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之：军路侧4号（五）

江南拙翁

清水塘小学（原炮队坪小学）

　　

长沙市城北区炮队坪完全小学是我发蒙读书的地方，六年（1956~1962）的小学学习，每天家里到学校，学校回家里两个来回，沿途还是有很多使人流连忘还的地方。小学的学习我只有一点模胡的印象，大抵象我这样不爱学习、不求上进的小孩，对学习都是没有什么深刻印象的，只是隐约记得自己曾经在这个叫炮队坪的小学学习过，记忆中老师、同学和学习中的喜怒哀乐仿佛只是一张略为泛黄的纸片，时不时的飘浮在脑海，我想努力看清纸片上究竟有些什么，却什么也看不到。我小学六年就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浑浑噩噩的走过，这种状态，其实还延续到了初中，初中三年，也只记得初一时的班主任和极少的几个男同学和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次违纪行为。

炮队坪小学创建于1936年，是长沙的老学校之一，至于是何人创建，（有人讲是清代巡抚端方所办，1905年，他出任湖南巡抚，以改革小学教育为己任，令省学务处，将原12所半日制学堂全部改为初等小学堂，又筹措经费新办28所初等小学堂，说炮队坪小学在列，这样炮队坪小学创建时间应为1905年）已无从考究。学校设在炮队坪后街，从我家到学校大概四、五里地，沿着军路侧往南行走二、三里地，然后右拐再拐几道弯就到了，说良心话，我大妹、二妹和我既是兄妹又是校友，但印象中我从未带她们一起上过学，从这点上讲，我真不是一个好哥哥。当时学校的体育马老师根据在全国大力开展女少年乒乓球运动的精神，成立了女少年乒乓球队，大妹二妹均是队员，並于1966年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二十一单位女少年乒乓球邀请赛，二妹还获得了风格奖，从周总理手中接过了奖状。几年光景我也竟没有去看过她们的一次训练，回想起我的六年小学，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事情。我甚至不记得我是甲、乙、丙、丁哪个班的，只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是记得的，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大约有两三个和我玩得好的同学（名字忘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想在炮队坪读书了，想要转到其他学校读，几个人跑到戥子桥小学，找了校长，讲我们要转学到他的学校来，这件事自然是没有办成，又只好灰溜溜的回到炮队坪。

每天放学回家的途中有几处地方是经常要停留一会儿的，从学校出来到了军路侧，往长沙市一中的方向走大约百把米，有一间房屋的前面有一小块空坪，斜斜的不太周正，靠墙的一头立有一块布，布上画有圆圈，每个大约8公分大，横排6个，竖排6个，大概在4、5米开外立有木柱，木柱下端是一个三脚支撑，上端装有一开槽的木条，木条长度大约10～15公分，一支汽枪正好摆在槽内，是一个射击摊子，摆摊的一个30多岁的妇人，样子还蛮好看的。我经常放学后要到这里看一看，如果有人打枪，就看一会，没人打，就往回走，这么多年总共我在这里只打过几次枪，一分钱两枪，打中圏圈，不算次数。子弹是一口小钉子，不到两公分长，在钉子头上缠有一圈棉线，象流苏一样。子弹装填的方法是，先把汽枪折弯，把子弹尖头朝下塞进枪管，然后拿一根铁丝钎（铁丝钎是铁丝弯的，一头一个小圈套在食指上，小圈下面就是直的铁丝）把子弹头缠的棉线完全捅进枪管，再把汽枪掰直就可以射击了，到了文革，听说那摆射击摊的妇人，是“逃亡地主老婆”，被批斗了，不知道后来情况怎样？

