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滨的故事》（一）——童年回忆

踏遍青山

《洪滨的故事》自述

引子

壬寅年是我本命年，将迎来72周岁的生日。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回忆总是如影随形，思前想后，夜不能寐。或许是家中那些尘封已久的老照片，拨动了心弦，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该做点什么了。于是我决定写一篇“我的人生纪实”，将那些美好的和不怎么美好的往事——记录下来，即是为了宣泄感情，也是为了慰藉自己的心灵。

正当冥思苦想，构思提纲之际，央视一套的开年大剧《人世间》热播，反响热烈,收视率创下了8年来的新高。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描绘了近50年人生中的跌宕起伏，写尽了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 在人间烟火中处，他彰显了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发了情怀和热望。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成，他的《父亲》《慈母情深》《兄长》等作品让我深有共鸣，仿佛写的就是我的身世。这种情感的共鸣，让我再也按耐不住写作的欲望，决定动笔写下自己的人生……

动笔后的一天，孙女看我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好奇地凑过来看了一眼，问到：“奶奶，你还要写作文呀？”我笑着回答：“是啊！人家文人写诗歌，作家写小说，名人写回忆录，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就坐家写作文呗。”

打开尘封的记忆，历史仿佛闸门的洪水奔涌而出，陈年往事历历在目。只要将哪些散落的碎片拾起，用文字加以组合和提炼，便能勾勒出一副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我想把“作文”留给家人、亲人、同学和朋友，更想留给自己的内心，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让我回忆许许多多的往事……

（一）儿时记忆

一、故乡哈尔滨

哈尔滨这座美丽的城市，被称作“冰城”。也被誉为“天鹅颈下的明珠”，还有更好听的称呼：“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

哈尔滨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过城墙。清朝时还是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工商业及人口开始在哈尔滨一带聚集，至1898年初具城市规模，成为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当时因为修筑了中东铁路，将江南岸划为了铁路附属地，成为埠头区。1946年哈尔滨解放，埠头区改名为道里区，这个道就是中东铁道的“道”。铁道以西为道里区，铁道以东为道外区，南部线以南的高岗地（秦家岗），也就叫做南岗区了。

三个区中最好的地段是道里区，市政府的所在地。有繁华的商贸群，“中央大街”驰名中外，整条街三四里长，由“馒头石”铺成，汇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等风格的豪华俄式建筑，尽显独特的欧陆风情，是国内罕见的一条建筑艺术长廊，有着传统的历史基韵和文化内涵，曾被称作是东方的莫斯科。冬天，冰雪覆盖的哈尔滨，宛如一位披着银装的少女，静静地伫立松花江畔。

道里与道外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道外区，当地人喜欢称为“老道外”，它是哈尔滨的发源地，金代时就是放牧的草场和捕鱼的滩头。老道外，主要有道外二道街、三道街两条步行街，为防地面塌陷，街道大多是石头铺就。街两边有不少百年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大多是清瓦砖墙、白灰勾缝、砖木结构、雕花围檐的二三层红砖小楼。那里烙印着哈尔滨百姓的日常烟火气，镌刻着她发展的历史脚印，记录着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

头道街的“四百”、六道街的“同济商场”、三道街的“松光影院”和五道街的“大众浴池”，提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儿时这些地方我都去逛过。有个大叔在影院上班，还常去蹭看不花钱的电影。松光影院里，昏暗的灯光下，银幕上黑白画面映照着观众的脸庞，空气中弥漫着爆米花的香气。每当电影高潮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荧幕上的对白在耳边回荡。过年时，也会去一趟花三毛钱的“澡堂子”过瘾。在热气腾腾的水雾中，大人们聊着家常，孩子们在水雾中嬉戏打闹。要泡透了才能把身上的泥都搓掉，“搓澡”的感觉太舒服了，好像身上轻了好几斤呢，那种温暖的感觉至今难忘。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儿时的足迹和回忆。

解放后哈尔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央大街依旧繁华，而道外区也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那些老建筑、老街道依然保留着昔日风貌，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未来。

