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周年纪念：大连下放户

原野

大连下放户资料简介

　　1968年8月旅大市开始疏散城镇人口，动员大批城镇居民、知识青年及干部上山下乡。10月13日 旅大市革委会提出劳动工资工作抓两件大事。一是批判“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二是把在岗的临时工、合同工(共21630人)全部作辞退处理。

1969年1月旅大市革委会城镇人口下乡安置办公室成立(简称“下乡办”)。3月13日，市革委会在斯大林广场召开欢送第一批上山下乡人员大会。会后陆续下乡的有2万名临时工、合同工，3万名家属生产自救工和1万名劳动服务队人员。至1971年上半年，全市共动员26753户、119597名城镇人口下乡落户。1978年后，中共旅大市委、市革委会制定落实下乡人员政策的若干规定，逐步处理下乡人员遗留问题。至1990年末，经市下乡办批准，为121886名下乡人员(含下乡后所生子女5000多名)落实政策，办理回城或就地安置。仍在农村的约有5000多人。

另附大连“五七战士”资料：

1969年11月23日 ，旅大市革委会召开欢送首批插队落户干部奔赴农村大会。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将家属、户口、粮食和工资关系等一并带到农村。至1970年12月3日，全市下乡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等(统称“五·七战士”)共计3万余人。

　　1969年4月13日，母亲带领我们姐弟五人从旅大市甘井子区椒房街道下放到复县土城公社温家大队小付屯生产小队。父亲一个人留在了城里，住进工厂里的集体宿舍，我们家在村子里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大连下放户”，一个特殊的时代符号。母亲下乡前是在街道办的石矿工作，并没有在城里吃闲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城里工作的母亲下乡后成为在家里吃闲饭的农妇，因为当地家家户户里的农妇都是在家里做家务，没有到生产队打工的习俗。我知道母亲是被动员下乡的，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完全是出于主动的要求，而非被迫的选择。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贫农，文革开始后，虽然我的父亲作为一般领导干部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被打倒，因为他是业务干部，仍然坚持在岗位上工作，也许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母亲报名下乡是自己一个人的决定，那时父亲还在“学习班”里不让回家，只是下乡时才让回家送我们下乡。报名下乡是母亲心里最后悔、最痛心的伤疤，我不敢问母亲当时是报名下乡时是怎么想的，这也是我心中的一道难解的迷。

我们一家六口，消去了城市户口这一符号，这样，从形式上看，我们的上山下乡还是很光荣、很体面的事情。如果从“主动”上去理解，甚至还有点“积极”乃至“革命”的意味。我的发小同学多年聚会时还说，当时很羡慕我们家能下乡。发小们不知道，当我下乡不到四个月，我就利用夏季放假的时间回到大连街里，看到我家居住过的房子，想起曾在里面捉迷藏的画面，历历在目。我百感交集：城里的家真的没有了，回到故乡，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却找不到家了，从此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了，那滋味发小们是不会感受到的。

也许当时下乡的同学多，负责我们年级“宣传队”也是我的班主任刘云英老师领着我们年级宣传队拍摄了一张集体纪念照，也算弥补了我下乡后没有小学毕业照的遗憾。我们班在4月13日那天，一下子就有8名同学随家下乡，第二年又有几名同学下乡，其中九名同学都是下放到一个公社，我们大队有三名我的同班同学，其中的郭恒身同学和我们家还是一个生产队的。

后来人们在谈起这些“下放户”时往往以“五七战士”或“走五七”道路称代，这时我都要强调：我们是“下放户”，不是“走五七”道路，其实称呼“五七战士”不确切，确切的应该是“五七干部”，即干部走五七道路，那时有不少“五七干校”里的干部就是下乡锻炼的。但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想必还是有缘由的：“我们”都是全家从城市去到乡下。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其间的差别巨大。

“下放户”的大致构成是这样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被批斗、抄家等有政治问题的家庭；临时工、无业人员等非正规单位人员等，但我们家与这些都不算在内，大概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干部，是“走资派”，我的同学有三位都是干部子弟，跟我们家一样是母亲带领子女下乡，第二年，他们的父亲作为“五七战士”下乡，他们就从“下放户”子女变为“五七战士”子女，而我们家悲催的是，因为业务需要，本应列入下乡名单的父亲被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点名留下，理由是，财务处懂业务的都走了，谁干活？父亲留城不下乡了，我们家成了真正的下放户，但与其它下放户不同的是，我们家经济上不单纯靠生产队，虽然吃的是生产队分配的农产品，但我们还是靠父亲的工资生活。

