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金融史话之七】 上世纪30年代的重庆证券交易所

汪海

　　证券交易所是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诞生标志着现代资本市场的形成，对经济资源配置、企业融资和投资者参与具有深远意义。它是金融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大家知道，当今中国大陆也只有深圳、上海和北京（新三板）三大证券交易所。但很少人了解，早在上世纪30年代重庆就诞生过中国西部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证券交易所，且有着前后6年不同于其他证交所的运营历史，在近现代金融史上留下过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录。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收藏的几张票据来讲一讲重庆证券交易所的这段故事。

【第一張《經手費收據》。內容為：“今收到第四號經紀人經字二八〇六號市民通用銀元壹佰肆拾捌元伍角正。”時間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933年11月19日。加蓋有“重慶證券交易所·會計股”印章。重慶證券交易所1932年4月20日正式營業，這張票據見證了開業早期歷史。】

世界上证券交易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7世纪初的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602年（大概在中国明代的后期），最初用于交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其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股票、债券的集中交易和期货合约机制，并允许跨国证券交易。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18世纪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费城、纽约等重要城市也都形成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1878年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成为亚洲重要金融中心。

在近代中国，最早的有价证券及其交易都是西方传来的舶未品。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用枪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于1872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支票股——-轮船招商局股票。1891年香港出现了证券交易所。也就在同年，在上海的西方商人创办了“上海股票公所”。1914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证券法规《证券交易所法》。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首批证券交易所。主要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设于1918年6月，上海证物品交易所（1920年7月），标志着近代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交易所时代。

重庆开埠较晚，经济开放程度较东部沿海一般都慢半拍。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后，轮船时代打开了世界贸易的大门，凸显了重庆的区位优势。二三十年的时间重庆就发展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品市场。随之形成长江上游最大的金融中心，金融市场日趋活跃。
　　上世纪初四川军阀混战，连年内战。直到1926年刘湘统一全川，重庆局面稳定并成为刘湘的统治基地。在连年争战中，为筹措军费，刘湘强行发行地方债券十余种，向各银行钱庄和商号硬摊派，留下不少窟窿。到30年代初，出于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考虑，四川金融达人，时任财政厅长的刘航琛提议并筹划开办重庆证券交易所。于是拟定章程草案，约集重庆金融界大佬杨粲三、康心如、康心之、张子黎等共同发起成立，在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呈准立案，核发临时营业执照，经营有价证券交易所。并于1932年4月20日正式开业。地点在道门口。

　　重庆证券交易所采用股份制组织形式，原定国币20万元，分为4000股。二次收足。第一届理事长为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粲三。但不久杨因事离渝，另选康心如代理。交易所下设总务、会计、场务、保管四个股，每股各设主人1人，负责进行一切所务。
　　交易所上市的债券除田赋公债、军需债券、盐税库券、整理金融库券之类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外，也有少数几家如民生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但这些股票基本上有行无市。交易所交易多集中在政府债券上。
　　交易所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经纪人牌号初为42家，后增至50家。均为银行、钱庄、商号等。其中1号为四川省银行，4号为重庆市民银行，第一张票据上的“第四号经纪人”的“市民”。即“重庆市民银行”。该行1934年8月更名为重庆商业银行（简称重庆银行）。故许多研究资料上将第4号经纪人写作“重庆银行”。
　　开业当年9月，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将申汇买卖交由让交的经营，开拍申汇是重庆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创举。从此该所即以此为主营业务，获利甚丰。民国23年，重庆狂赌申汇之风盛行，致使申汇汇率猛涨。其间证交所与重庆钱业公会发生了“钱交争执”，后又引发“钱交风潮”。由于该所投机获暴利，有操纵嫌疑。因此1932年12月和1935年1月曾两度奉令停拍，并于1935年1月奉令撒销。重庆证券交易所第一段历史前后不到三年。

