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岁月 壮丽的青春

江楠

相册里那些穿军装的照片，我百看不厌。尽管只当了五年多的机关兵，但这段经历却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为何我对军人身份有着如此浓烈的情结？只因我出生在一个军人之家。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就投身军旅的老八路，母亲则是在解放战争中入伍的文艺兵。1950 年，我国在开封组建空降兵部队，父母亲分别从山东军区陆军被选调至空降兵部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空降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姐姐、四妹、五妹和弟弟等五人也陆续走进军营。姐姐和五妹在部队一直干到退休，弟弟也是团职干部转业。而我，虽仅在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当了五年多的打字员，脱下军装已 49 年，却依然对部队时光念念不忘，微信头像一直用着戎装照。

应征入伍

1970 年报名当兵，我经历了严格的体检：当时我身高 1.67 米，体重 46 公斤，视力 1.5，嗅觉、听力、肢体活动能力，包括脚板儿，全部合格。1970 年 12 月，开封市武装部批准了我的入伍申请，我激动得跳了起来，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那年，开封空降兵大院只有我和小杨两个女孩参军。在家过了元旦后，师部派卫生所的唐护士送我们到湖北山坡新兵出发地集合。我们 50 个女兵，从武汉铁路局的一个四等小站——山坡车站坐上了直达广州的客运列车。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运行，我们一行五十人抵达广州站，随后被两辆解放牌卡车拉到了广州军区空军的电话连，开启了紧张的新兵入伍训练。

我的第一张戎装照

入伍训练

刚到连队安顿好住处，连里负责带新兵的排长便动员我们剪头发。因连队训练时间紧张，根本没有时间梳辫子。我当时留着两条垂胸的长辫子，排长要求要么剪成齐耳的短发，要么把辫子剪短至不过肩头，我选择了后者。当排长咔嚓一剪子，把我心爱的辫子剪成了两把 “小刷子” 时，心疼的泪水夺眶而出。

接下来的入伍训练更是严格。虽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但我们表现得非常努力，生怕稍有不慎就被退回原籍。首先是老兵教我们打背包，先要折叠好被子，再用背包带打成三横两竖捆扎结实，宽背带留出的长短距离，背在身后要不高不低。我们认真观摩老兵的示范动作，经反复练习，终于能将背包打得既美观又结实。

白天在大操场训练稍息、立正、向左向右转…… 还要练习标准的敬礼动作，真正做到了 “一切行动听指挥”！正步走的训练尤为艰苦。起初，大家左右摇摆，动作僵硬，累得腿疼腰酸。当听到正步走的口令后，单兵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 75 厘米，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约 25 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动作相同。我们伴着汗水反复操练，再苦再难也坚持做到最好。

晚上熄灯后，还得防备吹紧急集合哨。新兵训练的前一个月，我们几乎都和衣而睡。半夜听到紧急集合哨声，便一骨碌爬起来，摸黑迅速打好背包，挎上装有学习、洗漱用品的军用挎包和装满水的水壶跑到外面列队。我每次都能做到前几名，然后负重跑步十几公里。有些年龄小的战友因背包没绑紧，跑到半路就散了一地。第一次紧急集合，我咬着牙坚持跑了下来，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尽。然而，当连长点评时受到表扬，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饴。

在新兵连，除了训练，还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连队经常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并时不时煮一大锅用腌咸菜的高梗白菜伴着麸皮的忆苦饭，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我们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新兵连的生活培养了我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

新兵训练项目包括步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当时使用的是 56 式半自动步枪，枪托的后坐力很大。我因眼神好、瞄得准，每次实弹射击打靶成绩都优秀，但也被枪托震得右侧肩膀生疼，红肿好几天才恢复正常。平时练习投掷手榴弹时，我也认真把握要领，刻苦练习，实弹投掷考核时，我一咬牙竟投出了近 30 米…… 当打靶成绩优秀、实弹投掷合格，我们欢欣鼓舞，返回连队时一路高唱《打靶归来》，那气势，个个都像是打了胜仗的 “将军”！紧张的入伍训练持续了近三个月，我们终于顺利通过考核。

记得一天早餐后，全体新兵集合，连长宣布新兵训练圆满结束，并为我们颁发领章和帽徽。那时的红领章需要用针线固定在领口，我们戴上红领章、红帽徽，胸前还佩戴一套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徽章，列队由连队干部带领，到部队附近的黄花岗照相馆拍照，每人拍摄一张二寸的标准照。三天后照片取回，我们都立刻将照片装进信封，连队一并送到收发室盖上三角邮戳，寄给远方的父母亲。