不清楚当年动员城镇居民下放的“潜规则”是什么？大连于政礼的公众号发布一篇文章《母亲下乡为哪般 》，说他的母亲在1969年夏天，辞掉工作报名单身一人下乡。为此他到庄河农村探望母亲回来后，马上将母亲在乡下的具体情况向单位领导做了汇报，当时他是革委会常委兼工代会主任，立刻得到了军代表、干部代表的同情与支持，并以单位的名义向大连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打报告，要求调回母亲。“当时大连市下乡办设在五惠路，我将报告递上后，等待消息期间，我数次到下乡办催促和说明情况。很有意思的是，有位办事人员竟问我母亲是不是“黑五类分子”，我说不是，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她是党员家属。办事人员说，既然不是被羁押的黑五类强迫下乡，怎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自己下乡了，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欢送下放户下乡时的大标语还是称他们是“革命同志”。

除了个别下放户家里还有在城市里上班的以外，大部分的下放居民户，他们在失去城市原有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后，成为生产队的社员，必须在集体的农田干活，以“挣工分”为生。还有一些下放户，下放前他们本已受到歧视和管制，就是社会的“异类”，下放农村后继续被监督劳动，家属子女仍受政治牵连，连上学受教育机会都受限，因为不善于农活，生活更加困难，花光了有限的积蓄，鲜有城里亲友接济，只能生活于本已贫困的普通社员经济水平之下。

我们甘井子区椒房街道有一位解放前当过“日语”翻译的张姓男人，下放前在我母亲工作的街道石矿工作，单身一人也被“下放”，还有一位从学校下放的金姓单身男人，他们都下放到土城公社李大大队，我读书的学校在李大学校，多次见过这位日语翻译，我在城里就认识这位“日语”翻译，但他不认识我，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其艰苦程度可以想象。我们大队苗屯生产队有一家姓史的工程师，是我父亲大化厂的，也是因为有问题被开除公职后沦为“下放户”，其女儿是高三学生，也随家下乡并在本小队与一农民结婚，苗屯还有一家刘姓人家，下乡前跟我们家是一个居民委的，刘家姐妹俩都在农村里结婚了，她们的父母在城里时没有固定单位，她们家是靠挣工分生活的。我的同桌刘文财，文革时改名叫刘文武，他的父亲只是大化厂的一个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文革时被造反派抄家了，下乡时，他的父亲是武装押送到农村的，记得下乡半个月，刘文武还走了十多里路来我家串门，他还到我们的下放同学孙元山家，孙的父母热情款待了，四十多年后的同学聚会时，刘文财（此时他的名字改回来了）还念念不忘感谢孙的父母。1970年春，大连还有下放户到农村，我们生产队来了一户姓薛的“四类分子”，其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下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其母是家妇，薛家的大儿子是高中毕业后在大连外贸部门工作，好像说是听苏联电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队开批斗大会，他还得站在一边陪斗，薛家有一位初中毕业的女儿，下乡后在生产队劳动，薛家还有一个二弟在生产队劳动，六口之家完全靠挣工分生存，但一个工只有八分钱，让薛家无法生存，为了生存，薛家长子做主让妹妹嫁给生产队的队长，在这位队长女婿的帮助下，薛家才艰难的生存下去，不幸的是，薛母没有等到回城的日子就去世了，我直接记得她一脸愁容的样子，三年里，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笑脸，即使她到我们家借钱，也没有露出笑容，少年的我曾经想说，这是一个不会笑的女人。

下放户的子女经历了从城里到乡下的巨大落差，下乡后因生活困难，大部分都辍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父母不在城里吃闲饭，他们的子女到农村呆在家里吃闲饭了。我们班下乡到土城公社有九名同学，辍学的有六名同学，有的是在小学毕业时辍学了，有的是上公社高中（八年级）时辍学了，只有我们当初一起下乡的三名同学在高中时相遇，其中两位同学因为父亲第二年下乡，他们变身为“五七战士子女”了，高中班级里真正的下放户只有我一人。更悲催的是，好多下放户女儿嫁给了贫穷的当地农民，也有个别适婚的“五七战士”子女结婚的。我们家回城后有一位邻居是“五七战士”，回城时把他的儿媳妇改姓并以其女儿的身份一起回城。这也是走五七道路过程中的一桩奇葩。