回家的路上还有一家草药店，门面不大，摆有各种草药，以及铁制的碾药器、擂缽子等等，店主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年纪大约60岁，是个美髯公，又白又密的胡须约尺许长，煞是好看，面目清瞿红润，身着一袭黑色对襟长衫，脚蹬黑色布鞋，行走步履轻盈，有点出世仙人的味道。我每每从他店铺经过，总好奇地向里张望，看白胡子老板在不在，心里好想去摸摸他的白胡子，但始终没有这个胆子，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同他讲，以为他是一个武艺高强，功夫极好的人。所以我经过这草药店只是匆匆而过，不象中山大马路上的长康药店，经常进去玩耍。也奇怪得很，六年时间上学的路来来去去就只记得这两处去处。而在所有的老师中只记得有体育老师马继良（还是两个妹妹打球的缘故），我看来也算得上是一个寡恩之人了。而在同班同学中也只记得一个人，好像是班长，姓韩，个子矮小头大，韩同学年纪比我们都大一点，因为是班干部的缘故，老师要他维护上课的纪律，所有经常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几次我的脚伸到课桌外边，韩同学看到了，走到我旁边一脚踢了过来，我赶尽把脚缩了回去，韩班长就是咯样尽职尽责，所以我们班的课堂纪律是最好的。我记得韩同学不是因为他踢过我，而是在毕业十多年后，我有一天回军路侧，在街上碰了他，他认出了我，还叫了我的名字，就连带着我记起了他。六年小学记忆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但街上的事，还是有些记忆的，尤其是年纪差不太多的人和事，说起来也奇怪，我家正门隔壁是一家豆腐店（是租了我家的房子，我家其实有两个门牌号：军路侧4号和5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出租房屋补贴家用）规模较大，请有工人，老板娘姓韩，我叫她韩伯伯。后门隔壁也是一家豆腐店，店主姓彭，我们叫他彭伯伯，基本是一个人做豆腐並出卖。前面韩伯伯有三男一女四个子女，最大的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然后又是两个儿子，大儿子韩伯伯和我母亲这一辈喊他做“长（Zhang第三声）伢子”，我们细伢子喊他长哥，但很少见到。长哥可能是在工厂工作，因为“工人阶级”这个名词是由于他，我才第一次听到，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工人阶级”这四个字即代表了“高、大、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长哥和韩伯伯不知因何事吵架了，吵得还比较厉害，我母亲去劝架，在言语中，我母亲讲：你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禾解咯样不讲道理。经过我母亲两边的劝说，平息了争吵。当时我才八、九岁，工人阶级这个称呼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殊不知几年后，我十六岁也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工厂里都是工人阶级，其优越感我也就没感觉到。韩伯伯二崽年纪和我差不多，叫立伢子，我和立伢子关系较好，经常在一起玩，立伢子后来出了一个事，有一次他到协操坪玩，当时有运动员在作铁饼训练，不知何故立伢子被扔过来的铁饼击中了头部，当时即昏迷不醒，后经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1962年小学毕业，没考上公立中学，他就去了浏阳乡下，以后就没有了联系。后面彭家豆腐店，通常是一个人在磨浆、筛浆、煮浆和点鹵直到做出豆腐脑和豆腐，是如何销售的不知道，前面韩伯伯的豆腐店有门面，一般是顾客上门买，后面豆腐店是没有门面生意的。有时候晚上没有事，我就到彭伯伯家帮忙磨豆子，黄豆要预先泡好，摆在石磨的左边，一般是右手握着石磨上半部装的一个手柄，一般是逆时针转动磨盘，大概转动一个圈，左手就舀一点豆子放进磨盘的进料孔里，周而复始，直到豆子全都磨完。

（石磨子）

（筛浆的工具）

我一般只能磨半小时左右，就手发流（长沙土话，累了的意思）哒，不能再磨下去了，彭伯伯就笑着说：幼强伢子，就搞不得哒。他就接着磨，在我磨的时候，他在旁坐着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笑眯眯地望着我。有时候去晚了一点，到了筛浆的工序，我也想试着摇，但总动作不协调，彭伯伯就讲：莫搞哒，人矮了些，长高些就容易了。彭伯伯家也是四个子女，大儿叫彭汗青与我二哥关系较好，两人都喜欢拉二胡，后来两人都相继参军去了，复员后彭汗青分在城南大椿树附近的一个什么单位，二哥还带我去过他的单位。二崽我们叫他端霸脑壳，三崽叫他德霸脑壳，这个小名是有来头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街上的小伙伴诸如亮伢子、矮光、孟琪伢子，名命（音）伢子和彭家两兄弟等，都在我家，也不知是谁提议：看谁的脑壳霸些。于是每个人都站在墙壁前面，由灯光照出每个人的脑壳投影，並用铅笔把它描下，最后评定结果是彭家两兄弟脑亮最霸，于是端霸脑壳、德霸脑壳两个霸气的名称就出台了。端霸脑壳后来好像在株洲车辆厂工作，初中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亮伢子是后来搬过来的，也姓彭，初来之时，有一次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和我几个在屋后面的一个坪里狭路相逢了，应该讲是亮伢子想在新地方立威，于是就干上了，我这一方当然是我出面应对，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有点发麻，亮伢子身体比我稍微壮实点，但是说来也是我运气较好，亮伢子想先声夺人，一下子扑了过来，我稳住身子不动，侍他扑过来时脚步有点不稳，我右脚一个扫堂正好踢在他的脚罗拐骨（脚踝）上，于是一下就倒地了。经过此役，亮伢子就拜我为师了，逢年过节就写一张贺卡给我，下具：门徒××亮拜上。我也洋洋得意收了贺卡，当然我也会回赠贺卡。有一次我三哥看到了一张，问我：你还有徒弟？言语之间大有怎么可能的意思，我也只好嘿嘿一笑了之。

