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日新”与“银雀山汉简文化”——山东博物馆观展记

小满梧桐🌿

　　山东省博物馆的常设展“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展”，从远古看到汉代，接下来就是魏晋南北朝了。

交融鼎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在山东地区不断角逐和冲突,导致人口频繁徙动,促进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互补。这一时期,佛学东渐,玄学兴起,雕塑、绘画和书法艺术迎来了全面繁荣。隋唐时期,大一统格局再次形成,山东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兼容并蓄,异彩纷呈。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因为特殊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优势,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逐的前线。从曹操统一北方，到隋朝建立,山东经历了曹魏、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统治。

(持盾武士俑,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绘持盾甲胄武士俑】

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俑头带盔,身穿明光铠,下着缚裤。一手握拳,一手持盾,盾牌中央起脊。明光铠,又称明光甲,是甲胄中的一种,其胸甲分左右两片,中间纵束甲绊,胸甲中央各有一弧形凸起的圆护,闪闪发光,故称明光铠。它盛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不仅武士,甚至佛教中的护法神祇也穿此装束,以突出其威武雄壮之气概。

(男侍俑,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戴风帽胡俑,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徐氏家族。1976年和1978年,在山东嘉祥县满硐公社杨楼大队英山与马集公社孟良山,发现了北齐隋唐望族徐氏家族的墓地,分别出土了徐之范、徐敏行和徐谟墓志。根据志文和史书记载,徐之范为汉太尉徐防之后,其父、祖、曾祖一直仕宦南朝,徐之范释褐梁南康嗣王府参军事。侯景之乱后,徐之范迫于形势,于558年入北齐,时徐敏行16岁。另徐氏一族从徐熙到徐之才、之范,数代都以医术知名。
山东嘉祥英山一号墓是一座隋代壁画墓,圆形单室砖券，穹隆顶,白灰抹面,绘有彩画。墓主人为徐敏行,生于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殁于隋开皇四年(584年)，历经梁、北齐、北周和隋四朝。墓中出土的壁画是首次发现的隋代墓室壁画,内容主要为出行和宴享,有墓主夫妇像、仪仗、奏乐、侍女、备牛车、备鞍马等图像。

(司阍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司阍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伎乐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备骑出行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备骑出行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徐之范墓志/石人物俑，隋开皇四年［584］刊，1976年嘉祥英山二号隋墓出土) (徐敏行墓志,隋开皇四年［584］刊,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备骑出行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夫妇宴享行乐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出行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出行图,隋,1976年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出土)

　　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拥有选官特权，垄断清官要职,并与皇室和其他士族联姻,保障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庄园;文化上注重礼法和家学的传承，大兴谱牒之学。山东士族集中分布在琅珊、东海、平原、高平等地。其中比较著名的，如琅娜王氏、颜氏、诸葛氏，高平郄氏,泰山羊氏，东清河绎幕房氏，东清河鄃地崔氏等，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

(房悦墓志,东魏兴和三年［541］,1972年高唐城关镇房悦墓出土)
(釉陶灯/酱釉陶盒，东魏［534-550］，1972年高唐城关镇房悦墓出土)

　　【黄釉陶凭几】
　　东魏(534-550)，1972年高唐城关镇房悦墓出土。凭几是席坐时代的一件重要家具,可用来缓解久坐的疲劳。凭几的历史悠久,《诗》《书》《左传》《周礼》等都曾提到过它。先秦至两汉,凭几的式样大体是几面平直或中间微凹,且多为二足。汉代出现独坐式的榻,凭几与榻组合,便有了表示尊崇的意义。魏晋南北朝,主要流行曲木抱腰式的三足凭几。唐代是高坐具开始发达的时代,凭几并未退出历史。随着坐姿的改变,凭几的功用更倾向随意和舒适。

(青釉碗，东魏［534-550］，1972年高唐城关镇房悦墓出土) (青釉圆形槅，南北朝［420-589］)

　　【陶牛车】
　　北朝(386-581)，东汉末年以来,牛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乘牛车更是成为一种时尚。牛车的发展与士族的带动有着密切关系。封闭的空间、舒适的配置,牛车给人一种淡然、静谧之感,正好适合士人探究玄学以及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

(陶卧羊，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女侍俑,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女仆俑,北朝［386-581］，1986年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窑火神功。山东是我国北方最早生产青釉瓷器的地区。北朝时期,产品以青瓷为主,器类简单,造型简朴,多属于日常生活用器。隋唐时期,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窑址数量有所增加,器类更为丰富,瓷器釉色以青釉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等并存,器类仍以常见的生活用具为主。