【第二張為《臨時股款收據》。時間是民國廿四年（1935年）九月卅日。落款“重慶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並加蓋理事長潘昌猷和常務理事康心之等印章。票面記載的主要內容為：“茲收到代表股權人潘昌猷股東繳來國幣貳千五百圓整”。並小字注明“右款系認繳五十股之股之股本照股東會決議先收半數俟奉到正式部照再換發正式股票此據”。同時票面上有從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關紅息付訖記錄，推測此《收據》後有代正式股票功能。
　　這份是理事長潘昌猷本人認購的2500元股金。潘昌猷是重慶首任市長潘文華的二弟。1928年，潘文華委派潘昌猷為市金庫主任兼市獎券所所長。獎券所發行“市政公益獎券”，他與人合伙開設中孚錢莊，開始進入金融界。曾任重慶市民銀行總經理，1934年當選為重慶市銀行公會主席，接著被選為市商會主席。後擔任重慶銀行總經理，董事長，並廣泛投資經營各類工商企業，重慶銀行、自來水公司、鋼鐵廠等重要企業都是其投資創立。他還曾任過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民國時期重慶經濟金融界極具影響力人物。故這張“重慶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代股票，具有重要金融文物價值。】

　　1935年1月31日重庆证劵交易所奉令关闭。然而事隔不久，因发行第二期四川善后公债，认为仍有恢复证券交易所之必要。于是由重庆金融人士潘昌猷发起重建。是年10月组建成“重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这次由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给营业执照。理事长改由潘昌猷担任，其它理监事与上届大部分一致。
　　证券交易所复业后，开拍四川善后公债，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清偿债、四川省政府库卷，四川建设公债等。但仍以买卖申汇为主。
但再度成立的重庆证劵交易所，在组织制度和市场交易规则的建设方面渐趋完善。与北京，上海等地证券交易所并无二致。抗战之前其运行良好，以益颇丰，为四川证券市场发展作出一定贡献。1937年“8.13”全面抗战事起，公债巿场发生剧变，交易所奉令停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各方就重庆证券交易所是否恢复营业有过讨论，但终因特殊的战争因素和实施管制经济的要求，该所于次年结束使命。重庆证券交易所，这家西部最早，也是唯一的证交所前后两段历史不过6年。却在重庆，仍至西部金融史上创造了一段证券市场神话。

读史可以明智，可以知兴替，鉴未来。重温重庆证券交易所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发展重庆证券市场和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也有借鉴意义。
1、当年重庆创立并营运西部最早，且唯一一家证券交易所，引开放之先风，开金融创新之先河。那一代人引领西部金融，敢于追赶上海等东部沿海之胆识与勇气值得效仿。
　　2、要认识到强化证券市场的产业服务和战略提升功能。金融史学家刘志英教授曾就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期，关于要不要恢复重庆证交所的争论及恢复失败有过系统论述。她告诉我们一个启示，要正确认识证券市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积极发挥市场的融资职能，从而达到建立健全公司制度，优化资源配置，建立一个推进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
　　应该看到今天重庆乃至西部经济发展与东南沿海差距是全方位的，即包括产业经济，所有制结构、经济形态，也包括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西部经济还多是政府主导型为主的。建立一家证交所可以推进缩小这种差距，通过证券市场带动西部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对于推动西部加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发展质量变革，实现经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及向数字化转型都具有战略意义。
　　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不仅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史，更是国家经济战略的缩影。今天我们探讨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战略实施方案，建立一家满足西部发展需要的证券交易所应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
　　3、历史上重庆证券交易所是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而建立起来的。它为利用证券市场功能化解地方债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这对我们当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应该有借鉴意义。
　　4、要加强重庆金融史的发掘研究。重庆开埠后，很快成为四川及周边的贸易集散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其兴衰成败都有其逻辑与理由。抗战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改变了重庆证券交易所的命运。抗战期间实行战时管制金融，重庆作为大后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其金融政策的路径选择、实施利弊都值得深入讨论。研究清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更好地照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