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藏品之二

榕林

一位远古时代的画师，用最原始的工具和心境，在“岩壁”（模拟）上创作一幅属于该部落的崖画。这不是艺术创作，而是一种“与神灵、祖先和自然力量的沟通仪式”。 使用大地赐予的天然颜料红/赭石：红砖块、红陶土片、天然赭石粉。 崖画不是涂鸦，是关乎生存、繁衍、狩猎、祭祀的重要记录和沟通。 抽象的人形放牧场景 抽象的人形，手拉手围绕或某种象征物跳舞 解读世界各地崖画图像内涵：古代崖画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无声史诗，刻录着数万年前先祖的生存密码与精神世界。其价值远非简单的"古老图像"，而是多维度的文明基石：一、穿越时空的"史前档案馆" 无字时代的信使 文字诞生前，崖画是唯一能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载体。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密集的狩猎场景，揭示新石器时代人类如何围猎岩羊；撒哈拉塔西里岩画中的象群与河马，证明如今沙漠曾为水草丰美之地。二、原始思维的"全息投影"万物有灵的具象化 6% 云南沧源岩画中头戴光芒的"太阳神"、内蒙古人面群像岩画，映射自然崇拜的宇宙观；非洲坦桑尼亚岩画中半人半兽形象，直指部落图腾信仰。巫术仪式的动态切片。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身上布满矛刺，揭示"交感巫术"——认为绘制受伤猎物能确保狩猎成功；印度比莫贝特卡岩画的集体舞蹈，凝固了祈雨仪式的瞬间。三、艺术本源的"基因图谱"审美觉醒的胎动 简洁线条勾勒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野牛，肌肉张力呼之欲出，比文艺复兴早三万年掌握动态表现；澳洲金伯利岩画中的"X光风格"，将动物骨骼与内脏绘于体表，开创透视先河。色彩哲学的奠基 四、生态变迁的"地质年表"灭绝物种的遗影 西伯利亚岩画中的长毛犀、法国拉斯科洞穴的洞狮，为冰河时期生物研究提供视觉标本。气候密码的刻录 阿拉伯半岛岩画层序：底层河马鳄鱼（湿润期）→ 中层骆驼（半干旱）→ 表层战车（沙漠化），如同地球气候的CT扫描片。五、跨文明对话的"原始密码"全球共通的符号语言 螺旋纹（欧亚大陆象征轮回）、同心圆（美洲代表神力）、手印（五大洲均有"存在宣言"），揭示人类集体潜意识原型。文化传播的活证据 中国内蒙古"鹿石风格"岩画与蒙古国、西伯利亚作品高度相似，勾勒出青铜时代游牧民族的迁徙走廊。六、现代文明的"反思之镜"本土文化的活水源泉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祭祀场景，至今仍可在壮族"蚂拐节"中找到孑遗；北美岩画中的熊图腾，仍是原住民部族的精神标识。生态智慧的启示录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岩画中，鲑鱼洄游路线与人类村落共存，暗合现代生态平衡理念。艺术创新的基因库 毕加索在参观阿尔塔米拉洞穴后惊叹："我们发明不了任何新东西！"其《格尔尼卡》中变形的牛头，直接呼应史前岩画的表现主义。文化重生：法国复制拉斯科洞穴（Lascaux IV），年接待游客50万，让史前艺术"活而不伤"。崖画是刻在石头上的文明初啼。当我们凝视那些赭红色的野牛与舞者时，看到的不仅是先祖的生存斗争，更是人类对美、信仰与存在意义的永恒追问——这恰恰是崖画最珍贵的当代价值：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提醒我们勿忘身为"人"的原始初心。 晋宁石寨山遗址石寨山新石器遗址位于晋宁上蒜乡石寨村西面，距滇池水岸约1000米，遗址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局部试掘，出土磨制石器6件，另有骨锥、蚌刀、陶纺轮及一个灶台遗迹和1具仰身屈肢葬骨架。陶器多为碎片，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及夹砂灰陶，器形有盆、罐、圈足器等。 陶纺轮 年代：新石器时代质地：陶出土地：晋宁石寨山 大理金梭岛遗址金梭岛位于大理洱海区域，是典型的贝丘遗址，螺壳堆积丰富。金梭岛遗址出土石器主要有刀、镞、锛、网坠，以及从磨制精致的锛、斧上崩落的石片，另有少量细石器。陶器制作精致，火候较高。 麻栗坡小河洞遗址麻栗坡小河洞遗址是滇东南地区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洞穴遗址。其石器全为磨制，有肩石斧、石锛、梯形石锛、靴型斧与三角形刮刀都属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常见器物，与两粤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共同特征。小河洞先民们制作的有肩石斧，其双肩下折角近于直角，反映了当时制作技术的进步。陶器以夹砂绳纹陶为主，器型极为简单。当时的人们已经定居，农业生产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采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 西双版纳允景洪曼蚌乃遗址滇南地区的新石器遗址通常地势较高，靠近水源。陶器以泥质褐陶、夹砂陶与夹砂褐陶居多，夹砂红陶次之。陶器有罐、钵、碗、盘、器盖与网坠等，陶器上的纹饰简单，仅有绳纹、划纹、波浪纹、方格纹与素面，多属手制，个别轮制。石器多用天然砾石打磨而成，局部或通体磨光。石器有斧、锛、锄、矛、网坠等，石器以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为典型器物。 维西戈登村遗址戈登遗址的发拥填补了迪庆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证明州境内在新石器类繁衍生息。