(青釉四系盘口壶,西晋)
(青釉高足盘，北朝，1973年淄博市临淄区辛店电厂崔氏墓出土/青釉碗，东魏,1972年高唐城关镇房悦墓出土) (三彩双鱼瓶，唐) （绞胎盘，唐） （三彩刻花三足盘，唐) (三彩壶，唐) (三彩猪,唐,济南历城樊家遗址出土,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书艺辉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此际山东书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方,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士族书法影响深远,山东则是其文化策源地;在北方，以北魏云峰刻石、北齐刻经为代表的摩崖书刻，以及广泛分布的碑版书迹等,均在书法史上具有赫赫声名。隋唐时期的书法文化,以楷法完备、诸体繁荣而彪炳书史。琅琊颜氏后人颜真卿堪为唐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其书法与“二王”双峰并峙,泽被千秋;其伟岸人格令人敬仰,更深深影响着后世书法文化的品评标准。

(碑帖，清拓本) (鞠彦云墓志,北魏正光四年［523］刊,清光绪年间黄县出土)

　　　东方佛韵。汉代佛教传入,道教兴起,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佛教艺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凤格,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青州风格造像、摩崖刻经、龙虎塔等文物遗存,闻名中外。

　　【蝉冠菩萨像】
东魏(534-550)，1976年出土于山东省博兴县龙华寺遗址，一度流失海外,后经多方努力,2008年1月回归故乡。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550-577］,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佛像,北齐［550-577］,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贴金彩绘佛菩萨三尊像,北齐［550-577］,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
(铜菩萨立像,隋)

【杨瓒造塔】
　　唐天宝二年(743),原立于益都段村石佛寺,1963年移至山东博物馆收藏。该塔为五级小石塔,由须弥底座和五级塔身组成,现存八块石,残高260厘米,估计原塔总高度可达350厘米。第一级塔身正面下部开一门，门楣正中刻兽面纹,门楣之上浮雕两条倒悬的龙,以往将“兽面”视为虎面,故将这一类佛塔称为“龙虎塔”。在第一级塔身右侧面和背面有669字的题记,记录了塔主杨瓒造塔的因缘及施主姓名。

　　【宋元明清时期】
自宋迄清,随着开封和北京先后成为王朝都城,一向远离京师的山东地区跃身近畿重地。大运河的凿通，又使山东成为南北贯通的咽喉要津。地处海、陆丝路的交汇节点,这里曾经帆影幢幢，驼铃声声。作为儒风浩荡的山左名邦,这里自古底蕴深厚,文脉绵长。居于沃野千里的黄河下游,这里向来河川并流,遗迹星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定都开封,一直以山东地区为其东部屏障。北宋地方政区分路、州(府、军)、县三级。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京东路东至海,西抵汴,南极淮泗,北薄于河,辖境包括今山东大部。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旋即攻占山东,并设官治理。金朝地方政区是变通辽、宋之制而来,除设置路、州(或府)、县外,部分地区还有名为“猛安”“谋克”的女真人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当时在今山东地区设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山东”作为政区名称正式确立，辖境与今天山东省的辖域已十分接近，对后世山东的发展影响甚大。

(“即墨县印”铜印［复制品］宋，1978年即墨古县城西门瓮城内出土，青岛市即墨区博物馆藏/“温出虎河猛安之印”铜印［复制品］，金贞祐四年［1216］，1985年高密周阳乡周阳村出土，高密市博物馆藏)

　　富甲四方。“齐鲁之富,甲于四方”。宋金时期,山东地区是王朝依恃的重要经济区。北宋农业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山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地腴赋羡”之地。纺织业进一步繁荣,宋朝在青州专设织锦院,负责织造军用布帛和官用名贵丝织物。制瓷业达到兴盛阶段,窑址主要分布于淄博、泰安、枣庄、临沂等地,所产瓷器丰富多彩。

（铜钱一组，宋） (玉雕童子像，宋) （右：文思院造铜方镜，宋）

　　【“云月”白釉盘/达摩渡海铜镜】
金。达摩渡海铜镜又称罗汉渡海镜、仙人过海镜、和尚闹海镜、达摩渡江故事镜。镜纹取材于佛教传说中印度高僧达摩渡海到中国弘法的故事。宋金时期宗教盛行,铜镜上的宗教人物故事图样逐渐增多,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宗教思想的追求和崇拜。

