚礼前不能见到未来的丈夫，而联姻则不同，婚配双方都是相互认识且熟悉的人。两家姻亲已有一定程度了解，将来对她会有所保护。总之，借助姻亲关系的巧妙经营，几大家族之间逐渐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亲密友好，互为犄角。一张庞大且牢靠的关系网，在响滩小镇及周边乡邻全面铺开。经历数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几大家族已经在响滩当地站稳脚根并且崭露头角。

兴山学者蔡长明，在《香溪孕秀》一书中详细介绍过响滩。他写道：响滩虽然不设行署衙门，历史也比老县城年轻很多，但是集镇格局和房屋建筑的起点都比较高。一条古老的石板街，沿河一二里路长，对着河岸的房屋皆木质结构，上下两层，一层清一色的梭板铺面，楼上住人和储备货物。商贸区后面是住宅区，徽派建筑风格，青砖灌斗的四合院落，一座挨一座，一座高一座，二十多座带天井的院落，一直连接到小镇背后的山坡上。这时候的响滩兴盛繁华，在兴山县商界独占鳌头，大有取代老县城成为商贸重镇的趋势。

1910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第四次穿越兴山县去神农架。他6月4日从宜昌出发，7日下午到达水月寺，9日经黄粮坪下兴山至响滩。他在旅行笔记中这样描述响滩：“由于与长江有水上交通联系，响滩有相当多的商业活动，这里主要出产药材。周边地区出产的核桃木枪托半成品，由此运往汉阳，产量逐年增加。村子坐落在河左岸，有一个鸦片附加税征收所和一间总督的钱庄。”威尔逊对集镇响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响滩拍摄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并且打从内心里认为，响滩比老县城要好。

从顺治到雍正时期，清朝统治者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对建构宗族采取鼓励和扶持政策，先后颁布《上谕》和《上谕十六条》，规定士绅要“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隆学校”、“明礼让”、“训子孙”等，要求士绅遵奉儒家的社会价值观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宗族的合法性。在士绅阶层的带领下，广大民众在乡村社会积极组织宗族活动，使宗族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响滩小镇上的几大家族也不例外。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家族建设相比较，响滩几大家的家族制度建设不具备典型性，然而在整个社会的大风气下，他们也在积极进行自身的家族建设，尽力使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符合规范。

《兴山县志》在“列女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邱家有个子弟名叫邱琼林，少年时代便与秭归孙氏订婚。为早日考取功名，邱琼林到孙氏家中住下，日夜刻苦攻读。孙氏有机会提前见到未来的夫婿，不仅一表人材，读书还十分用功，免不了满心欢喜。有一次，孙氏到灶房里去取用热水，正好遇上邱琼林也准备舀水洗脸擦汗。邱琼林将脸盆搁在瓮坛旁，去做洗脸擦汗前的准备工作——上茅房。等他从茅房回到灶房，孙氏已将热水帮他舀好，安静地退到一边悄悄观察。这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书生邱琼林十分感动。他更加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考取功名。

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年龄的增长，胞兄邱春林取了秀才，表哥吴翰章高中举人，可自己还是个文童出身。不仅如此，邱琼林似乎还得了一种慢性病，眼看着日见消瘦，找老中医诊断后开了一剂中药，药引子是未婚妻孙氏的一络头发。掺杂孙氏头发末的中药服下了，病情并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拖了一段时间，邱琼林仍然离开了人世。

邱琼林一死，孙氏精神恍惚，饮食不思。她对家中父母说，活着是邱家人，死了是邱家鬼，自己摊上这样的命，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一句话：这一辈子决不改嫁。那年孙氏18岁，抱着一截刻有人像的木头拜堂成亲。在凄凉的唢呐和锣鼓声中，孙氏按照婚礼司仪的指令完成了整个程序，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当着众位亲人的面，在自己的脸颊上使力划拉几下，顿时鲜血如喷，花一样的脸顷刻被毁容。