从我家后门出去，往西拐过几道弯，有一条小巷通向中山大马路，出巷口往东过几家有一个徐记冷作店，他就是矮光的家，矮光家好像是从湖北过来的，一家四口人，父母、矮光和他哥哥。矮光父亲白铁手艺很好，我冒事经常去看老徐做手艺，尤其喜欢看他做水壶，壶体呈弱弱的倒锥体形，直的出水管，一个大的弯弯的提手，形状简洁，各方比例协调，很美观。老徐手很巧，所以生意很好。他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家操持着除白铁生意外的一切。但有一年一件事给这个家庭进行了毁灭性打击，矮光父亲把辛辛苦苦赚来的两百元钱（六十年代初）藏在一床破旧的棉絮里，有一天一个收方货的（长沙老话，收废品的），上门问有没有方货要卖，矮光母亲想有一床实在不能用的破棉絮，于是就把它卖了，得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估计可能是几角块把钱。后来矮光父亲回来，他母亲把这件事和他讲了，还以为会得到夸奖，殊不知，他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据说还动手打了人。矮光母亲由于这件事，神志就变得不清了，没几年就郁郁而终，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矮光后来怎么样了，不太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五一路碰到过几次，当时不象现在故人相逢，留个微信，失去联系又可以续上了，见面只是寒喧两句，然后又失联了。

军路侧这一带居住的居民基本是归于城市贫民这一类，有钱和有地位的人不太多（除开省交通厅宿舍里的人）。我记忆较深的有几个，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估计比我年长十来岁，我叫他薛（音）大哥，但大人们叫他薛大宝，跟我哥哥们叫我幼大宝一样。薛大哥应该是读过不少书的人，我从他那里了解了一些与年龄不符的知识。薛大哥喜欢唱歌，他还有一只口琴，吹得也很好听，我听他唱的歌时隔近七十年，旋律和部分歌词也还记得。他唱的歌词是：

……

崖畔上 开花 崖畔上红

受苦 人 盼着那好光景

有朝一日 翻了 身

我和我的干妹子 结 个婚

……

最近我才查了查，这首歌名叫《崖畔上开花》，是1951年上映的电影【陕北牧歌】的主题曲，曲子由陕北信天游改编，怪不得，朗朗上口，儿时听薛大哥唱，到耄耋之年还记得，尤其是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原歌是女声，薛大哥作为男声唱，就改了歌词里的两个字，把我和我的干哥哥改成了我和我的干妹子。薛大哥这一改，也是蛮贴切，如果我不在写【往事记忆】，恐怕我会一直认为是：他和他的干妹子结个婚。薛大哥还和我讲个一样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有一种小盒子会唱歌和说话，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什么小盒子会唱歌和说话呢？幼小的心中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直到几十年后，我才领会到薛大哥讲的那个小盒子是收音机。由此说明薛大哥其实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也十分崇拜他。但大人们却经常讥讽他，我听过大人们讲的一个他们认为最不可理解的事，薛大哥经常去宠（长沙土话，在后面推的意思）板车，宠一次几分钱不等（看路的远近或坡的陡峭长短），有时他赚了钱，就坐公交车回，我也至今不清楚薛大哥的真实状况，到我读初中就没有见到过他了。我家的对面，原先是汽车保养场的围墙，后来又砌了一些房子，有一姓谢的人家在此开了一家裁缝店，谢家有一儿子，可能大我七、八岁，和我应该是好朋友，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谢哥经常带我上街溜达，商店是没有什么付食品买的，但他口袋里总有一些小片片，走着走着他就会拿两片，一人一片，放在嘴里吮着，甜甜的，味道好极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谢哥买的喉片。当时肉食很少，有科学家就研究出了小球藻等等一类可食用藻类，更有甚者还造出了人造肉，小吳门岭上就有一家人造肉店，谢哥带我去吃了几回，什么味道却不记得了。到后来谢哥家搬走了，也就没有了联系。