在老道外的桃花巷、景阳街、染房胡同这一片，做小买卖的穷人居多，街道也不整齐，大部分都住在大杂院里。1950年，冬月十五那天（阳历12月23日）道外桃花巷31号，这个大杂院东北角一间8平米的小屋里，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这就是我来到了人世间。

1951年的我

感谢父母在那个年代，给一个贫民的女儿留下这张不满周岁，虎头虎脑的照片。这张照片不仅是我来到人世间的见证，更是父母在那个艰难地年代里，给与我最珍贵的礼物。每当我看到它，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感激与怀念。感激这片土地，让我在贫瘠的岁月中，依旧拥有如此丰富的回忆。

大院有百十户人家，有前后两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院中还零七八落的盖了好多小平房，有砖房也有土坯房，大院里的房子像“鸽子窝”一样挤在一起，仿佛每一户人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空间。

大院中间有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冬天，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欢笑声回荡在这个大院。而到了夏天，空地上又成了我们捉迷藏、跳皮筋的战场。每当夜幕来临，大人们坐在门口聊天，孩子们则在空地上追逐嬉戏，直到母亲们喊我们回家吃饭。

大院里只有一个厕所。名为厕所，实际就是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大木板房里，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有4米见方2米深），地平面搭上很多块厚厚的木板，隔几块板中间留一条20公分的缝，就是一个便坑，用青砖板一隔就男女厕所。冬天里，木板冻上冰，很滑，人们上厕所总是战战兢兢的，真怕掉下去。有些老人不敢上，只好便在家里的便罐再去到。掏厕所更是一件难事，零下30度，下面冻住了，掏粪工要下去用镐刨开，再一块块扛上来，装车运走，真是难为他们了。可这也是平民百姓曾经的日子。尽管生活条件简陋，在这片拥挤是“鸽子窝”里，却有着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老道外，是当年“闯关东”的爷们创建和守卫的家园。他们从山东、河北等地跋山涉水来到这片黑土地，用勤劳和智慧开辟了新的生活。而这片土地，也成为了我们这些后辈成长的摇篮。

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儿时的哈尔滨，心中总是泛起阵阵涟漪。那些街道、那些建筑、那些人和事，仿佛就在昨日。老道外的大院，不仅是我童年的摇篮，更是我心中的故乡。回想起那些日子，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感激与怀念。哈尔滨，我多么爱你，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故乡。

二、父亲母亲

我家祖籍山东省海阳县辛安镇瓦罐窑村人。瓦罐窑村的土坯房错落有致，村口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父亲这辈儿兄妹三个，伯父、爸爸和姑姑。家里不富裕，为求生存，祖母带着三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闯关东，终于在黑龙江的黑河站稳了脚跟。在那儿种地养家糊口，几年后迁至哈尔滨道外区南马路定居。哈尔滨的南马路则是另一番景象，街道宽阔，马路中间，摩电车来回的穿梭，充满了城市的活力。

听母亲说，父亲21岁时随祖母回老家山东娶亲。姥爷家在茂梓集村，开了个小酒作坊。母亲长得很俊俏，尖尖的下巴微低着头，两个大眼睛水灵灵的，因家里劳力不多人手不够，26岁还没出嫁。姥爷原本为妈妈说了一门亲事，是同村赵家的老三叫赵恒三，比我妈小两岁，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还未过门。时逢我祖母回乡，托人提亲，姥爷权衡利弊，王家在东北哈尔滨落了根，女儿嫁过去绝不会亏着，而赵家毕竟是一农户，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还是让闺女进城去比较牢靠。于是备了丰厚的嫁妆，随着花轿一起抬到了瓦罐窑村，让两个从未谋面的新人拜堂成亲。母亲虽然心中对赵恒三念念不忘，但看到父亲高大挺拔的身影和温和的笑容，心中也渐渐生出一丝安慰。她知道，这段婚姻或许不是她最初的选择，但既然已成定局，她只能默默接受。赵恒三得此消息，伤感得不想再娶媳妇。

母亲大父亲5岁，一个属虎一个属鸡。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比父亲大五岁的妻子就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父亲婚后一直是很享福的。两年后我哥出生，取名“鸿义”，哥两岁时一家三口回到哈尔滨，在离南马路不远的桃花巷31号安家落户。哥哥被接到南马路祖母家住，那时家中还算殷实，日常用度不太发愁，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子，得到奶奶的百般宠爱。