婚后孙氏立夫兄邱春林之子承嗣，端茶递水，扶孤奉亲，孝敬公婆。在漫长的岁月里，孙氏以穿针引线、纳帮绱鞋来打发时光。她自己不可能生孩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继子和想象中的儿子身上。她给继子做一双鞋，同时也给想象中的儿子做一双鞋，一年一双，装满了整个大木柜。封建时代的许多节妇，一生都是这样在缺失自我中度过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孙氏是妇女们心中的楷模，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她走完生命旅途时，其家人会为她多方走动，恳请地方官员上奏朝廷恩准，给烈妇修建贞节牌坊。

传统的中国社会，科举功名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正途，也是宗族获取官府资源、取得支配地方社会权力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环境的安定以及朝廷对于儒家理论的接纳和倡导，响滩几大家族逐渐形成重儒倡学的氛围，并在此风气中培养出了传统的儒家士绅。在这些士绅的引领下，完成了家族的振兴和崛起。

邱家第四代人邱祖藩（1879—1953），号寄蘋，1904年考入武昌师范学堂，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回国在浙江宁波担任法官。民国成立后，邱祖藩先后任职郑州（郑县）地方法院院长、军事审判所所长、中山大学法科教授，建国后名列“辛亥革命老人”。其长子邱致泽生于1900年，北京大学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任国民党汉口市宣传部长，还先后在江苏建设厅、安徽建设厅、湖北民政厅、陕西教育厅、南京社会厅、湖北建设厅等部门任职。邱祖藩是书法名家，他的子孙三代均在书法上成就显著，享誉盛名。其第四子邱云泽，曾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孙女邱宗康，字碧禅，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邱祖藩孙女邱七七，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赴台湾后任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出版著作超过20部，其中《陈诚传》获1985年中山文艺奖。吴家第三代：长子吴锦章，字云谷，咸丰八年（1858年）科举考试优贡，入仕后官至兵部主事。光绪年间，任湖南辰溪县知县，郴州、直隶州知州以及湖南即补道等职，官至二品。他参修了《湖南通志》，为湘军高层和清庭所倚重。彭玉麟赞誉他“人亦端方，学文渊博，才具宏达，素所敬佩。”湘军大将李元度重修衡山南岳庙，吴锦章承担了督察工程之重任。吴锦章退出仕途后，没有回兴山响滩，隐居湖南岳阳，与当地乡绅共同筹资开办湘潭至汉口航线，业余致力于学问文章，著有《六书类纂》、《读篆臆存杂说》、《字学寻源》三本文字学专著。三子吴翰章，字星桥，官至南昌知县，后辞官游学，涉猎文学、历史、地理、金石、经济、政治等，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著书内容广泛，被称作兴山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

严家第十二代，老二严行祚有两个儿子、老三严忠祚有五个儿子。这七个昌字辈的堂兄弟，当地称作七个爷，是严家繁衍发迹的鼎盛时期。严昌泰，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江防舰队参谋长和利绥舰司令，曾任伪满洲国海军参谋长，少将衔。

正是重儒倡学风气的形成，响滩几个大家族子弟受此风气熏陶，多以读书求学为荣，加上有良好家庭背景的经济支持，圆满获取科举考试的理想成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激励家族子弟们更加发奋读书，邱家在商业贸易取得成功的鼎盛时期，在响滩邱家垉的山坡上修建了文笔塔。塔高七层，砖木结构，中有旋梯。登塔远眺，香溪河似从云彩间飞来的一条青翠玉带，远山近水宛如图画。

除了道德功名之外，过去的大家族几乎都迷信风水。邱家在响滩修建文笔塔之前，还不惜花费重金聘请风水先生，踏遍兴山全境找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先生选定的地方，是仙侣山西麓坡龙池湾荷花池。背后有仙侣山玄武为靠，左右青龙白虎护砂，前有朱雀案山，中有宽阔明堂。尤其是明堂外一双龙眼，清泉内涌，常年不歇，极其难得。为镇住地下脉气，防止好风水流失，邱家在龙池正处修建了一处文笔塔。清晨太阳从仙侣山上升起，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文笔塔上，倒映在下龙池的龙眼里，吸引住地脉风水永不外流。后来这块风水宝地，成为邱家后裔若干死者亡灵的安葬之地。相传当年风水先生相中这块地方时，留下一句话：“响滩文笔若毁，龙池文笔必塌。”公元1966年8月，响滩文笔塔被拆毁的第三天，龙池莲花池的文笔塔竟也轰然倒塌，被兴山县老百姓称为一桩奇事。