戈登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共有60件，其中能辨认器型的有石器29件、骨器2件。石器均为天然砾石磨制而成、磨光，个别仅磨刃口，形体多变。器型磨光石斧、长方单孔磨光石刀、石箭镞、石针、石锛、石凿、石锥、石锄、石球石饰品等，以长条圆柱形石斧、长条单孔石刀为典型器。陶器多为夹砂灰陶，主，附有穿孔陶片和夹砂红色陶网坠，大鋬耳罐为陶器中的典型器。 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是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考古发现，陕西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至今云南永宁泸沽湖摩梭人仍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母系社会中的女性因肩负孕育后代的责任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祖母成为氏族部落中最受尊重的人。在性别分工上，女性承担采集、制陶和农耕劳动，男人是战士和狩猎者。 木鼓女性崇拜是早期人类宗教信仰的重要部分，表现为创世神话中的女神形象、象征女性器官的图腾或崇拜物，如景颇族的母乳山、白族的阿央白、佤族的木鼓等。木鼓是滇西低族使用的民间乐器，木鼓上的凹槽与敲击的木棒分别象征女性与男性的生殖崇拜。木鼓供放在每个低寨广场的竹制木鼓房里，人们视它为尊贵而神圣的乐器。木鼓还用于祭祀，是人神交流的媒介。 无父无夫的社会一永宁摩梭人云南永宁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至今仍保留着母系社会的遗风。摩梭母系大家庭是以母系为主体的家庭结构，以男不娶、女不嫁的走访婚姻形式（走婚）为本，同时并存着母系或父系家庭。摩梭大家庭中“达布”（祖母）是当家人，主持整个家庭的生产生计。摩梭母系大家庭并非原始意义的母系制，它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和组织结构有某些近似之处，但在社会生产、社会组织思想观念上有着显著区别。 石祖男性崇拜主要是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尊崇和膜拜，也称为男根崇拜。在早期人类的宗教观念中，人们源于对生育的敬畏、对生殖能力的追求形成了男性崇拜，祈祷人丁兴旺、部落壮大。祖形巨石，出土于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祖周围出土大量兽骨，推测为祭祀所用牲畜。石祖的出土证实了男性崇拜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 滇东北的新石器遗址以鲁甸马厂和昭通闸心场为代表，他们的陶器均为手制，且直接用手捏成。陶器以单耳、细颈平底小瓶和单耳侈口罐为主要特征。部分器物外表施黑色陶衣，在云南新石器文化中独具一格。同时，马厂遗址出土铜斧、铜剑各一件，器型古朴、制作粗放，与滇池地区及黔西地区青铜文化有类似之处。 剑川县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与价值：1.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2.海门口遗址的文化堆积清晰，延续时间较长，文化遗存丰富，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为建立滇西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海门口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但其文化面貌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现象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很有帮助。4.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的共存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农业技术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5.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6.海门口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人骨遗物，以及众多的其它种类的文物，这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界提供更多的信息。 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量阶梯状逐级下隆，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山区半山区占据了主要面积，坝子（平原）面积仅占6%，众多的湖泊像一颗颗宝石散布其申。湖畔平地、山间坝子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孕育着多样不同的文个。考古发掘证明，30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城国末至东汉初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以“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东等地，青铜器在社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千姿百态。