不同于下放户的“五七战士”则是担任领导或在单位管理技术职位的下放家庭，他们有的受到冲击，有的没有被冲击却被干部走“五七道路”裹挟而下乡，他们下乡后依然保留公职，而且是正常领原来的工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保留公职，因为领工资，他们下乡后社会地位在贫困的乡村很高，受人敬重。并非“下放户”那样生活极端贫困，他们中有的就直接做了生产队的领导，有的做了知青点的带队师傅，有的以闲散的状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们生产队有四户“五七战士”，其中一户是回乡的，先后有二位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其中一位队长管理粗放，被社员称作“x虎子”队长，奇怪的是，他对我这个父亲在城里的少年一点也不照顾，他还是我父亲同一个工厂的，本来都是从城里下放来的，在农村还是邻居，应该同病相怜，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故意和我家过不去，有一次秋收前，我到家附近的小山坡前打猪草，也许是怀疑我可能偷吃地里的花生，这位“x虎子”队长居然跟在我后边紧紧盯着，气的我打了一捆草就回来。二十多年后，我上班路过甘井子公园时，看见已经退休的“x虎子”队长在花园遛弯，我们相互对视都认出来了对方，他想说话，我确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一闪而过。有些事可以原谅，有些事却难以谅解。而另一位“五七战士”队长则对我家很照顾，知道一个家妇领着一群孩子在农村的不易，能照顾的尽量照顾，多年以后，每每想起母亲还念念不忘。

在很多人眼中，能帮助料理家事、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的孩子是会被称赞的“懂事好孩子”。但人们却很少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是“需要帮助的对象”。去年看到日本有一本书《少年照护者》，其实“少年照护者”不是日本才有的问题，今时今日，这也是我们或许尚未关注，但已然存在的事实。其实，最近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随母下乡时就是一个“少年照护者”。1969年4月，还差几天我才到14周岁，就开始了不成熟的农家孩子的经历，此时还未意识到自己是“少年照护者”。因为父亲没有下放，我虽然有二个姐姐，但大姐在生产队劳动无力再干家里的农活，只有比我大一岁的二姐有时候帮我干些农活，虽然辛苦但又不能不承担起这副重担，家里有三分地的菜园需要我日常打理，还有将近一亩田的自留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私下里我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那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有的人也曾想主动帮助我干农活，但都被拒绝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私心，毕竟家里还有未出嫁的姐姐。没想到，下乡三年后，二十一岁的姐姐居然同意和本村的一个农村青年订婚，母亲坚决反对，我也坚决反对，但母亲最后无奈参加了姐姐的订婚宴，气得我把姐姐一顿骂。好在那家人没有继续纠缠，说，人家长子不同意，这场风波算是无声无息。住在本村的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主动让我姐姐到大队的小学校担任老师，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母亲这会儿着急了，不再顾家了，抛下我们姐弟，独自一人回到城里，发誓一定要把我们姐弟带回大连城里去，经过母亲到父亲的工厂再三上访，最终在工厂领导的帮助下，把我们家安排到工厂附件的郊区生产队。下乡容易回城难，受当时的政策限制，这也算是最好的安排。

今天，当知青以群体的名义获得广泛声誉，“五七战士”也以其独特身份进入史籍，而“下放户”则因其低微出身被湮没在历史深处。他们的付出和遭际，无人打捞无人认领，他们是那个年代最悲催的人群，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关注焦点在“牛棚”的那群有工资的人，不会想到还有一群比“牛棚”那群人更悲催的下放人群。

在我们下乡前，其中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指向为城市的无业居民，不是知识青年，而且当时的广播报纸积极配合，工厂、学校、街道也以各种形式宣传造势。其后，街道便开始组织人员入户动员。他们锁定目标，三番五次做工作，强调重大意义，强调非走不可的趋势，并暗示或明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别无选择。但仍以“动员”的形式进行。动员的对象是我的母亲。其时，我跟着姐姐读过几本描述农村生活的小说，不免有些对乡下生活的向往，对母亲报名下乡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比我大一岁的二姐态度则是坚决不同意下乡。那时我14岁，二姐也不过才15岁，弟弟和妹妹更小。我们的态度其实只徒具形式意义，这样我们就成为我们那个居民委第一批“下放户”。

　　该说说为什么街道会盯着我们家不放了。其实，现在我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家成为下乡对象，第一批没有我们家，为什么第二批就有了？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父亲是属于当权派，我们家，尤其是我们几个孩子，承受着一定的压力。记得，一听见大街上传来游街批斗的喇叭声，母亲就悄悄对我说，去看看有没有爸爸，当我兴冲冲的回家告诉母亲说：没有爸爸 ，母亲才如释重负的坐到床上！下乡前，父亲被关“学习班”40余天，家虽然没被抄，但父母早早把一些不祥之物丢掉了。这一年我读小学六年级，14岁了，在班级里还是班干部，似乎运动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压力。