旧社会的媳妇难当，母亲的境遇也是这样。虽说自己在桃花巷有个小家，却不能自由的过自家日子，每天起早贪黑的到南马路奶奶家去，不仅要伺候一大家人的吃喝，收拾屋子洗衣服，还要受婆婆、小姑子的气。饭菜做完摆好后，妈妈不能上桌，只能悄悄地躲到楼道平台上等时光。每天只能干在前头吃在后头，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才能回桃花巷，给父亲洗洗涮涮伺候睡下，自己才能歇息。尽管奶奶对母亲百般挑剔，但母亲从未在父亲面前抱怨过一句。母亲知道，作为媳妇，她只能忍气吞声，不能有半点反抗。父亲虽然享受着母亲的照顾，但他也并非全然不知母亲的辛苦，出于无奈，也只能轻声的安慰几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母亲心中，却是难得的温暖。

哥哥出生后，母亲一直未再育，对此奶奶很不满意。幸亏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夜深人静时，她常常独坐窗前，望着天上的月亮，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她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够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母亲过了10年。 母亲41岁生了我，那年是虎年，因奶奶属虎，父亲和哥哥也属虎，我出生那年奶奶去世，迷信说法“三虎不见面”，所以父亲认为我是克星，不祥之兆，很不待见我。

40年代的祖母

40-50年代的哈尔滨，生活并不容易。家里生计靠父亲干活维持，他曾在饭馆做老板的帮手；也与人合伙开过拌子厂；还在头道街租了一个摊位，卖妈妈做的山东包子。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为了生计奔波劳碌，只为了能让家人吃上一口饱饭。生活的重担让他变得沉默寡言。他总是穿一件大褂，脸上很少有笑容，他虽然他对哥哥还算温和，但对我却总是冷冰冰的。记得有一次，爸爸歪躺在炕上歇息，我看他没事儿就凑过去小声说：“爸，你陪我玩儿会呗。”爸眯着眼没吱声，我用手摇了下他的胳膊，又说了一句“你陪我玩儿会儿嘛，就一会儿。”爸爸睁开眼，看了看我，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去！别烦我！” 我不高兴地说“别家的爸爸都陪他们玩儿，就你不！”我委屈地哭了，越哭越伤心，爸爸不但没哄我，反而吼起来“去去！一边哭去！”顺脚把我踢下炕沿，我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委屈和孤独。母亲从外面跑进来，紧紧的把我搂在怀里：“摔坏了没？”眼里充满了泪水，仿佛想要用她的怀抱抚平我心中的伤痛。从来不敢大声说话的母亲真的急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愤怒，冲着父亲连珠炮似的吼起来：“她是你的娃呀！让你陪她玩儿会儿怎么啦？为什么把她踹到地上？摔坏了怎么办？”父亲自知理亏，小声嘟囔一句：“我睏了，没心思”。翻个身继续睡他的觉。我知道，母亲平时总是忍气吞声，但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忍受父亲对我的冷漠。虽说那年我不大，但这件事记忆犹新，父亲的冷漠像一把刀，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得到父亲的疼爱，而我却连一个简单的陪伴都得不到。从那天起，我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深深地畏惧，甚至不敢接近他。哥哥作为家中的长子，得到父亲和奶奶的宠爱。每当看到父亲对哥哥温和的笑容，心中总是充满了羡慕和嫉妒。我知道，作为女孩，我永远无法得到父亲的疼爱。多年后，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依然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理解父亲的压力和无奈，但那些冷漠的眼神和严厉的话语，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力。或许父亲并非不爱我，只是生活的重担让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

50年代初 父亲王先河

后来母亲多次告诉我，那时候因父亲长期劳碌得了胃癌，心情一直不好。在我6岁那年，就过早的逝去，我母亲的命好苦啊。父亲走后，我们的日子更加艰难。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身开始忙碌，给人看小孩、糊纸盒、挑猪鬃.....她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撑起了这个家。