童年的事大都不记得了，但我和三哥的事我还是记得一起，三哥不光赢我的洋菩萨（一种小小的印有图案的小纸片）和三角板（用烟盒纸折成的三角形），有时还要我去拿父母的零钱（我是满崽，父母放任些），一分两分的，然后两人去买诸如扯麻糖扯着吃，依然是我只扯到一小部分。但有一件事却是三哥了不得的事迹，新华电影院开在国货陈列馆的旁边，看电影学生票不记得要几分钱了，三哥想看电影了，买了一张票，然后到炮队坪等我下课，一起去电影院，到了电影院，他告诉我，要我在一个窗户底下等，到时会有一个纸团掉下，捡起后打开纸团里面会有一张票，要我拿着这张票就进来，他在里面等我，于是我就等于打溜票了。每次我都脔心直个冲，只搞了一、两次就没有再搞了。

1962年小升初，当时长沙公办学校学位较少，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小学生能进公办中学，于是就有了民办初中的开办。我稀里糊涂的考进了十二中，而小时的玩伴大部分进了民办学校，更有甚者，一气之下，什么书都不读了，去了乡下（浏阳）。于是从62年下半年起，我开启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涯。

长沙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是衡湘中学，1924年由符定一（1912年创办湖南国立第一中学，即长沙一中）、刘建绪、王家鼎等创办，初为初级中学，1932年升级为完全中学（也叫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只有初中，高级中学有初中和高中）。说起符定一（1877~1958），这个人大有来头，衡山县人，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伟人的老师，並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精通古汉语、对义理、考据、词条很有研究，著作等身。1946年伟人电邀符赴延安，符先生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符先生与伟人有师生之谊，伟人对符极其尊重，符到延安后，伟人亲自主持欢迎会。符回北平后，伟人致信符先生：

“宇澄先生：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晒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珍重。肃此。敬颂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解放后，符先生历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5年初六十二班毕业照（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人是我）