　　民族融合。宋金时期,政治的长期对立,未能阻挡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地处政权衔接之地的山东地区,有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碰撞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大官庄金墓壁画，金［1115-1234］，济南历城大官庄金元墓葬遗址出土）

【红绿彩女俑】
　　金。1954年曲阜杨家院遗址出土。俑高28厘米。头梳黑色发髻,戴白色头饰,黑彩眉眼,红彩小口,双手捧粉盒于胸前。头饰与衣服边缘施黑彩、绿彩，下着白色长裙,施红彩。

【红绿彩男俑】
　　金。1954年曲阜杨家院遗址出土。俑高30.5厘米。头戴黑冠,粉白色脸膛,红彩小口,蓄八字胡须,双眉微蹙若有所思。衣服红色为地,袖口、领口间用黑彩、绿彩小饰边襟,足蹬黑靴,立于底座之上。

　　海陆交汇。山东地处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既通过海路与一衣带水的东北亚地区互通有无,又通过陆路使黄海之滨与地中海密切相连,在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胶州板桥镇遗址和垦利海北遗址等丰富的遗存,揭示了宋元时期山东半岛海上运输和贸易的繁荣发达。

（白釉刻花梅瓶，宋） （哥窑灰青釉浅盘，南宋）

　　文化昌盛。北宋山东地区文化昌盛,名家辈出。以孙复、石介等创建泰山书院为标志而产生的泰山学派,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发端。文学创作空前繁荣,词史上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出现,给宋代词坛增添了灿烂光辉。艺术领域成就突出,长于山水画的李成、工于风俗画的张择端,皆以一时名艺见知于后世。科技方面进步显著,有“儿科医圣”之称的钱乙、擅长机械发明的燕肃等,都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辛弃疾像） （辛弃疾《去国帖》［复制品］，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李清照像）） （小儿药证真决，清光绪十九年［1893］活字本）

【《金石录》三十卷】
　　顺治年间(1644-1661)刻本。《金石录》是李清照之夫赵明诚所撰,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稿未竟而赵因病去世,经李清照整理定稿。卷末附李清照所作后序。李清照散文仅存世数篇,此为其一。序文叙述《金石录》编纂由来,追忆夫妇二人金石书画的聚散过程,并通过这一叙述,铺写自己的家世、经历,抒发遭罹变故后的悲痛情怀。文字曲折周祥,叙事细致生动,抒情真切感人,是带有自传性的散文,也是研究李清照生平思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咽喉要津。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使“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名称沿用至今,影响深远。山东及河北、山西等邻近大都的地区由中书省直辖,谓之“腹里”,即内地之意。大运河贯通后,山东地区作为南北咽喉通津的地位得以巩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盛,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元代山东“居天下腹心”,地方政区有道、路、府、州、县之名,统辖关系较为复杂。路有直隶中书省者,也有隶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者。州有直隶中书省者,有隶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者,还有隶于路者。

【胡人俑】
　　1955年济南东郊祝甸出土。俑泥质灰陶,高31厘米,身施白衣,头盘长辫,眉隆凸,目深陷,高鼻,满腮须髯,形象颇似西域色目人。元代将人分为四等,色目人是第二等级,低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但在各等级中又有贫贵之分。此陶俑塑造的应是侍从身份的色目人。

　　生活画卷。元代山东社会发展,市镇经济繁荣,文化多元融合。少数民族内迁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济南陈家庄元墓、济南世侯张荣家族墓等数量可观的墓葬,以丰富的壁画内容和随葬品,形象地呈现了元代山东的生活面貌、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

（白釉黑花罐，元，1958年济南陈家庄元墓出土）

【白地黑花“一琴一鹤”长方形枕】
　　元。人物故事题材的盛行,与元代文人画的发展以及元代戏曲小说、版画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琴一鹤”典故出自《宋史·赵抃传》:“帝曰:‘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赵抃(1008-1084),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北宋景祐年进士,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据传他去蜀地赴任,随身所带仅—张古琴和一只白鹤。