母亲个子不高，是个小脚，走路时小脚一扭一扭的，显得格外艰难。她的头发总是盘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小卷儿，身上穿的偏襟衫和肥大的裤子虽然朴素，但总是干干净净的。她的手指粗糙，布满了老茧，但动作却十分灵巧，无论是纳鞋底还是缝补衣物，都是那么娴熟。

50年代 母亲王刘氏

母亲从没穿过买的鞋，都是自己做，家里家外有忙不完的活。做鞋要废布浆糊打袼褙、多层粘合、裁鞋帮鞋底，溜边合成、才能纳鞋底。夏日里放学后，我常常和母亲一起坐在房檐下纳鞋底。她总是招呼我坐下，递给我骨头坠和一把麻，教我打麻绳。我学着她的样子，一边续麻一边转坠，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母亲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有时还让我接过鞋底接着纳，我很乐意干。在鞋底上看准位置扎一锥子，用很粗的针把麻绳带过去，然后用锥子把儿绕两下把麻绳拉紧，时不时还拿锥子在头发上蹭两下继续纳，心想：蹭两下是在磨针吗？挺好玩儿的。我像个小大人似的，得到院里大娘大婶们的夸奖，心里总是美不滋的。久而久之我学会了不少女红，补袜子、缝内裤，溜边嵌缝，绣花的手艺也不在话下。母亲常说 “艺不压身”，总是鼓励我学习各种生活技能，并耐心地教我。长大后我才体会到，母亲用她的坚韧和勤劳，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她的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她的坚韧和乐观，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些技能是永远可以轻松携带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八岁那年，我开始替家里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倒泔水、劈拌子、生炉子、挑水……每次完成任务，我都会感到一种成就感，仿佛自己已经长大了。刚开始哥哥为我打了两个小号的水桶，长大一点儿就改挑大桶了。水站在大院的后角门外，距离我家有200多米远，后脚门有一个高高的门槛，还有一个坡，起初我只能把灌满水的桶一个一个拎过去再挑。要强的心理驱使我试着直接挑水过门槛，但个子太矮，前面水桶一抬高，后面水桶就磕地，经过几次尝试，都不行，后来我让哥哥把扁担上的钩绳去短了一截，终于如愿以偿，能挑着水过门槛了。妈妈见我挑着水，晃晃悠悠的走到家门口，赶紧迎出来，一边帮我往缸里倒水，一边拿着毛巾为我擦汗，她的眼里满是心疼，轻声说：“真难为你了，闺女真能干，一会妈给你个馒头。”这是妈对我的最大奖励，也是我感到最温暖的时刻。院儿里大娘大婶都夸我能吃苦耐劳，自然心里很美。

50年代，生活并不容易，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但母亲把家安排得井井有条，粗细粮搭配。哥哥放假时去挖野菜，上树撸榆树叶，母亲做成菜团子。那时高粱米大碴子管够，大米一年也吃不了几顿，馒头是混合面做的，可香了。妈妈把放馒头的竹篮，挂在外屋的房梁上，我放学了，抬头望着那篮子，用祈盼的神情摇着妈妈的手说：“妈，我饿了。”她会取下篮子掰一小块给我解馋，嘴里还说着：“等你哥回来一块儿吃。”

母亲用她的坚韧和勤劳，我们都看在眼里。她的付出或许没有得到太多的回报，但她的爱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如今想起这些，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敬意。

三、哥哥嫂嫂

1951年 哥哥王鸿义和我

哥哥大我十二岁，是家里的强劳力。高高的个子，有1米83，梳着时尚的分头，五官端正，高高的鼻梁和完美的脸型，让他显得格外英俊。他不仅是家里的强劳力，还是家中的顶梁柱。

哥哥不仅学习好，还肩负着养家的重任。1956年他考上电机制造中专学校，是住校生，享受每月10.05元的助学金，减轻了家里一些负担。1958年他即将毕业，学校老师来家做工作，希望保送他上大学。50年代教育资源资源匮乏，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并不多，哥哥和嫂子都是有志向的好学生，嫂子找到母亲，坚定的说“大娘，我和王殿明俩一定要出一个大学生，你一定要支持他呀，我工作了，你放心吧，我可以帮助他完成学业。”她知道，哥哥的学业不仅是他个人的前途，也是家庭的希望啊。母亲虽然担心家里的生计，但在学校和嫂子的劝说下，最终同意让哥哥继续深造。嫂子不仅赢得了母亲的认可，还用自己的智慧和善良帮助家庭度过了难关。