我所在班级是长沙市第十二中学初六十二班，当年好象初中招收了六个班，从六十班到六十五班，我们都是同一届，文革结束后，也归于老三届之列。其实三年的初中学习我也想不清是怎么渡过的，一直就是老师对你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同学不嗒理你，你也不嗒理他.，只有两三个同学时不时可以聊上几句，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从小就患有轻微“社恐症”，三年期间，除初一到初二的班主任陈老师我印象较深外，其他的仅仅有模胡的印象如语文的麻老师是个男士，外语的高teacher是个女士，但是有一语文老师我的印象却是很深，就是语文教研组的资深老师谌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女儿是我们的同班同学），谌老师修长的身材，俊朗的面容，经常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听说谌老师精通声律、音韵学和古汉语，在文学上造诣很深，在讲课的时候，旁引博征，引人入胜。记得有一次讲解偉人的诗词《七律·长征》，不仅仅只是讲解诗的意境，还着重讲解了何为律诗，诗的押韵、平仄、对仗。那节课后，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成了同学们课后的口头禅，足见谌老师授课是多么的吸引人和讲授的知识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这是初中三年我记忆最深刻的关于老师的事。其实我现在说这些，心里也是不安（在退休后，初中同学也经常聚会，同学们在相互交流，回忆初中时的情景，常常只能静静地听，丝毫插不上嘴，随着聚会的增多，我好象重新认识了我的同学们）。下面的一些记叙，只是我淡薄的记忆，肯定有不全和错误的地方，如我的初中同学看到，不当之处，还希谅解。我上学从军路侧过中山大马路沿着韮菜园前行，然后斜插进桐荫里，沿桐荫里一直走，再拐几个弯就到了十二中。一个黄同学就居住韮菜园向西的一条小路的左手边，黄同学学习成绩好，是一个班干部，由于住在上学路的途中，时常走在一起，黄同学不但学习成绩好，还会武功，应该是太极拳吧，因他教授过一些太极推手的动作给我，我至今还记得。黄同学的小名叫“姜老倌”，怎么来的，无从考究，多年后我曾问过黄同学：“你小名是怎么起的”？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后来根据黄同学人又聪明，个子也不矮，还会武功的情况，结合长沙土话进行了演译，长沙带江湖气息的土话：1、2、3、4、5，为姜、都、神、邵、尾。长沙人喊乡里人为“都老倌”、“二老倌”，二的意思和现在讲这个人有点“二”一样，稍微带点贬意。“姜”是一，“都”是二。所以“姜老倌”也就是老大的意思 ，应该是黄同学进初中前就有的小名。进了桐荫里走一段路，又有一罗同学家在一个有高大门堳的院子里，我们班据说高干子弟很多，大多是副厅级及厅级干部，男女同学大概有十多个是高干子弟。罗同学的爸爸就是省邮政局的局长，应该是厅级干部了，但罗同学看上去就具有一般平民子弟没有的气质（高干子弟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们班其他高干子弟也是一样，不说还以为是一般干部的子弟。我听过关于罗同学家的一点传闻，罗同学在家是长子，共有兄弟姊妹五人，在罗家可能是新字辈，罗同学名字：新新，以下依次为：新中、新华、新民、新国。我们把名字的最后一字列在一起，就是：新中华民国。罗爸爸肯定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要不然子女的名字还体现了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初心。接着往里走，到了一快要拐弯的地方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的式样不记得了，一个刘同学家在二楼，我记得去过一次，刘同学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也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了。

初中了，不比小学，男同学们喜欢起外号，诸如：弹但（音）脑壳、何佩驼子、王三喇叭，冯大L、封大鼻子、龚八癞子、姜老倌、芋头、气功等等不一而足，我的小名就是芋头，为什么取个这样的小名，应该人比较木纳，不灵泛。长沙人讲咯只人是只芋头脑壳，就是讲这个人比较蠹，彃但脑壳就不一样，长沙人形容别人聪明，就讲咯只人就是一只弹但脑壳。当时学校里有一空房，里面放的都是老糠，男同学一下课就往老糠房跑，三角形的屋顶，内有横樑横穿整个房屋，进去的男生大都爬到横樑下，双手一正一反握在樑上，整个人就悬空在樑下，然后松开一个手，同时身体往前荡，此时整个身体由一只手抓着，要荡大半个身高的距离，松开的这只手又接触到了横樑，身体转了180º，手又扣在樑上，然后另一只手又松开，继续上一个动作，周而复始，直到荡到横樑的另一端，像我这样不爱其他运动的男生都乐此不疲。下来就简单了，荡到屋中间，双手一松就掉到老糠堆上。

我记忆中有趣的事情是：有一回班上搞集体活动，具体是做什么记不清了，我、肖同学（外号肖䅗子）、封大鼻子三人没有参加，而是到封大鼻子在浏城桥的家中，三个人搞饭吃，第二天，三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封大鼻子年纪比我要大一些，可能刚好到了“君子想逑”的年纪，写了一封信给他爱慕的女生，署名：寸日光。我们知道了，笑了他一气。初中毕业后，我与封同学就联系不多了，封同学的命运不太济，三四十岁就英年早逝了，也甚是可惜。

气功同学的个子和我差不多，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成年了，个子飞长，事业也非常成功。我在近年讲他：个子与智商齐飞，是一个人物。其时气功主动要当我的举重教练，他看上了我人矮手短，身上还有点肌肉，断定我是一个举重的料。我身高一米六五，但两手向侧平伸，长度不到一米六。他根据力学原理讲，举同样重的扛铃，我作的功要比别人小，我深以为原，但后来也没有练出什么成绩，主要是我没有按他的要求训练。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魯迅的文章【社戏】文中有“……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的语句，于是就有一个同学不幸与八癞子掛上钩了，不知在哪个同学的拾掇下龚同学中彩了，一个与鲁迅文章有关的小名就诞生了，八癞子就一直叫到了于今，当然大都只是心里知道这个小名，当面还是没有人叫，因为龚同学是我们同学中唯一的公务员正处长退休，叫小名就太不尊重他了。但我总有一种感觉，起小名好象是男生的专利，因为我从不知道哪个女生有小名。可能是男生有与生俱来的幽默、调侃和好作弄人的天性。