　　人文蔚兴。元代山东人文蔚兴。东平府学汇聚了众多饱学之士是当时北方地区的学术中心,对元代政治和文化影响很大。元曲兴盛发展，产生了高文秀、张养浩等代表性作家。科技方面,王祯以其《农书》与木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农学史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舟楫往来。京杭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末年,经过千余年不断开凿延伸,到隋代形成了一条贯连南北五大水系的运输大通道。元明清时期,经过截弯取直和疏浚整修,大运河纵贯山东643千米,占其总长的三分之一。大运河承南启北,连通四方,极大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因运河而兴的台儿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一批商业城镇,呈现出一派空前繁盛的景象。
【梁山古船】
1956年出土于梁山县寿张集镇贾庄村林秭河(宋金河)故道。船体无龙骨，舱门方形，由尾至首设12道横向水密舱壁，形成13个水密隔舱。第10、11舱为居住舱，上部有一个舱棚，高出甲板约1米，余均为货舱。古船出土时身向东倾斜，舱内器物都在舱的东面，共43种174件，可分铜、铁、瓷、木、陶、骨、料器数类;计有兵器、马具、军用工具、生活用具等，以军用工具为主。根据出土铁锚上“洪武五年造”铭文,火铳筒上“杭州护卫教师……洪武十年月日造”等字样，以及船上发现的“洪武通宝”铜钱，可以推测船是明代洪武初年制造的，因没有后期遗物，故大抵也废弃于洪武时。

　　截弯取直。元朝自至元二十年(1283年)起,耗时十年,先后凿通了济州河与会通河,将大运河截弯取直,使航道缩短九百余千米。纵贯山东西部的大运河成为本地区重要的航运通道。

【故朝列大夫大司农丞致仕张公墓志铭拓片】
　　原碑为元代，1989年出土于济宁市南郊张营村，现存于济宁市博物馆。张楷(1242-1324),山东东平人,曾建议“疏凿泗、汶二水会于济,达于淮,北导汶水通于利津”,朝廷采纳其策,元代大运河南北全线的贯通由此开始。

巧夺天工。大运河行经山东,平地开河,穿越水脊。南旺分水枢纽使运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保证了航道的流畅贯通。运河的开凿、疏浚、运行及维护，处处体现了先人的才智与果敢。历代运河舆图以及沿线的众多泉源、水道、堰坝、船闸等水工遗存,真实记录了运河山东段的历史面貌。

【分水䃗岸锔扣】

明，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此器束腰鱼尾形,时称“锔扣”,俗称腰铁、银锭锁、铁把扣、细腰等,为固定运河大坝砖石所用的铸铁器。器身楷书“分水䃗岸”四字。

　　【皇明宋尚书像赞碑】

原碑明嘉靖十九年（1540)。碑身内容分书、像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文字,下部为宋礼线刻画像。明工部郎中张文凤撰书,嘉靖十九年(1540)夏四月立石。碑文楷书,共21行,计346字,记述了明朝工部尚书宋礼对运河治理的先进思想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河工器具图说】

1926年。论述治河工具的专书。清麟庆撰。麟庆,字见享,道光进士,官江南河道。是书四卷,书成于道光十六年(1836),内容皆有关修防、疏浚、抢护等治河的工具,共列图凡二百八十九种,各辅以说明并推其原委,每器必详问深究,堪供研究治河工具参考。

【山东运河备览】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清陆耀撰,共十三卷,为运河工程专志。涉及运河的范围北起山东德州柘园,南迄峄县(今属枣庄)黄林庄;时限上自元代,下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重点在明未清初,保留了该时期京杭运河工程兴建和管理的珍贵史料。

(陶瓦当,明,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脊兽,明,汶上县南旺分水龙王庙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釉瓶,明,1956年梁山县西北宋金河支流内出土) (黑釉瓷片,明清,枣庄市中陈郝村窑址采集)

　　因运而生。山东运河两岸的台儿庄、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它们是漕粮转运、物资调配的重要基地，是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节点。这些沿河城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南北腔调混杂，风俗互融，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

(手抄苏禄王碑文,清) (“大明通行宝钞”纸币,明洪武/“大清宝钞”纸币,清咸丰四年［1854］) (铜钱一组，明)

　　大河流长。黄河,古称“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大约距今10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晚期阶段，黄河便已进入豫、冀、鲁一带,但至先秦时期,黄河在下游仍呈漫流甚至倒灌逆流的状态。史籍中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大的改道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此后,黄河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它曾向北自静海(今属天津)东流,也曾向南夺淮河入海,无论东流、北流,还是南流,大多数时期都流经山东。今天的黄河流经九省区,在山东省东营市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千米。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在黄河文化的滋养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诞生了深厚博大、特色鲜明的齐鲁文化。

【黄河下游北岸大堤埽坝形势图说】
　　清。埽,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用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埽坝,即是用许多埽做成的堤坝或护堤,起到防水冲刷,保护堤岸的作用。

