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有点儿远 北展就在跟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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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AB馆使我震撼的话，感受C馆那些为保护敦煌石窟而不懈努力的先驱者们的故事，让我热泪盈眶。

“莫高精神”红色主题展，通过照片与影像，致敬一代代莫高人“坚守大漠、为国护宝”的赤子之心，展现敦煌研究院从荒漠孤守到领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传承。

“莫高精神”传承。

1937年10月-1938年6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文物委员会委员李丁陇独自一人在敦煌探险，并临摹壁画一百余幅。

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自此开启了中国画家们临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序幕。

1941年，对敦煌十分向往的画家张大干，自筹资金远赴敦煌面壁临摹近2年，随后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多次举办“张大干敦煌壁画临摹品展” 。

尘封千年的艺术宝藏为普通民众所广知，也让许多青年人认识到敦煌石窟的伟大，下定决心奔赴敦煌，自此与敦煌相伴一生。

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三个学术团体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测绘、拍摄敦煌洞，踏查煌文物，成绩斐然。

夏鼐，向达在莫高窟。

1936年，常书鸿毅然放弃了安定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回到面临抗日战争严峻局势的祖国。

1943年常书鸿几经转折抵达敦煌莫高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中，他虽然承受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遭遇迫害等种种磨难与打击，却仍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着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常书鸿决定了今天敦煌的这般模样。

图为：九层楼 常书鸿绘。

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2年国家财力极度困难，周恩来总理仍然批准拨专款100多万元，用于莫高窟南区保护加固工程。

自1963年秋季施工起，莫高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崖体加固，极大地提高了石窟崖体的抗震性和稳定性，摆脱了石窟坍塌的危险。同时，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的壁画和彩塑进行了全面调查，有计划地开展壁画彩塑的维修工作。

1945年国立艺专毕业的段文杰，义无反顾地离开繁华的陪都重庆，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进发。段文杰这一去，跟家人离别长达10年，1956年他首次回四川老家探亲时，儿子已经12岁了。

1982年段文杰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置身敦煌七十多个春秋，段文杰临摹历代壁画380余幅，开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科学的临摹体系和美术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支全国独有的专业临摹队伍。

我和我的先生彭金章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十九年。老彭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

-樊锦诗

樊锦诗和彭金章。

许多人的爱情，被敦煌见证。他们在携手相伴中，心心念念倾注于敦煌。

建院以来，有一百多对夫妻坚守大漠戈壁，这是命运的使然，也成为稳定工作与生活的基石。

常书鸿和李承仙

1946年，李承仙为敦煌艺术毅然奔赴戈壁，常书鸿因肩负使命独守荒凉，两颗赤诚的心在洞窟光影间悄然相契。四十载春秋，他们不仅是爱人，更是敦煌的“痴人”，以爱为锚，将生命与艺术深深扎根这片大漠。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欧阳琳一路颠簸来到敦煌，追随爱情的脚步，史苇湘也来了。

从天府之国到戈壁荒漠，相儒以沫，六十余载笔耕不辍。敦煌，永远是他们描绘和书写的主题。

李其琼在洞窟临摹壁画。

年复一年的逐光面壁，游历净土，静心读画，悉心临摹。时光在一笔一划中流过，直到2001年，青丝染雪，李其琼一生浸润在敦煌艺海之中。洞窟内交替的光影呼应着一盏心灯，漫长岁月里的潜心临摹，将初识敦煌艺术的热情，积淀成灵魂深处的虔敬与坚守，虽历经浩劫颠沛，心之光芒更为炽盛。

李其琼和她的先生—敦煌石窟建筑保护专家孙儒僩 [xiàn]，在莫高窟相扶相持相伴，直至华发耄耋。

孙纪元在临摹。

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小绿洲中，他们习惯了在漫长而寂静的岁月里与莫高窟相伴。由于物资匮乏，职工们工作之余还要自给自足:凿冰取水、耕地打场、开荒种菜……偶有节庆假日，大家也会聚在一起，拉二胡、唱戏、拔河、打篮球、滑冰等，丰富着大家单调的生活。

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职工子女必须进城上学。星期六晚上接孩子们回莫高窟，先赶紧消灭衣服上的虱子，然后一家人才围坐在一起，享受短暂的相聚时光。难得的假日闲时，大家聚在一起，教各家孩子们写字画画，俨然是一个大家庭的样子。

但是，饱有学识的学者和画家，他们的子女未能享有良好的教育条件，这始终是“莫高窟人”心中的隐痛。

20世纪40年代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用大轱辘牛车，往返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是徒步进城。满目黄沙，无尽荒凉，徒步的人身上总要背一根棍子，可以吓退戈壁滩上出现的饿狼。这样的情况持续到60年代中后期。老一辈“莫高窟人”回忆，孩子上学、生病就医都因交通不便而留下过终生遗憾。

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微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 ---樊锦诗

莫高精神永驻。

敦煌的守护者们用一生诠释了“坚守”的意义，常书鸿的“来生仍做常书鸿”，樊锦诗的“睁眼闭眼皆是敦煌”，李其琼的“杂技般的临摹”……这些朴素的话语背后，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接力。

今天，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永生”，人文关怀仍是不可替代的底色。

展览落幕，敦煌故事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