下乡的头一天，我们的家当就被分散捆绑堆在一起，早上，父亲单位里来人帮忙装车，邻居们也在一边帮忙，三姨也一早来送行。母亲在围观装车的人群中发现一个一月前已经下乡的石矿女工友，她还是我发小同学的三姑，她们家是因为夫妻两人都没有固定工作单位而全家下乡，她小声的对母亲说：下乡的那个地方不好，你怎么会下放？母亲心里本来对下乡就不满意，此时后悔了，她问我：走不走？记得我当时说：都这么样了，不走行吗？而不走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母亲最终还是决定下乡了。记得下乡后，母亲还埋怨我说，当初你要不同意走，我们可以不走！我说，下乡的手续都办好了，不走行吗？母亲想想也是，以后再也没有说过我。倒是我二姐，想起来就埋怨母亲和我，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来。

我们一家六口带着随身物品随车到5公里开外的周水子火车站。这是一趟运送下放户的专列火车，每家都有半车厢的空间装家里物品，中午，我们一家随火车来到复县许屯火车站。一些汽车等在火车站前，我们每家每户被汽车送到附近的生产队。我们一家乘坐一辆解放牌汽车来到二十多里路外的小付屯，当车停在一农家院里时，母亲的脸色非常难看，连随行送我们家的街道干部都看不下去了，没有想到，农村根本不欢迎我们，正房没有人居住，却把不住人的东厢房倒出来让我家居住，事后才知道，房东还是生产队的队长。少年的我发现，此时的空气仿佛凝滞了，气氛紧张起来，母亲不说卸车，其他人也不敢动，僵持了好久，母亲对随行的街道干部一顿咆哮，我只记着一句：骗人！怎么能这么骗人。

　　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在曾经没人居住的厢房，我们一家睡下了，我只记得昏暗的小萤火虫似小油灯，一下子把我的心情带入地狱。长期习惯于电灯光亮的我们，一下子坠落到灰暗的世界。

备注：城镇户下放背景资料：

一户户城里的下放户被匆匆赶出故土、离开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城市，被逼无奈地离开了故乡，弱弱地问一句：难道城里已经容不下他们了吗？

疏散城镇人口，减轻城镇压力，一直是当年城市管理者的重要职责，1962年就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城镇人口下放运动，虽然也是积极动员，也有具体的动员对象，但那时的下放户大多是返乡职工和退职返乡职工，也有一些是个人退职返乡的，不同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城镇居民下放运动。

1968年的城镇居民大规模下乡，起始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号召，开始了城市人口上山下乡的高潮。这是当年在黄土高原的甘肃会宁县城，出现一个新闻人物王秀兰带领全家从城镇下乡时说的一句话，经过《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并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引起了全国轰动。奇怪的是，文章里引用毛主席的语录，是要求在城里的父母要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并没有动员城镇居民下放的指示，但是，各地却把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积极落实到动员城镇居民下放上面来，城市里的基层组织街道和居民委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按照不成文的“潜规则”，锁定下乡对象开始强迫的“动员”。1969年3日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大兵压境，局势紧张。借着这股气候，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中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高潮，同时中央大张旗鼓地动员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各行各业都组织人员下放；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又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又可以理解为防备国际上的反华敌对势力）并于18日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至此，疏散人口和下放干部在形势、意义上做足了舆论准备。据此中央于1969年冬季在全国展开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运作。而大连、南京等城市已经走到全国的前面，他们1969年初就开始了城镇居民下放运动。

始于1968年底的全家下放运动，首先轮到下放的绝大部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的人员家庭，普遍认为一旦与苏修打起仗来，少了这些人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如果说当初知青上山下乡可能是出于就业形势的压力，而并未“吃闲饭”的城镇居民无薪资全家下放，则是国内阶级斗争的继续，部分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举家下放，则是走五七道路的一种改造思想的运动。

50多年过去了，在国内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里，“下放户”这个群体不曾被人关注和很少反映过，那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晓。这个群体里许多当事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或生者不多，高龄的他们已丧失了记忆、无法说清过去，其后代们担心揭痕伤己、难以启齿，这个群体里人们所经历的故事越来越被淡忘。

下图：母亲下乡前登记的照片。

40军118师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邓岳将军，1968年，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旅大市革委会主任，不知道他当时知不知道大连下放户。

老照片是大连最早的全景照片西部部分，图中那片长条树林里有房屋的地方就是西青泥洼村、照片里西青泥洼村东面那片白色帐篷营地，估计是英法联军宿营地（1860年7月21日拍摄， 英 菲利斯比托摄）

历史文献剧《下放户群体调研报告》，于今年6月在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校内公演，这部以文献剧的形式再现了那段已被大多人遗忘和几乎湮灭的历史，提醒还生活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不能忘却那段不堪的历史 。