　　山左名区。明清时期,山东因居太行山之左(东)故得名“山左”。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呈现出很强的生机和活力,人口迅速增加,工商业突飞猛进,教育生机勃勃,学术思想不断革新,文学大家和文坛领袖持续涌现,经典作品频出,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中极为引人注目的“山左名区”。
全真之盛。全真道创立于金朝中期,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宁海(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吸取儒家和佛教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后，受命主持天下道教,在元廷的支持下,全真道飞速发展而至极盛。崂山和泰山崛起为天下闻名的道教圣地。

【朝服上衣、下裳［复制］】
　　明，孔府旧藏。上衣、下裳质地为纱。直领、大襟右衽、大袖,领、襟、袖、摆处缘以四寸宽的青纱边。下裳分为两大片,每片均由三幅织物拼缝而成,左右相向各打四褶;侧缘、底边缘以青纱。朝服是等级地位较高的一类冠服,应用于比较隆重的礼仪场合。《明会典》载,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敕、进表、传制时,官员穿朝服,朝服定型于汉代，历代相沿。明代朝服承袭唐宋之制,但品级划分更为严格精细,以层次分明的七个等级,规定九品间的服饰规范。明代不论文官、武官,一律着梁冠、赤罗衣、赤罗裳白纱中单等。山东博物馆收藏了一套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朝服实物。

　　司省设置。明洪武元年（1368年)设置山东行中书省,治所在青州。九年（1376年)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移治济南。布政使司以下设府(直隶州)、县(属州）两级地方行政机构。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因明制而几经变更,乾隆年间始成定制,省以下设道、府(直隶州)、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明清时期,山东长期保持六府格局,俗称西三府（济南、东昌、兖州）与东三府（青州、莱州、登州)。

（“临淄县印”铜印［复制品］/“分巡东昌道印”铜印［复制品］,明，原件藏淄博市齐文化博物馆/原件藏湖北省天门市博物馆）

【郑燮手批判词册】
　　清。此为1746至1753年间郑燮任山东潍县知县断案时所写的判词,经后人收集帖裱成册。判词反映了郑燮为官清服、是非明辨和体恤百姓的本色,从内容看,诉讼公堂的案件多为争地立界、商贾争利、作奸犯科等。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出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十二年。

　　藩王世家。明太祖为“藩屏王室”,定封建诸王之制。明朝在山东先后分封齐、鲁、汉、德、衡、泾六王。其中齐、汉、泾诸王因罪或无子而国除,鲁、德、衡王分别就封于兖州、济南、青州三地。山东藩王世系绵长，对山东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有很大影响。
【梁冠】
梁冠,古称进贤冠,始于汉代,历魏晋南北朝、隋、唐,迄宋、明,一直被沿用不衰,是我国古代首服中使用广泛、影响深远的一种冠式。明代梁冠最高级是八梁冠,为公爵所专用,冠上分别设有笼巾貂蝉、立笔、香草、前后玉蝉等饰件。侯、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香草等,侯前后用金为蝉，伯前后用玳瑁为蝉,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相同,不用雉尾。官员不用貂蝉笼巾,一品冠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品一梁。此外,御史之冠还在本品梁冠上加饰獬豸。

【描金云龙纹玉佩】
　　明洪武(1368-1398)，1970年邹城明鲁王朱檀墓出土。玉佩由垂珠联以十一枚玉饰(最下缺失一玉璜)组成:最上部为钩挂革带的玉钩,钩下为玉珩;佩花下垂玉珠五串,垂珠联一瑀、二琚;瑀、琚下垂玉珠五串,垂珠联一玉花;珩下垂玉珠五串,分别缀以玉冲牙一件、玉滴二件、玉璜二件(其一缺失)。佩为白玉,玉质细润,通体线刻云龙纹描金,雕刻精美,线条流畅,图案有宋元遗风。

　　文脉绵延。明清山东人文持续昌盛，教育莲勃发展，科举中式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地方望族长盛不衰，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张尔崚等经学大师的出现，为学术界洼入了新的活力。王士禛、孔尚任、蒲松龄等文坛名宿，在诗文、戏曲、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硕硕成就。邢侗、高凤翰、郑燮、刘墉等书画名家，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艺术遗产。各领域众多杰出人物，共同绘就了山东文化的多影画卷。

【赵秉忠殿试卷［复制］】
　　明，原卷藏于青州市博物馆。此殿试卷是中国唯一存世的明代状元卷,为十九折册页,前四折为作者及其上三代简历。后十五折为正文,每折六行,计2460字。试卷首页右上角顶天头朱书“第一甲第一名”,下钤“弥封关防”长方印。正文后为九位读卷官的职衔姓名。赵秉忠（1573-1626),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状元,官至礼部尚书。