那年，哥嫂在谈恋爱了。自小是邻居，也算是青梅竹马了，都是属虎的。嫂子除了个子矮一点儿，只有1米58，有点儿胖，头上梳两条长长的大辫儿，一笑起来很甜，开朗大方很会说话，大娘大娘的叫着，母亲心里早就认可了她。那年，嫂子也面临有上大学的机会。她家有弟妹共十个孩子，她是老大。虽然爸爸是技术八级工，挣钱多一些，但十个孩子的经济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她妈说：“十个孩子数你上学最多，绝不能再上了。”家里不同意，她只好放弃，决定保我哥一人深造，这样我哥才有幸走进了电工学院的校门。

1960年 嫂子栗秀娟和我

有一年夏天，我随哥嫂子去江边洗衣服，带着一个包袱、洋铁盆、棒槌和肥皂。江边有好多洗衣服的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儿挤进去，拿出要洗的被单、衣服，在流动的江水里浸湿，放到石头上打肥皂，就用棒槌开始敲，我抢着说：“这活儿好干，我来吧。”哥笑着说：“你不行，捶衣服是要用巧劲的。”边说边给我做示范：右手一边捶左手一边翻。继续说：“不能轻也不能重，不然捶到石头上衣服可就破了。”我学着他的样干起来，一会儿就捶了一大堆，哥嫂拿去揉了揉，再到江里去投干净，然后两人站在石头上弯腰把它拧干，拿到江沿大堤上去晾晒。

哥对嫂子说：“你先看着吧，我和洪滨下去游个泳。”原来哥还带了自制的泳衣泳裤。说完我俩就往上游走了两里地，换好泳衣到了江边。天太热了，一跳到水里，“哎呀，真凉快！”我边说边往身上撩水，哥歪头看了看我，笑着说：“你不是总吹会游泳吗？敢不敢和我游到对岸去？”“啊，你敢我就敢！”心想：我在江叉子可以游一千多米，在松花江是从上往下游，活水浮力大，应该没问题。哥问：“你游什么泳姿？”“我只会蛙泳。”哥说他蛙泳、自由泳都会，在江里游泳不能图快，顺着江流慢慢向对岸游。说完又喊了一声：“我在前面你跟着，游不动了就仰泳，漂着歇会儿，一定要把握方向，尽量向对岸游，可不要给冲跑了。”只见他一头扎进水里，向前游了五六米，仰头出来换口气，又继续斜着向前……我紧跟着不敢落下，毕竟是第一次到大江大河。哥在前面不时地回头看着我。只见哥变换了一下姿势，左臂向前伸直，脑袋测贴在大臂上，右臂向前划水，看上去有点像自由泳，但只是一边换气。我紧追不舍，游啊游……真有点累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脚下终于踩到了沙滩，我高兴的要跳起来了：“哥，咱们到了！”哥这时才舒了一口气，笑了。

当我们游回来时，只见嫂子都快急死了，东张西望的一直在找我们，嘴里喊着：“快两个小时了，你们游哪儿去了？连个影儿都不见？快吓死我了。”我连忙回答：“我们游到太阳岛那边了。”嫂子惊讶的说：“那可是横渡松花江了呀，太了不起了！要是妈知道又要骂你们了。”

哥哥与嫂子1961年成婚，育有二子一女，一辈子恩恩爱爱60多年。用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共同撑起了这个家。他们的付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家庭带来了希望。嫂子的美是一种内在的美，与我哥相比，智商与情商都不逊色，情商还更强一些，要不然当年我哥怎么会选上她呢。嫂子与母亲和睦相处了半辈子，一直是五好家庭的典范，很是受人羡慕。

四、苦乐童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它是美好的。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件趣事，常把我带入难忘的回忆。

8平米的家，火炕就占了三分之一。炕面是用带花的油纸糊的，一面墙上还贴满了报纸和年画。虽然空间狭小，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只要不是生病，母亲从不允许我白天歪躺在炕上，只要那样，就会抄起扫帚把打我，口里边喊着：“起来！哪有姑娘家这么歪斜着躺炕上的，不象个样儿……”，这条规矩一直伴我长大。