高教授对这一剧目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当代剧场的一个（被中国很多当代剧场所遗忘的）真正的作用，就是把发生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记忆，重要的历史片段记录下来，然后表达我们对它的一种想法。其实已经很多人、很多剧场没有再这么做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去做了，我们应该重新恢复剧场艺术它本来应该有的这样一种力量”。

南京下放户的概貌

南京“下放户”是1969年底至1970 年初，在半年时间里产生于南京市的特殊社会群体。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市共有3万多户，13.6万多人全家老老小小一起被迫离开城市，到苏北贫困地区落户务农。这其中有7000多人属干部下放，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依据是：其中相当部分户为夫妇双方均为干部身份），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3200人，下放后无收入家庭约占80%，下放户们到农村后的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此数据及相关图片来自南京市委宣传部2001年公开出版的《南京当代风采1949-2000》）

始于1968年下半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由学校和街道组织，以老三届中学生为主体、大批成长中的单身年轻人群体性的上山下乡迁移运动。而“下放户”是全家男女老少被注销城市户口，携带全部生活用品和家当，到完全陌生的苏北贫穷农村落户务农的人口迁移运动。其中属干部编制的暂时带着工资仍保留本人和未成年在学子女的商品粮供应，而大部分的下放居民户，他们在失去城市原有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后，成为生产队的社员，必须在集体的农田干活，以“挣工分”为生。

下放户面临着与知识青年群体一样和不一样的各种困难：一样的是这两个群体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文化、生活环境和城里不可同日而语，都从事着几乎没干过的艰苦农活；不一样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正值年轻勃发阶段且是单身一人，一人吃饱“全家饱”，万事无忧；而下放户则不然，其家中人员的体力、生活适应能力都更难于应付当年农村社队的劳动和生活，老人的看病就医，孩子的入学教育，与社员邻里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差异，都成为下放户必须面临的问题。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这些下放户中，还有许多在城市历次运动中背负了政治问题、受到曲解和戴“帽子”的人员，其中不乏曾经的中共干部或地下党被误解的成员、民国年代的抗日将领和老战士、旧政府的文职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被定为“四类分子”，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划为“九类”人的家庭，下放前他们本已受到歧视和管制，就是社会的“异类”，下放农村后继续被监督劳动，家属子女仍受政治牵连，受教育机会受限，因为不善于农活，生活更加困难，花光了有限的积蓄，鲜有城里亲友接济，只能生活于本已贫困的普通社员经济水平之下。

这场运动直到1979年前后市革委会才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分期分批地逐步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回城安置事宜。返回城市后，不少下放户家庭成员因为并未掌握适应时代需求的职业技能，子女没有受到或错过良好教育和缺乏现成的住房，加之年迈体弱、收入微薄，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仍处于窘困境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转发了甘肃会宁县城镇居民和部分知识靑年上山下乡的事迹，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城市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运动也即将开始，到1978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而当时这股浪潮并未触及到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下放，其背景是：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批示（可以理解为“文革”的斗争方向转移到针对国内的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1969年3日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大兵压境，局势紧张。借着这股气候，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中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高潮，同时中央大张旗鼓地动员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各行各业都组织人员下放；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又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又可以理解为防备国际上的反华敌对势力）并于18日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至此，疏散人口和下放干部在形势、意义上做足了舆论准备。据此中央于1969年冬季在全国展开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运作。

江苏省革委会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将下放工作同前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同意下放的被审查人员，审查结论可从宽定性，以此作诱饵，从而在落实中央的疏散城镇人口任务方面，江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为下放城镇居民提出了一个“豪迈”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始于1969年底的全家下放运动，首先轮到下放的绝大部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的人员家庭，普遍认为一旦与苏修打起仗来，少了这些人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自1969年11月起南京市掀起疏散人口的下放大潮，18、20、26日全市分别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大会，并夹道欢送下放干部和居民到农村落户。那段时间只要大红榜敲锣打鼓贴到哪家门口，这家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忙着迁户口、整理财物、打包家具，如不同意，就有单位、街道的干部和居委会那些戴红袖箍的大爷大妈们不分昼夜轮番地上门做“思想工作”，直到同意迁户口为止。

经过几个月的动员至1970年春，全市共有3万多户，扶老携幼共约13.6万多人分乘大卡车和轮船渡过长江被欢送至苏北农村。

下放队伍里，哪家有个戴啥“帽子”的“阶级敌人”或符合“公安六条”的“九种人”还跟着个配枪的警察或单位、街道根正苗红身强力壮的人员押送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