(郑燮双松图轴［复制］，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高凤翰折枝花卉图卷［复制］】
　　清。高凤翰(1683-1748),清代书画家,字西园,号南村、南阜,胶州(今山东胶州)人,雍正五年(1727)任徽州绩溪知县,去官后流寓扬州,工书法、篆刻,山水、花卉无一不精,有嗜砚之癖。五十五岁右手病废,改用左手,自号丁已残人、尚左生,著有《南阜诗钞》《砚史》等。

【高凤翰雪浪金星砚】
　　清。系黑色淄石。砚石重且坚,砚面平而光亮,砚体散落金星点点。砚两侧刻有题铭，一侧为高凤翰亲手雕凿,竖刻“雪浪金星”隶体大字,下刻行体小字三行;“笔山世老先生属/识于青箱馆/世小弟高凤翰”。另一侧为咸丰三年(1853)王仲英与周文泉相别赠砚时所镌,刻行体小字四行:“淄川之石郁林之意东海袖中春风问字/周文泉夫子由城武令调繁莅掖多善政归无长物/因出家藏旧砚藉以重舟即以志别时在癸丑/嘉平月吉受业王仲英谨书”。

　　结束“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展”展厅的参观，去寻找“银雀山汉简文化”展的时候顺便路过了“与时随行——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专题展。不过因为此时距离下午闭馆时间已经不足一小时，只能匆匆掠过。 其实如果有时间，慢慢看也是挺好看的。

　　【鸭嘴兽标本】

20世纪初。鸭嘴兽属于哺乳动物中最原始的类群——单孔类,现只分布在澳洲东南和塔斯马尼亚岛。鸭嘴兽作为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是研究生命演化的"活化石”,曾一度面临绝灭的危险,被列为国际保护动物,其标本非常难得。这件标本是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从国外带入广智院而保存下来的,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秦亢青的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任命书】
　　1956年。1953年10月19日,文化部批准将省文管会的陈列、文物保管部分与省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合并,成立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省文管会主任张静斋兼任筹备处主任,王献唐、徐眉生、秦亢青任副主任。1957年8月29日山东省博物馆正式挂牌,徐眉生任馆长,泰亢青任副馆长。此为1956年12月6日泰亢青任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的任命书。

（山东省博参观券，1954-1992年）

【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馆)落成纪念章】
　　1992年。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馆占地面积50亩,于1991年8月1日正式奠基,1992年10月主体工程落成。主体建筑占地3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跻身当时国内大型博物馆行列。此为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馆)落成纪念章。

【山东省文物总店商品包装纸】
　　20世纪80年代。1986年以后,山东省文物总店大楼一层“泺源居”,主要销售工艺品和仿古制品,包括洛阳唐三彩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玩具、仿古铜器、首饰、象牙木雕、宜兴紫砂等。二层“撷英斋”,为国家批准设立的文物外销专柜,经营瓷器、铜器、漆器、书画、刺绣、古砚、首饰、珠宝翠玉、竹木牙雕等。东副楼“墨云轩”,经营文房四宝、现代书画等。另设书画交流观摩室“观园”。此为山东省文物总店商品包装纸。

【山东省文物总店算盘】
　　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文物2016年1月1日,省文物总店正式与山东博物馆合并,算盘入藏山东博物馆。

　　接下来，多亏同行的同事多问了一句工作人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银雀山汉简文化”原来就在我们从“与时随行——山东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专题展出来的身后，抓紧还有半小时时间，赶紧看展。

　　在纸张普及之前，我国曾有一个以竹木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即“简牍时代”。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至迟从商周开始,就已出现简册形式的“册”“典”。简牍的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东晋时期，最终被纸张取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及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简牍不仅是文字记录的工具,更是知识传播、文书行政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何为简牍。从文字构造来看,“简”字从竹，“牍”字从片,“片”是将“木”剖为一半。按照传统说法，简为竹制,细长条形、可书写一两行字;牍为木制，幅面宽大、可书写多行文字。实际两者应用较为灵活。出土实物显示，用竹、木材质与地域有关，南方多出土竹制简牍,北方多出土木制简牍,体现了古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原则。

(“册融”夔足方鼎，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纸张就已经出现，尽管质地粗糙，但已具备纸张的基本特性。随着造纸术的改进，纸张逐渐普及。东晋以后，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进入了纸本时代。最早的书籍复制方式是手抄，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以后，印刷成为纸质书籍复制的有效手段，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繁荣。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发明。