1971年和一同入伍的战友小杨合影

夏季军装

冬季军装

分配岗位

新兵训练结束，便要分配服役岗位，各奔东西。我非常渴望当 “总机”，因为在部队大院打电话都是通过总机转接，我单纯的想着当总机可以经常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记得连长吹哨让全体新兵在连队操场列队集合，宣布分配结果。我在新兵连属于高个子，总是站在排头兵的位置。先是广空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挑选两名打字员。当时政治部过来挑选打字员的是一位女干事，司令部、后勤部的男干事秉持 “女士优先” 的原则，让她先挑。她并不知道我们的姓名，只是跟连长说选第几排第几位。当连长点名：“于亚男！” 我大声回应：“到”！“出列”！我是第一个走出队列的新兵，接着又喊小李出列，我们俩就被选入政治部当了打字员，我的 “总机梦” 随之破灭。司令部、后勤部又各选了两位打字员，电话连选出了 15 位话务员，其余的 29 位新兵则全部分配到空军 458 医院当了护理员。跟我一起当兵的小杨就被分到了空军 458 医院。

1971年和政治部打字室战友小李合影

1974年，在办公室打文件的工作照

学习打字

到政治部秘书处报到后，我们俩被安排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机关干部宿舍，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一人一张单人床、一人一个三斗书桌，条件比连队优越不少。当时带我们的是位 68 年入伍的老兵，姓韩，是我的山东老乡。他比我们年长几岁，长相帅气，我们管他叫 “大韩同志”，他称呼我们俩 “小于、小李”。打字室使用的是 “双鸽牌” 中文打字机，大韩对我们要求严格。他先让我们背诵 2500 多汉字的字盘表，再教我们练习手腕打字和移动字盘的动作要领。不到一个月，我和小李就把字盘表背得滚瓜烂熟，不到仨月，我们便熟悉了工作环境和流程，能够独当一面打印文件了。

那时由于年龄小，也闹出过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广州的夏季天气炎热，机关人员中午休息，下午两点半上班。有一次，我和小李午休睡过头了。朦胧中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大韩见我们没去办公室，便跑过来叫我们起床。他说：“已经三点了，快点起来上班”！由于太困，我答应了一声后，又接着睡着了，直到快五点才睡醒。我俩急匆匆赶到办公室，红着脸、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心想这下肯定要挨批评了。谁知大韩看到我们 “胆战心惊” 的样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要不你们买个小闹钟，这样就不会迟到了”。我们一个月只有六块钱的津贴，一只闹钟却要好几十，于是我们让住在左右邻舍的高秘书、吴秘书上班时顺便敲一下我们的门，这样就再也没迟到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仍让我感到惭愧。

我和小李 “出师” 后，教我们学习打字的大韩同志也提干下基层连队当排长了。

1972年和一起入伍的战友小杨（左）、小孙（中）合影

1973年在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石雕前留影

打羽毛球

军营生活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的早操，或在大操场跑步，或去游泳池游泳。上班时间，上午、下午各有半小时工间操，我们便在办公室的乒乓球室打球。那时业余时间没有电视可看，晚饭后，大家便在办公楼前的灯光球场打羽毛球。

我小学时曾在学校操场的水泥台子上打过乒乓球，也打过插三根羽毛的板羽球，用的是长柄木质的羽毛球拍，但打羽毛球还是头一次尝试。我们从零基础学起，政治部的单身汉罗干事、苏干事、王保密员都是羽毛球高手，他们教我们从发球练起，指导我们挥拍动作，并不厌其烦地陪我和小李练习。好在我们不算愚钝，很快就掌握了羽毛球的发球、击球技巧及比赛规则。于是，每天晚饭后，我们都相约灯光球场，我和小李一边一个，在场地打男女混双比赛。起初我们不愿打比赛，他们却说只有打比赛，才能调动我们前后跑动的积极性，认真接好每一个球，提高球技。天天坚持不懈地满场跑，果然，我们的羽毛球技大大提高，在球场上正手、反手击球及扣杀、吊球技巧都运用自如。由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我的个头也长高了 3 公分，身高达到 1 米 70。

在部队打下的体育运动基础，使我后来的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三项运动都能参加比赛。退休前，我曾多次参加全国新闻单位及省级运动会的比赛。回想起来，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

