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寄手表

张建珍

1974年，是我参军从四川移防到辽宁服役满四年有资格享受探亲假的年头，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以我个人意愿而言最好是能在春节回家可以和想念已久的父母团聚，如果不行五一前后也好。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来信说关于探亲一事不要给领导提任何要求，就依照队里安排的时间回家，也不要考虑给家里买什么东西，南北路途遥远，轻装出行平安就好。团聚之时也如同过年。

三月份的时候队里两地分居的干部和老兵们陆续享受完了一年一次的团聚归队了。领导通知我可以回家，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想来想去还是用我积攒的津贴去服务社买了几条肥皂和几袋洗衣粉，还买了几条毛领，这是当年非常实用的物品。

经过四天四夜的长途辗转，回到家躺在床上仍觉得像在火车车厢里一样摇摇晃晃。妹妹早起上学去了，父母轻手轻脚忙着做吃做喝，有些年货还留着呢就等着我回家一并享用。母亲包子饺子，炸油糕，煎饼米饭轮番变，买鸡买肉催着吃。我围着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如路途见闻和感受，母亲一边做事一边说着听着。一会父亲从街里回来一手提着肉和菜，一手提了一大呢绒兜的橘子。我接替父亲把物品放下，父亲就说快去吃橘子吧，我搬了小凳坐下一口气吃了几斤，酸甜可口。

我的工作照。

一个星期日，在陕西安康服役的二姐从成都检验学习班也回家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我和二姐自69年分别后还没见面，这次真像过年一样热闹开心！

假期是愉快的也是短暂的，欢聚的气氛很快就面临再次分别。临走前父亲拿出了自己用过的一块日历进口手表，面对我和姐姐说，这块表虽有点旧，但质量没得说，现在二姐被部队选送到成都学习，在部队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入党，从工作需要上还是个人表现上，都应先给二姐。至于我想要手表的话首先要向二姐学习，自己好好努力。

二姐是铁道兵。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手表与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并列为“四大件”，这些物品不仅稀缺且昂贵，普通百姓往往需要凭票购买。而一块手表的价格通常要超过100元，那时候，普通工人可能需要花费三到四个月的工资才能购买得起。在当年能戴上一块手表，那是很牛的事情。很多有手表的人都会把手表戴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撩起袖子看时间也是潇洒的表现。

探亲归队后不久，我就把平时积攒的津贴存款取出来150元寄回家，请父亲帮帮忙在票证足够时挑买一款上海手表。那些年部队每月发津贴，从第一年的6元7角5分起，到第二年的7元7角5分，第三年的8元7角5分，没有特殊情况我只花零头。五块钱在眼里都是大钱不敢乱用，父亲对我的要求是政治上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因此虽然我手头有钱也严格按照部队要求，保持优良作风。

老班长陈玉兰是69年入伍的老兵，当年也才16岁。

我的班长是位69年老兵，老红军的女儿，她有一块进口女表，但从不张扬，除工作需要，平时都是严扣在衬衣袖里面，部队发的老头黑布鞋女兵们爱美少有人穿，只有她穿，我以班长为榜样也穿烂了两双。

记得部队在弓长岭时，团首长还专门召集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子女会议，对女兵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鞭策，首长们语重心长给予希望，如同家长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七十年代市面上凭票供应的国产优质品牌—上海表。是父亲用了一年时间用票证精心挑选买到后又给我寄到部队的。它是我人生中拥有的第一件贵重物品，是通过几年津贴日积月累的结果。它伴随着我的青春与军旅时光，它浸入了父亲对我的爱护和支持！

1975年春夏时节，我与班里的战友一起在菜地上劳动时，收到了父亲寄来的手表，一个火材盒大小的木箱盒里用棉花铺垫包裹着的手表映入眼帘，我按耐不住兴奋立刻就带在手腕上，左看右看。喜在心头！这在当年我是女兵里最后一个拥有手表的，也是唯一用自己的津贴获得者。这块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手表在工作中方便了不少，从此告别了办公桌的马蹄钟，也提升了工作效率。

编辑：文字，张建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