(后汉书，南宋制本)

【书刻工具】
　　春秋，滕州薛国故城2号墓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这套书刻工具共计27件，是一套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这套工具从破竹（木)、制片、刮削、修正到组装等功用一应俱全，包括铜斧1件、铜锛2件、铜锯2件、铜凿4件、铜削刀7件、铜刻刀2件、铜刻针4件、铜钻2件、磨石3件。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春秋书刻工具，为研究春秋乃至西周晚期的书刻工具及其制作技术，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实物资料。

　　编连成册。用简牍书写文字,文字较少,一简一牍即可,文字较多，则须写在若干枚简牍上。为避免错位或漏简,古人将简牍用麻绳或丝绳编联成册。简册编绳有二至五道不等,以两道或三道为主。

　　雀鸣天下。1972年,银雀山汉简破土重光,近五千枚墨色如新的竹简惊艳现世。这批文化瑰宝以墨痕为声,向世界鸣响中华文明的智慧强音,不仅破解了孙武与孙膑“兵家双璧”的千古谜题,更以“地下典籍宝库”的恢弘气势,填补了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篇章。这些竹简既是研究先秦至秦汉时期政治、军事、哲学的珍贵文献,又是探究古代简册制度、书法演变的实物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银雀山墓主。从一号和二号墓随葬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和墓坑形制看来，可以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此外，通过一号和二号墓中出土的“半两钱”、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以及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七年视日》，可进一步推断两座墓葬的下葬年代皆为西汉武帝时期，一号墓在公元前140-118年号墓在公元前134—118年之间。两位墓葬的主人，由于缺乏材料，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估计是墓主人的姓氏。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是一位关心兵法或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召氏”也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召氏十斗”陶罐,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临沂博物馆藏)

　　齐鲁圣典。银雀山汉简，书写着齐鲁圣贤的智慧精粹。姜尚的庙堂韬略、管仲的经世之道、晏婴的谏诤风骨、孙武孙膑的兵家玄机、墨子的非攻哲思，尽汇于此。斑驳墨痕间，兵家悬案终得正解,诸子之道重焕光华。圣哲的智慧之火穿透两千载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见证着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卓越贡献。

(六韬，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天下第一兵书《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传世本共十三篇，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军事著作。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手抄本，包括传世十三篇及佚文五篇。其中佚文《见吴王》记录孙子见吴王阖闾，以兵法试诸妇人之事，与《史记孙武传》的记述基本相符。

(孙子兵法，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膑足军师，兵书耀世”的《孙膑兵法》。孙膑，战国时期齐国人，因其在齐国取得卓越军事成就被后世尊称为“齐孙子”。《汉书》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后失传。银雀山汉简的出土，让《孙膑兵法》重现天日，内容多为孙膑用兵之事和论兵之言。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十六篇，均为佚文。

　　《管子》相关。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辅佐齐桓公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首霸。关于《管子》的成书，学界普遍认为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以管仲思想为内核，经春秋至汉代学者不断增补而成。

( 《管子》相关，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管子》，明刻本)

　　《晏子》相关。晏子名婴,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以善谏、节俭著称。传世《晏子春秋》虽载其言行，但一般认为成书很晚，甚至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如唐代柳宗元就认为是墨子的门徒假托而作，宋代至清代也有部分学者支持这一说法。银雀山汉简《晏子》共十六章，与今传世本《晏子春秋》内容基本相同，证明它至迟在西汉早期就已成书。

( 《晏子》相关，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晏子》，明刻本)

　　《墨子》相关。墨子，名翟，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提出“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与儒学并为当时的“显学”。《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代表作，由墨子及其弟子编撰，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科技等领域。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篇言守御之事，内容多与《墨子》之《备城门》《号令》等篇相近，为研究战国至汉初墨学流派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实证。

( 《墨子》相关，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文韬武略。政为兵本，兵为政用。银雀山汉简中，《尉缭子》主张“兵胜于朝廷”，阐明军事胜利源于政治清明之理;《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融民生律令与军事方略于一炉，体现刑兵相济之制;《论政论兵之类》则军政兼论，构建治国用兵之要。这些典籍既精于军事韬略，更蕴含治国智慧,生动展现了古代“军政一体”的经国之道。

尉缭，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尉缭子》最早录于《汉书·艺文志》，其真伪历代争论很大。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分为五篇，分别与今本《兵谈》《守权》《将理》《原官》和《攻权》相合，证明传世《尉缭子》有所本。