（1964年初二期末通知书）

　　1964年初二期末通知书

我初二的期末通知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通知书由班主任亲笔书写，落款钤上班主任老师的私章，鲜红的章子，老师一份份通知书都钤上，足见正规和重视程度，全班五、六名学生，要一一撰稿，一一书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时老师们的敬业精神是现在的老师无法比拟的。当然，字里行间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也就是讲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通知书摘抄

操作评语

下半（学）期后阶段在阶级斗争及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下，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比前清楚，劳动中表现好，积极，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小组长工作尚认真，学习尚认真，能按时完成作业，接受教育的态度比过去有进步。

本期来，由于你没有在政治上严格地要求自己，是非界限不清楚，斗争性不强，会上不发言，因而有所退步，特别表现在组织纪律和工作方面，私自外出游泳及任意旷课，严重影响班级荣誉，上课或集会有时说笑，小组长工作比前松懈，有些不负责任，没前关心集体。今后希望你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水平，为集体多服务，争取做个好学生。

班主任：陈一如（印）

7月15日

六八年照片四个初中同学，前排左王同学，右封同学，后排左我，后中张姓好朋友，右肖同学，看照片当年的我们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于今回看真是唏嘘不已。

杨爸送我的英汉小字典

初中三同学合影

前排左杨同学，右黄同学，后排我。杨同学与我初中毕业后就一直保持联系，中间因工作关系断了几年，杨同学的家在分路口路边的一棵大樟树下，杨父亲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听说解放前曾在海关任职，杨爸对我很好，我上他家去玩，经常留下吃饭，还曾送过我一本很小英汉字典——春明英汉小字典半寸本。可惜我语言能力很差，杨爸送错了人，而我也辜负了杨爸。黄同学1965年和我一起被长沙水泵厂半工半读学校录取，然后一起工作到退休，当时十二中我们这一届还有63（？）班魏校友及65（？）班蔡校友也被录取，十二中共4人在长沙水泵厂工作。65年厂矿开办的半工半读学校类似于职高，厂矿培养自己需要的技工，初中毕业生进校就等于招工进了厂，每月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在车间劳动。工厂每月发生活费，真的是一个好政策。

毕业前三个同学的合影

前左为我，前右周同学，后中仲同学。应该是1965年毕业前的某一天放学后，三个同学一起去照像馆拍照留念，我和周同学左胸还佩戴了十二中的布质校章。这张照片是52年后（2017年）仲同学发给我的，弥足珍贵。

1965年的初中毕业了，也成年了，然后在水泵厂读书、工作、成家、退休，我的一生将在长沙南郊伍桂村这鸟不屙屎的地方渡过。

【往事记忆之：】将迎来的是：电报掛号5171

六十年后同学合影

【附录】

2022年9月18日，初62班的同学聚集在长沙烈士公园，纪念相识六十周年，当时我写了一篇短文，以作纪念。现抄录如下：

六十年前，大约是1962年8月的某一天。一群懵懵懂懂的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聚集在长沙市第十二中学的一间教室里，成立了一个运行达三年之久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长沙市第十二中学初62班。当时的教室讲台上还站着一位亭亭玉立，桃李年华的美女，她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我们的陈一如老师。

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大都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有过喜悦，也有过悲哀；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所谓的辉煌，也有过所谓的落寞。但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今天又聚集在一起，庆贺我们相识六十周年。

不由想起，两千多年前，有个人站在岸边，望着奔腾而去的江水，感叹到：时间的流逝啊，不正就象这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吗！是的，岁月的流逝是不可逆的，但流逝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情谊。

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昔日吹弹可破的面颊，如今却是沟壑纵横，昔日强健的肢体，如今也点力不从心。古人有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是的，寿命的长短，不全由上天注定，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延年益寿的。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健康长寿。

註：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