1974年女兵换发无檐帽

1975年在越秀公园留影

炊事班长

广空大院的的四食堂是机关士兵灶，保障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打字员、公务员及电影队、门诊部等直属部门的100多名士兵就餐。那时我们一天的伙食费是0.48元，机关食堂也没有种菜、养猪等副业，伙食没有连队好。中晚餐就是两菜（一荤一素）一汤，节假日加餐才会有八菜一汤。每逢周日或节假日，我和小李就会到炊事班帮厨，炊事班长老李是个志愿兵，也是我的山东老乡，我们帮厨，他就会用仅有的一点特权，舀半茶缸白糖，让我们拿回宿舍冲水喝。平日里对我们女兵也格外关照，因一百多人就餐的食堂，女兵只有机关的打字员和机关门诊部的卫生员不到十人。

记得我当兵第一年，动不动就扁桃体发炎（当兵第二年住院做了切除手术），吞咽困难，门诊部的医生除了开消炎药，还给开几天病号饭。老班长给我做病号饭下面条时，碗底总是卧个荷包蛋，我心里好感动。班长打菜时不仅给女兵打的多，还尽量多打些肉片。菜里的肉都是五花肉，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吃肥肉，经常把菜里的肉片拣出来扔到餐桌上，男兵看到很眼气。

四食堂门口挂了个征求意见簿，若对伙食有意见可以写在上面。有次我顺手翻阅了一下，记忆最深的一条匿名意见是：“荤菜里的肉片太少，班长打菜时手一抖，肉片就更少了，但给‘她’人打菜时就专门挑肉，‘她’人不要还硬往盘子里塞！”看到带引号的“她”，我拿着意见簿提醒老班长，“男兵对你有意见了，以后别往女兵盘子里塞肉片了。”老班长操着浓浓的山东潍坊方言打趣道：“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至今我还能想起当时意见簿上的字迹，和老班长开心的笑容。

七十年代初的女兵，军帽、冬装、衬衫、凉鞋都与男兵同款。1974年夏季部队女兵换发裙装，才配套发了无檐帽、带点儿束腰的女式衬衫及黑色女款凉鞋。部队的65式军服，我穿正二号。

1974年夏季，穿上新裙装留影

1975年夏季着裙装留念

积劳成疾

起初在机关当打字员的生活还算惬意。不忙时可以读书学习，节假日还能到广州市区的商场、公园游玩。然而，自 9.13 事件发生后，广空成了重灾区。林立果在广州白云山设立秘密据点，组织联合舰队实施《“571” 工程纪要》。这一突发事件使广空机关成为重点排查对象，每天都有大量广空机关部门和所属部队揭发林立果在黑据点密谋策划《“571”（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的材料。我们几乎天天加班加点地打印材料上报军委。当时仗着年轻，经常通宵达旦地打印材料。七十年代条件有限，没有夜宵，也没有如今这么多方便食品，饿了就冲杯麦乳精，吃几块饼干充饥，困了就用凉水冲把脸继续工作。久而久之，我便经常头晕、胃疼，整日眼眶发黑、面色苍白。终于有一天，我倒下了，住进了空军 458 医院，被诊断为缺铁性贫血和萎缩性胃炎。经过半个多月的打针、吃药，病情才略有好转。此后，我便成了弱不禁风的 “林黛玉”，每年都要住院纠正贫血，治疗慢性胃炎。

野营拉练

1970 年 11 月 24 日，毛主席在沈阳军区呈送的《关于部队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这样训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这 “11.24” 重要批示迅速传遍全军，各部队纷纷掀起千里野营拉练的训练热潮，部队机关也不例外。

1973 年冬季，我随机关拉练队伍踏上征程。具体路线已模糊，只记得我们这一批有首长、干部、战士百十号人，背包放在解放牌汽车上，行军只需背上挎包、水壶和手枪。队伍里，唯我一个女兵。每日徒步行军数十公里，脚板磨出血泡。每晚宿营，卫生员便用针挑破血泡，涂上碘酒消毒，防止化脓。次日，依旧继续行军。我走在队伍前列，路过村庄，总能收获老乡们羡慕的目光。有时，村里孩子跟着队伍跑，用粤语喊：“快嚟睇啊，吖苟嘞兵、吖苟嘞兵！”（粤语谐音，意为“快来看啊，一个女兵！”）我微笑着挥手，心中满是自豪！