如果要保证经商活动通畅顺利地进行，还必须和官场以及地方利益集团保持良好的关系。吴家第三代后裔吴翰章擅写诗文，他留下的诗文中，明显有与官府要员交好的痕迹。

《城桑》一诗专为兴山知县刘耀藜而作，诗云：“扶疏枝叶带残阳，野雉驯飞官道旁。欲忆中牟有遗爱，城西犹有数枝桑。”据《兴山人物》记载：刘耀藜，字翰青，贵州青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兴山县知县。在兴山任职期间，捐出养廉金修缮学堂，教民种桑养蚕，政绩突出。兴山县城西关外，刘知县鼓励当地农民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发展经济，直到同治朝，县城西关外还有五棵大桑树，兴山县民众饱含深情的送他一个外号“刘侯桑”。

吴翰章的另一首诗《丰邑坪》云：“春水晴岚四望迷，高阳池畔渡寒溪。无情最是荒村柳，犹复依依傍楚堤。鸡笼山下草威蕤，歇马溪边路逶迤。为访高阳生故里，居人却道李公祠。”诗中写到的“李公祠”，李公指的是同治元年（1862年）任职兴山县知县的李振麟，字子瑞，江西南昌人。在他任职之前，县衙门的大小官员经常到乡下办差，每至一地，都是由当地保甲长准备好吃、住、行甚至穿、用、睡、洗等细碎杂费。一顿午餐或者晚餐，往往要花掉三四十串钱，住一晚的花费，是吃饭费用的两倍以上。兴山县城北边的界牌垭和西边的邹家岭都是交通要道，受到的骚扰最为严重。李振麟上任之后，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下令全部予以取缔。老百姓如释重负，感恩戴德，自行筹资在邹家岭修建李公祠，以为纪念。

吴翰章生于1844年，卒于1874年，这位天才只活了30岁。刘耀藜、李振麟二位知县，在兴山县任职的时间分别是1844年和1862年。也就是说，在吴翰章生活的年代，正是二位知县任职期间。他写诗赞美二位父母官的美德善举，虽是由衷之言，客观上也为家族得到官府强有力的支持提供了帮助。

响滩小镇当初因处于交通要道的两河口而兴盛，同样也因岁月变迁、自然环境发生变化，香溪河水变浅难于行驶大船而逐渐衰落。《兴山县地名典故录》记载：响滩是古建筑集聚之地，建有带天井的院落，房屋飞檐翘角，雕龙绘凤，有陈伯炎老屋、吴翰章老屋和文笔塔等纪念地，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元2003年，集农耕生产、手工技艺、节庆礼俗、民间信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一体的陈伯炎老屋、吴翰章老屋，迁往兴山新县城——古夫镇香溪大道8号，统一建成兴山县民俗博物馆。

2．家族的斑驳记忆

邱家进山始祖邱礼珍，死后葬在龙池莲花池。邱家邱祖藩、邱致泽几代人，吴家吴锦章、吴翰章的故事前面已有所讲述，不再赘言。但是有一个人，在吴氏家族史中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值得叙述。