隔壁家的香兰、丽文是与我一起长大的玩伴，也是小学同学，经常来我家的小炕上玩抓旮旯哈，一边扔沙包一边抓，看谁抓的分高，有时吵吵闹闹，有时嘻嘻哈哈，小炕成了我们玩耍的空间，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当时并没觉得家小，倒觉得暖暖和和挺好的。

我自小就是一个男孩儿性格，非常好动，和同伴儿们玩耍也总爱惹事生非，少不了挨妈妈的笤帚疙瘩。60年代生活艰苦，虽然没有现代化是玩具，但跳皮筋儿、扔沙包、踢毽子等游戏让我们乐此不疲。有时还恶作剧，一次放学我拉着香兰的手，故意让她闭上眼睛往前走，结果撞在前面两轮推车的扶手上，头上撞出一个大包，我还哈哈大笑，气的她追着我打，追到家，我反锁上门，她脱下鞋拍碎了我家的门玻璃，母亲气的要命。香兰妈上门来评理，我自知理亏向母亲求饶，她二话不说，罚跪、趴炕沿，抡起扫帚狠狠的打，要我向张婶和香兰赔礼道歉，屁股肿得好几天都不能平躺。

儿时玩伴：

后排长辫香兰 前排短辫丽文

九岁那年，偷偷带着丽文、香兰几个伙伴到松花江的一个江叉子学游泳，那儿没有激流，我们几个都没有泳衣，穿着贴身的内裤和背心就跳下去了。开始几次，我们只在边上不敢往里去，学会换气后，就试着往里游。过些天胆子越来越大，一气儿能游一大圈，大约有100多米，再后来争强好胜，从400米游到800米。次数多了，被家长们知道，告到我家，母亲又狠狠的打了我，边打边念：“你自个淹死也就算了，还带那么多孩子，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口里喊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的先河呀！……”妈妈泪如雨下，吓得我一声不敢吭，趴在炕沿上一动不动，也不肯赔不是，心里还不服气呢：游泳咋的啦，又不是坏事。以后照去不误，秉性难易，想干的事依旧。

不久，我发现骑车挺好玩儿，向大叔借了个二八自行车，个子矮跨不了大梁，就掏裆骑，开始在院里练，不知摔了多少次，只要车不坏就继续骑，终于学会了。后来能上马路一直能骑到大姑家。冬天路面上都是冰雪，不知道怕，从不畏惧。由于我生性好动，上课也受到影响，学习成绩很一般，到了三年级才戴上红领巾。

母亲的严厉教育，让我懂得了规矩和礼貌，而童年的趣事则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岁的我

五、思念舅舅

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我生活中有两个舅舅，（二舅和三舅）最为难忘。二舅刘子光是我家不出五服的亲戚，是我妈的堂兄。二舅家住在哈市顾乡屯一个独门独院。院子里养着一条护院的大狼狗，那狗一见人就往上窜，还叫个不停，一般人不敢靠近，所以总是被根铁链子拴着。一次母亲让我去二舅家探望，一听见狗叫，二舅母赶紧跑出来接我，热情地拽着我的手往屋里让，嘴里喃喃的念叨着：“哎吆我的娘啊，俺嫚儿长这么高了，恁娘可好啊？快上炕！”一口的山东味儿，和我妈一个腔调，听着可亲切了。房间很大，屋里亮堂堂的，一个大通炕有四米宽，炕上摆个炕桌，招呼着端上南瓜、白薯、老玉米，“快尝尝，新鲜的。”说着在炕上盘腿一坐，嘘寒问暖的唠起家常来 。二舅母那么和蔼可亲，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二舅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剃个光头，总爱开玩笑，一来我家满屋子的欢声笑语。他精明能干，在粮食局上班，不时地送一些内部优惠的袋装白面和酒，时常还塞给我妈一点零用钱，困难时期，可谓雪中送炭，是家中最受欢迎的人。二表姐三表姐也会常来，我爸最喜欢二姐了，每周放假都让她来，吃我妈做的包子，三姐的到来最让我兴奋，一来就背上我东串西串地去找同学玩儿，还总会有好吃的惊喜。