首日宿营于中山县一村庄，彼时农村极为贫困，尚未通电。我们每到一处，便发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拉练队伍里的电影队官兵带着放映机，每至驻地，放映员用自备发电机发电，在村打谷场架起放映机，先播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幻灯片，再放《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及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影片，十里八乡的百姓纷纷赶来观看，那场面热闹得如同过年赶大集 。当时的放映机需放完一本后，用手摇方法将电影胶片倒回，以便在下一个驻地播放。电影队归政治部宣传部管辖，我和杨队长熟悉，放电影时，我便成了义务倒片员。在村里，我们也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每日行军数十里，吃的是炊事班野炊做的夹生饭菜，睡的是稻草打的地铺，有时住处紧邻老百姓猪圈，睡地铺被蚊子、跳蚤咬得浑身是包，奇痒难忍，但我无所畏惧，从未掉队，也未上过收容车。

二十多天的拉练训练，我们个个面容憔悴，可是在行军、打靶和艰苦环境的磨砺下，我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意志，为青春岁月添上了宝贵的财富。

在中山县宿营地的村头留影

拉练时进行手枪瞄准练习

一起拉练的文工团乐队的小史，带了把小提琴。到宿营地休息时，我让他从车上拿出他的小提琴，帮我摆个拉琴的动作拍照留念

了却心愿

1974 年住院期间，于院内踱步时，竟邂逅了几位同在空勤科疗养的歼击机飞行员。彼时，我们的病号服为蓝白相间竖条纹，而空勤科的则是粉白相间竖条纹，一眼便可区分。飞行员们主动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询问我的部队、工作及住院原因。我略带羞怯地回答：“我是广空政治部的……” 话音未落，他们便笑着说：“你是政治部文工团的文艺兵吧。” 我笑着摇头：“不是，我是秘书处的打字员，因缺铁性贫血和慢性胃炎住院。” 他们比我年长，听闻我的病情后，直言这是营养不良所致，对我表达了同情与慰问。

此后，他们常结伴来到我们内科病房，将空勤灶餐后发放的香蕉、菠萝、苹果、龙眼、荔枝等新鲜水果分享给我。一位飞行员还送了我一罐铁桶装的全脂奶粉。那时的我单纯至极，送来的好东西便全部收下，还分给同病房的病友一同享用。随着彼此熟悉，我提及儿时梦想是当女飞行员，渴望驾驶飞机翱翔于祖国蓝天，可惜自己体质欠佳，当飞行员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我试探着说：“穿皮夹克、戴飞行帽拍张照留念，也许能实现吧。” 一位河南籍飞行员毫不犹豫，立刻把他的飞行皮夹克、白丝绸围巾和飞行帽送了过来。我满心欢喜，午休时直奔附近照相馆，拍了两张照片（戴无檐帽的是大一寸，戴飞行帽的是小一寸）。可在照相馆穿上皮夹克后，才惊觉自己身材瘦削如麻杆，根本撑不起那魁梧的男飞行员夹克，袖笼宽出肩一截，只能照头像，露出皮夹克领子，即便如此，也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穿飞行员皮夹克留影

戴飞行帽留影

退出现役

1974 年夏天，秘书处协理员找我谈话，告知我机关兵有机会保送到衡阳的空军护士学校学习。那时电话连话务员和医院护理员上护校名额有限，还需通过各项考核。可我生性不喜欢医务工作，经再三思虑，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留在打字员岗位服役。1975 年，我再次放弃上护校机会，在机关超期服役。

1976 年 3 月，在广空政治部当了五年多打字员的我，最终选择脱下军装，回到开封父母身边。归乡后，我通过考学进入新闻单位，成为了一名记者，直至 2009 年从河南日报社经济新闻部主任记者岗位退休。

五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军旅生涯让我学会了遵守纪律、尊重他人、履行职责，铸就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人生筑牢根基。从 1970 年底穿上军装，到 1976 年 3 月退伍，五年零三个月的军旅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璀璨、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那些铭心的往事，早已深深刻在心底，成为终生的珍贵记忆。

1976年的老兵模样

1976年退伍前留影

1976年退伍前，打字室的四位打字员在办公楼前和秘书处的协理员、保密员合影。前排左一是73年的河南兵小孟（我们俩同年退伍），右一是小李（同年上了护校）。后排左一是75年的广东兵小吴，当时我们老兵管他叫“小广东”。后排右一是王保密员，右二是秘书处贾协理员。

作者简介：

江楠，军旅淬炼风骨，新闻执笔春秋。 深耕传媒三十载，以文为镜观时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退休不退志，文字写沧桑。 愿以笔墨会知音，共话岁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