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湖州 | 水墨竹影照千年——苏轼与湖州的三重生命对话

红火

水墨竹影照千年——苏轼与湖州的三重生命对话<br>子 安(福建)<br>在北宋文人的星空中,苏轼是一颗永远璀璨的北极星。元丰二年(1079)四月,这位四十三岁的文豪踏上了湖州这片浸润着苕溪水汽的土地。彼时的他未曾料到,短短三个月的知州任期,竟在中华文化长河中激荡出千年回响。湖州不仅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更以清绝山水与人事浮沉,在苏轼的生命中镌刻下三重印记:作为官员的困顿,作为文人的觉醒,作为思想者的涅槃。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太湖烟波与墨竹疏影中徐徐展开。<br> 乌台惊雷:宦海沉浮中的湖州劫波<br>元丰二年的湖州官衙,见证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政治风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一句“愚不适时”的谦辞,被新党解读为“愚弄朝廷”的罪证。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差役破门而入,将正在整理文同《墨竹图》题跋的苏轼押解 ▲苏轼醉卧像(湖州爱山台遗址) <br> 湖州百日,恰似苏轼政治生命的缩影。从“碧澜堂上看衔舻”的治世理想,到“孤舟任斜横”的宦海浮沉,太湖的浩渺烟波教会他“外似中已非”的生存智慧。这种矛盾中的坚守,在苏轼后来的诗词中,升华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越。 <br> 墨竹新声: 艺术觉醒中的湖州范式 <br> 在湖州府衙的某个雨夜,苏轼摩挲着文同遗留的《筼筜谷偃竹图》,将“胸有成竹”的艺术哲学凝练成永恒的美学命题。这对相差十八岁的忘年交,以墨竹为载体,在湖州完成了文人画的范式革命。文同笔下“千篁万玉”的写实风骨,经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理念提纯,终使墨竹脱离匠气,成为士大夫的精神图腾。 ▲郑板桥作《筼筜谷偃竹图》 <br> 这种艺术觉醒渗透在苏轼的湖州诗文中。《端午遍游诸寺》中“卞峰照城郭,震泽浮云天”的雄浑,与《墨妙亭记》“山水清远,寡求不争”的静谧,共同构建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美学体系。他甚至在宴饮间隙写下“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的俚趣,将日常烟火升华为诗意栖居。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自由,在《寒食帖》的笔墨激荡中达到巅峰——那些在黄州追忆湖州劫难的字迹,恰似风雨中的墨竹,在困顿中生长出艺术的生命力。 湖州竹派的艺术革命,本质是文人精神的自觉。当苏轼在碧澜堂写下“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名一时”时,不仅确立了中国绘画的新传统,更开创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人艺术范式。这种范式经由赵孟頫、吴昌硕等湖州文脉传承,至今仍在“中国书画第一村”莲花庄的粉墙黛瓦间生生不息。 苕溪余响: 文化基因中的湖州密码 <br> 北宋宣和二年(1120)《宣和画谱》将“墨竹”单列画科,标志着湖州竹派的官方认证。但苏轼留给湖州的文化密码,远不止于艺术领域。当他在飞英塔顶写下“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时,已为这座江南古城注入了“超然物外”的精神基因。这种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异重组:明代宋克在太湖畔绘就“雨叠烟森”的墨竹,民国时期陈英士在苕溪边点燃革命火种,当代“绿水青山”理念在太湖南岸萌芽,本质上都是苏轼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 苏轼在湖州创造的“清绝”美学,与当代生态城市理念存在深层共鸣;他“息讼平刑”的治理智慧,暗合现代社区营造原理;甚至“百坦”方言中从容的生活哲学,也能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找到源头。这种古今对话,在太湖大学堂的晨钟暮鼓中,在文创园的竹纤维工艺品里,重构着城市的文化记忆。 今日苕溪两岸,苏轼的文化基因已融入城市肌理。当游人在墨妙亭端详古碑,在飞英塔顶远眺太湖时,他们触摸的不仅是历史遗存,更是苏轼用三重生命印记构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里既有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又有艺术家的创造激情,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生存智慧。 千年时光流转,苏轼与湖州的对话从未停歇。从乌台诗案的惊雷到墨竹清影的私语,从苕溪泛舟的闲适到文化基因的传承,这场对话始终在三个维度展开:在历史现场重构士人精神,在艺术创造中觉醒文化自觉,在基因传承里寻找现代性转化。当太湖的烟雨再次沾湿《墨妙亭记》的复制碑刻,我们终于懂得:苏轼留给湖州的,不是凝固的传说,而是永恒生长的文化生命体。 <br> <br> 作者简介 子 安,原名陈旺源,福建漳州人,现居厦门,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博爱》《福建文学》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