三舅赵恒三与二舅不同，他不是我家亲戚，是妈妈老家的发小，妈妈让我们叫他三舅。解放初他独自一人到哈尔滨谋生，学了一门手艺，曾在苏联人的一个军用机场做西餐，苏联人撤走后，在道里安和街影院系统做后勤。自从爸爸去世，三舅成了暗夜里唯一的烛火。母亲说，三舅是个很念旧情的人，心地善良，一直是解囊相助，帮我家度过了那几年的困难时期。从我记事起，三舅每周都来我家住两天，他每周来时，布兜里总藏着惊喜，有时带块苏联列巴，有时会买根冰棍，这是我最爱吃的。三舅是个好脾气，整天笑眯眯的，把我扛在肩头满院子转，开心极了。八九岁时，我特喜欢去道里他的单位，给他送母亲做的包子，他会高兴的塞给我一把糖，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他是我最可亲的人。

可1960年的秋天，这盏灯终究熄了。肺心病像贪婪的兽，啃噬着他最后的呼吸。妈妈整日整夜的陪伴着，病在三舅的身上，痛在母亲的心上，真是撕心裂肺啊。三舅攥着母亲的手，把铁皮盒塞进她的手，里头是攒了三个月的粮票，皱巴巴的纸角还沾着血沫。嫂子安排三舅住进了医院，用尽了好药也无济于事，他走了……

出殡那天，母亲不让我随行，我悲痛欲绝，嚎啕大哭，忍不住和母亲厮打起来……三舅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始终挥之不去，他的形象如老照片那样，在时光中永恒鲜活，深深的印在我心底。

1959年 三舅赵恒三

六、伯父伯母

直系亲属中，伯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听妈妈讲，伯父自小脾气倔强，19岁和奶奶拌嘴挨了打，一赌气跑过黑河，到了苏联的“六十四屯”。没有文化的他，在那儿只能靠卖苦力为生。伯父一人在苏联打工，30岁那年经朋友介绍，从孤儿院领回一个小他15岁的山东姑娘，后来成了我的伯母。伯母是山东莱阳人，解放前随父母闯关东，流落到苏联，一家人失散后，她和弟弟被收留进了孤儿院。父母和姐姐几经周折，由苏联回国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1954年 伯父王先江 伯母孙三嫚

与朋友的孩子

1955年，伯父与伯母由苏联回国，原本想到哈尔滨与我们团聚，后经好心人指点，安置到了北京，华侨接待处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和工作。家里人想，大伯在北京，日后可以沾上点光。可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父亲得了胃癌，已病入膏肓。父亲想要叶落归根，伯父母陪我们一起回了山东老家，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回祖籍地。在老家寻医问药一年有余，各种名医药方都试过，却于事无补，父亲病故。伯父母临走时，留下一些资助我哥上学的钱，便回了北京。

父亲和三舅相继去世后，家境越发困难。大伯一直无儿无女，看我们孤儿寡母不容易，便提议让我来北京，有过继的意思。开始母亲有些舍不得，家里人商量认为，虽说家中只有两个孩子，也比较单薄，可大伯那儿条件好又是在首都，为啥不去呢？妈妈一想也是啊，家里日子紧巴巴的，反正都是老王家的根儿，走就走吧。

我觉得家里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生活在一起也其乐融融，是不是因为属虎，舍得把我送人？我真的是不祥之兆吗？总归事情是定下来了。尽管舍不得离开母亲，但又想，我走了，家里少一个人吃饭，生活也能适当改善。再说自己能去北京见识见识，也是好事，毕竟那是首都啊。院里小伙伴们听说我要去北京，都羡慕极了。

1960年秋天，我10岁，第二次出远门，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母亲，离开故乡哈尔滨。临行前，母女俩恋恋不舍，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嘴里念叨着：“洪滨啊，你这个倔脾气，不知能不能和大爷处得来？一定要好好的……” 边说边抹着眼泪，哥哥劝到：“走就走吧，何必把分别搞的那么凄凉，还会回来的。”就这样由大姑带着我去了北京大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