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卓越的创造力，铸造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他们采用独特的失蜡法，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云南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华章。 双耳陶罐战国 云南青铜时代始末云南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当青铜器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之际，时间已经到了春秋时期。云南青铜时代高潮期是在战国末至东汉初，以滇池盆地的“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滇西、滇南、滇东北等地百花齐放，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西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后，铁器、牛耕等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逐渐在云南普及开来。东汉初年，云南青铜时代逐渐结束。它始于公元前6世纪，终于公元前后，总计存在60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现已经超过76个县160多个地点发现了青铜器，出土青铜器数量超过10000件。总体看来，云南青铜器无论数量、质量、影响力，都以滇中地区为核心，呈现出一种向四周辐射的分布状态。这与史籍中对“西南夷”以及“滇国”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铜钺鹦鹉形铜啄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铜六畜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铜棺 祥云大波那铜棺1961年发现，位于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村，年代约公元前 4 世纪前后。该墓为土坑竖穴，有长方形木椁，用长约 5 米的巨木叠架成。椁内放置铜棺及随葬品。铜棺长2米，宽0.62米，侧壁高0.45米，顶高0.64米，脚高0.11米。顶作人字形屋脊状，棺身为长方体，由7块铜板组成。顶部及四壁铸有人字形带纹、云雷纹、虎、豹、猪、鹿、马、鹰、水禽等图案。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等。青铜器造型、纹饰粗糙，表明冶铸技术还未臻于成熟，其中屋宇、家畜模型以及农具的出现，表明其主人已经是定居的农业民族。 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发现不多，其文化面貌与滇中滇池地区颇有相似之处，可能与两者相似的地理环境、相同的民族分布有关。红河，古称“濮水”，是因其两岸居住濮人而得名。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与战国西汉时期的濮、僚、鸠僚等古代民族有密切联系。滇南地区青铜器以不对称形铜钱、羊角钮钟尤具特色。 青铜鼔上的花纹 铜钺铜手镯战国剑川县沙溪出土 1、铜钺西汉滇南釆集2、铜锄战国滇南采集 1、鸟头形铜饰物战国滇南采集2、铜斧战国滇南采集3、铜鉞西汉滇南采集 三支俑铜灯西汉个旧市黑蚂井出土 云南青铜文化的特征虽然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划分中带有不同地域特点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影响，但这些不同的青铜文化区系基本上都能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它主要文化特征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时间来看，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晚熟早天的区域性青铜文化。晚熟，是指它的成熟时间较之中原地区相对滞后。在中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之际，它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早天，是指它正处在发展的巅峰时，因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政策，迅速地被汉文化所替代。 孔雀盖提梁铜壶东汉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滇东北地区青铜文化滇东北地区是且兰、牂牁等古代民族的分布区域。目前关于青铜文化的考古材料主要集中于昭通坝子。滇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部分是承接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流而来，另一部分则明显受到了黔西、川西南乃至于巴蜀文化的影响，在最后的发展阶段则明显受到了石寨山文化的影响，整个昭鲁盆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昭通市水富张滩墓地出土铜印章 铜鼎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滇东地区青铜文化主要集中在今曲靖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土墩墓为主，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最具代表性。