( 《尉缭子》相关，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内容以法律制度和军事战略为核心，据篇题木牍记载原有十三篇，包括《守法守令》《要言》《库法》《王兵》《市法》《李法》《王法》《委积》《田法》《兵令》。部分内容与传世的《管子》《墨子》相合。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论政论兵之类》，共50篇。为政论与兵法的文献汇编。其中很大部分内容与兵法有关，如《将败》《将失》《兵之恒失》《十阵》等等。其思想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一脉相承，内容更加丰富，或许是基于战时期众多的战争体而做。

　　阴阳时令与占候。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与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相关的数术文献。《曹氏阴阳》作为最早以“阴阳”命名的著作，阐述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辩证观点;《禁》《三十时》《迎四时》《不时之应》等载四时农政与禁忌,体现“顺时施政”的智慧。《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以天地、八风、五行、日辰、五音等要素占测战争胜负,是古代兵阴阳学说的典型实践。《相狗方》则基于形体特征评估猎狗优劣,体现了古人观察自然的经验智慧。这批竹简文献作为先秦至汉初思想文化与实用技术的珍贵遗存,为研究早期中国数术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曹氏阴阳,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三十时,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此篇用短简书写，竹简原长约18CM，当是汉代之八寸简。本篇记述以天地、八风、五行、日辰、五音等占算战争胜负的方法。

(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西汉,1972年银雀山—号墓出土)

　　汉初的日历《七年视日》。古代有按年月日干支顺序排列的日历，使用者通常在日历上记录重要事件或着行程，类似今天的“备忘录”。当时叫“质日”“视日”，也曾被称为“历谱”。银雀山汉简《七年视日》为汉武帝建元七年（前134年）全年的日历。第一简纪年，第二简纪月，以十月为岁首，置闰九月于岁尾，共十三个月，实证了汉太初改历之前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第三至三十二简记日。除记冬日至、夏日至等节气，还注有腊、初伏、反支等历注。其所记当年十二月、正月蝉联大尽，纠正了宋代《资治通鉴目录》中的千年误载，对考订历史年代，有重要意义。

(七年视日,西汉,1972年银雀山二号墓出土)

　　屈原之后的辞赋《唐勒》。本篇为赋体，陈述唐勒与宋玉在楚襄王前议论御马之术的高下。《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或以为此篇即其中之一。 但赋体通例，凡二人或数人共论一事，多以先发言者为客，后发言者为主。此篇文字虽不全，但篇首明言“唐勒先称”，疑非唐勒所作，而为宋玉佚赋，或为战国至汉初间人所拟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唐勒,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作酱法,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相犬之术《相狗方》。狩猎须用良犬。《吕氏春秋》载，齐国有个猎人终日无所获，究其原因，在于“狗恶”——猎犬品质不佳，能力不足。先秦时期，最负盛名的猎犬当属“韩卢”，即韩国驯育的黑色名犬。《战国策》誉其为“天下之壮犬”。齐国在当时也有“韩卢”。汉代《新序》载:“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汉代画像石生动展现了猎犬的英姿:或疾追兔鹿雉猪，或咬住猎物后腿，或蹲瓯待命，尽显猎犬之机敏勇猛。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相狗之术的历史同样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天官》设“犬人”一职专司相犬，《吕氏春秋·士容》亦载“齐有善相狗者”。银雀山汉简《相狗方》详细记载了通过观察犬只的头、目、肩、脚、颈、膝、毛等体貌特征，以及起卧姿势来鉴别优劣的方法。简文中多次出现“及大禽”“及中禽”等语句，揭示出相犬的主要目的在于挑选优质猎犬。《汉书·艺文志》记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当包含相狗内容，而阜阳汉简也有《相狗经》，足见汉代相狗之术已相当成熟。

(相狗方,西汉,1972年银雀山一号墓出土) (绿釉陶狗,汉,高唐东固河出土)

简牍作为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核心记忆载体,它们不仅是补史之阙的珍贵文献,更是照见古人智慧的精神镜像。作为铭刻着中华文明基因的文化遗产,银雀山汉简兼具典籍与文物的双重属性,既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更是见证文明传承的考古实证。竹简虽微，大道存焉。在这里,每一道墨痕都是先民智慧的密码,每一枚简牍都在诉说永恒的文化传奇。
　　至此，一天的山东博物馆观展结束。充实满足的一天。

(闭馆前的山东博物馆) (逛完博物馆的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