这个人是吴翰章之孙吴德钟（1895—1947），字警吾。之所以说吴警吾“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一是他生活的年代吴家的鼎盛时期已过，一些家族成员因做官经商迁往外地，削弱了吴家在响滩的实力。留在响滩的吴家人，也因为经营失当，“吴正春”商号倒闭，家道逐渐衰落；二是他成长的黄金年代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大革命的风潮此起彼伏，对吴警吾的影响很大；三是此人一生都在兴山县教育机构任职，是民国时期兴山县教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由于家道衰落，吴警吾在宜昌夷陵中学毕业后，回到响滩操持家务。话虽然如此说，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家务他可以操持。此时“吴正春”商号处于倒闭前夕，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只小船，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沉浮。据兴山地方文史资料介绍，“吴正春”商号倒闭时，幸得陈家“乾元震”商号援手相助，接下了濒临破产的“吴正春”，才算勉强渡过了一道难关。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家族故事。回想当初，是吴家先辈助力，让陈家办起了“乾元震”商号，从兴山县商界脱颖而出；现在吴家危难之际，由陈家援手相帮，也是道德美谈。

当时吴警吾年岁尚幼，眼看着家族事业日益衰落，他没有能力拯救。远在浙江的外公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吴警吾在杭州衙门谋得文员一职。1920年，吴警吾被召回兴山完婚，妻子邱芬泽，为响滩世交邱家后裔。此后他辗转于兴山、秭归、巴东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吴警吾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为改良私塾、推行新式学堂教育，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据其子吴承讷回忆，吴警吾担任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兴山县的教育还十分落后，愿意上学者渺渺无几，吴警吾亲自上门做工作，动员民众子女来读书。民国时期，县级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在本县范围内征收各种教育附加捐和杂捐，另一是由中央和省财政对县级进行专项补贴。当时兴山县是穷县，附加捐和杂捐收入不多，国力薄弱，上级的专项补贴微乎其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吴警吾极力倡导，努力践行，兴山县仅用两年时间开办初级小学47所。

但是好日子维持时间仅仅两三年，到1926年，南北军阀混乱，兴山县重新陷入战乱的漩涡中。吴警吾无可奈何，只好到宜昌、巴东等地逃难，以教书为业养家糊口，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时局稍稳，他回到兴山县，受聘于县立中心国民小学，担任教务主任。

吴警吾文化底蕴深厚，通晓古今，更难得的是，此人兴趣广泛，风趣幽默。举凡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等诸多课程，他都能上台讲授，而且话语深入浅出，富于情趣，深受学生们欢迎。他身材矮胖，慈眉善眼，站在讲台上像是一尊惹人欢喜的弥勒佛。教地理课，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先勾勒出形似大公鸡的中国地图，粉笔指到哪里就讲哪里的特征。粉笔指到湖北省，他讲起黄鹤楼的故事以及崔颢的《黄鹤楼》古诗；粉笔指到湖南省，他竟唱起了民国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桃花坞里美人窝》，惹得学生们捂着嘴巴笑个不止。

上世纪三十年代，兴山县一度流行“天花”，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眼睁睁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逝去，吴警吾心中有说不出的悲痛。他到建阳坪天主教堂去找比利时传教士明先生请教，请明先生教他注射方法和种植牛痘的技术，还请明先生帮忙，从上海、武汉等地购来牛痘疫苗。吴警吾回到响滩，发动亲属到白沙河、皂角树、深渡河、龙池等在广泛宣传，动员亲属率先带孩子来接种牛痘疫苗，然后动员附近老百姓家的孩子都来参加。每天，吴警吾为乡亲接种90多人，免费为人们装烟倒茶，不收任何费用。这一善举他坚持了数年，直到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牛痘疫苗断绝来源才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昌私立大公中学西迁，曾一度落籍于兴山县，利用白衣庵庙宇做校舍。后来，大公中学继续西迁到万县，该校大部分学生因家贫路远，不能随校入川，不得不停学。兴山县长雷鸣泽组建县立初级中学，开办五个班，由朱全尧、吴警吾负责教务，凡学生中不能随迁入川者，均转入县立中学读书，其他各沦陷区的学生，闻讯也远道而来求学。

吴警吾亲自作词谱曲的《兴山中学校歌》，当年广泛流传，影响了一代学人：

“维我兴中，陪都之东。诞生在抗战时代里，竖立着复兴堡垒，贯注着忠孝雄风。屈铺龚村，灵秀所钟。嘉犹迈往古，昭我们报国途径，昭我们百行所宗。我们要在大时代的熔炉中，锻炼着心身健，服膺国父遗教，去争取世界大同！”

吴警吾爱好广泛，擅长作词谱曲，曾将全国流行甚广的《流亡三部曲》改编成舞台剧，带领师生排练演出，并亲自上台参演。1937年冬，兴山县为抗日将士募捐寒衣，恰逢吴警吾母亲七十寿辰，儿孙们筹集银洋百元，准备办一场生日宴庆贺。吴警吾极力主张，将这笔银洋用来制作衣服，捐赠给前线的抗日将士。征得母亲的同意，依照吴警吾的办法施行。这个消息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知道后，欣然写下“谊重千金”四字，制作成匾额授予吴母。

吴家破落，吴警吾的家境并不宽余。他有子女九人，上有母亲，全家十二口人生活，全靠吴警吾一己之力维系。日子虽然过得穷困拮据，但他为人刚毅正派，不仰人鼻息，不阿谀奉承，全校师生尊称他为“刚老”，并以一首打油诗相赠：“刚老刚老，精神真好。风雨无阻，一天两跑。”当时学校建在离响滩五里以外的地方，“刚老”每天到校往返要走十里路，因此有这首打油诗。

当年校园里还流传着一个“刚老”铁面无私的故事：有七个学生聚众赌博，其中有吴警吾的侄子吴恩溥和内侄邱宗文，学校准备严肃处理。消息传开，前来求情者不少，请他网开一面。吴警吾不为所动，亲手将签署了自己名字的“开除布告”贴在教务处门口，严厉整治校风。类似事例还有不少。一次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吹了几遍集合哨，学生们磨磨蹭蹭，队形散漫。体育老师大发脾气，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吴警吾在教务室里看见了这一幕，抓起一只哨子，跑步到操场上吹响集合哨，将学生们集合起来。整好队形后他站在队列前训话，首先点名叫出了自己的女儿吴承琬，要她当众跪在操场上，然后声色俱厉地训导学生：“同学们，体育课是按智体并举排定的，不能偏废。如今国难当头，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能报效国家？怎么能担负民族兴旺的重任？”吴警吾当众宣布，姑念同学们初次犯错，从轻处罚。但是吴承琬既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学生，给予警戒一次。

1947年元旦，兴山县举行一年一度的“提灯会”，当晚花灯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在花灯集会和游行的过程中，兴山县立中学的学生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几个学生被抓捕拘押。此举激怒了其他学生，组织起来冲进警察局，救出被捕学生。县长夏德崇闻讯，带领警察来到兴山县立中学，指责吴警吾教育学生无方，并当场用警棍抽打吴警吾。

吴警吾一生热爱教育，性情斯文孤傲，受此侮辱，气血攻心，肝病加剧，从此卧床不起。吴警吾生前十分喜爱《空兰谷》这首歌，弥留之际，他在家人的搀扶下挣扎着坐起来，轻声哼唱：“空兰谷，淡淡的清香透春寒。云霞为伴，风雨作餐，小百花争艳。叹人世纷繁，孤芳自赏在深山……”

悲悲切切的歌声中，吴警吾的故事结束了。

陈家留给当代兴山人最深的记忆是“陈伯炎老屋”。这座老屋建于光绪十八年（1898年），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呈纵长方形布局。坐东朝西，没坡地而建，面积464平方米。基本格局为一个长条形前院，过厅屋后有一口天井，总共有两进院落，在厅堂、堂屋和厢房。山墙皆五花屏风墙，高低错落。结构方式为砖墙支撑山面屋顶，并四周围合。中轴线上的木构架皆穿头式梁架。边屋均为二层楼，巡回相通，亦称“走马转角楼”。建筑内有许多木雕木刻，特别是中堂两侧的木刻“福禄祷禧”，极具画龙点睛之妙，是兴山县清代传统民居的典型房屋。三峡大移民时，陈伯炎老屋照原样搬迁至古夫新县城，供当代人旅游观赏。

（本文来自《山高水长话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