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地区属于与滇有亲属关系的古代”劳浸、靡莫”等民族所居，文化面貌上与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又具有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因为地缘上与黔西接近，两者的青铜文化也具有一致性，也有学者认为该地就是古夜郎国属地。 镂空蛇纹铜剑鞘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陶鼎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云南青铜器的铸造加工工艺早在商周之际，云南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铸造技术。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青铜器铸造、加工工艺日臻成熟。范铸采用单面范、双面范；施行分铸、浑铸；铸造的范型材料则有石范、泥范、陶范、铜范等。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云南已经出现了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就是用失蜡法制成，这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较早的范例。云南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很发达，有鎏金、包金、镀锡、线刻、髹漆、镶嵌等，甚至还出现了人工在青铜器表面施以氧化涂层的技术（俗称”黑漆古”）。云南古老的青铜器制作历经 2000 多年的演变，发展出白铜、斑铜、乌铜走银等工艺。白铜、失蜡法从云南流传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鎏金骑士贮贝器（镇馆之宝）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鎏金骑士贮贝器（全称“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是古滇国（西汉时期）青铜文明的巅峰代表，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10号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鎏金骑士：位于视觉中心，象征墓主人的权力（可能为滇王族或军事首领）。其赤足佩剑的装束符合滇人武士特征，鎏金工艺强化神性。四牛环绕：牛在滇文化中代表财富与生命力，逆时针奔跑暗喻生生不息的循环。 虎形双耳：虎为百兽之王，象征军事权威，与骑士形成权力呼应。器物仅出土于王侯墓葬（云南迄今发现90余件），是贵族炫富与身份的标志。器盖雕塑记录祭祀、战争、畜牧等场景，替代文字成为古滇的“立体史书”解码古滇文明的关键：滇国无文字系统，贮贝器以图像还原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信仰体系，例如骑士可能反映滇人尚武的奴隶制特征。四牛图腾可能含欧亚游牧文化元素（如波斯“公牛创世”神话、藏羌牛崇拜），反映西南丝绸之路的跨文明互动。结语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是古滇国将世俗权力、自然崇拜与跨域贸易熔铸一体的物质结晶。其艺术张力与历史信息密度，使之成为解读西南边疆青铜文明的“钥匙”，更提示我们：在缺乏文字的文明中，器物本身就是最铿锵的史诗。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滇文化独特性标志： 贮贝器为滇国特有青铜器（全国仅云南出土40余件），此件是唯一表现“杀人祭柱”场景的实物，印证《后汉书》所载西南夷“俗畏鬼神，尤尚淫祀”。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杀人祭鼓铜贮贝器”（正式名称为“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艺术成就：人物仅3厘米高，却神态生动（如主祭者雍容、牺牲者绝望），布局疏密有致，堪称“微缩史诗”。结语：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杀人祭鼓铜贮贝器以凝固的祭祀场景，成为古滇国信仰与权力的立体档案。无论是血祭的肃杀还是丰祭的欢庆，其争议性恰是解读边疆文明的密码。它提醒我们：在缺乏文字的文明中，“器物即史笔，沉默亦雷霆”。若亲访云南省博，请驻足凝视——那些3厘米的小人，正承载着两千年前的生死信仰。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狩猎场面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牛虎铜案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誉为中国青铜艺术的巅峰之作，与甘肃“马踏飞燕”并称“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墓主为古滇国高级贵族（随葬品含“珠襦”玛瑙玉衣及百余件青铜器）动态美学，生死瞬间：虎噬牛的激烈场景与小牛的安然形成生死对比，传递“死亡孕育新生”的生命轮回观。封牛形象源自印度，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体现古滇与南亚的贸易联系（李家山出土70余处封牛纹饰）。虎象征权威，牛代表财富与生命，组合反映古滇人对权力与丰饶的崇拜。古滇人借牛虎组合表达对自然神力与祖先的敬畏，祈求风调雨顺、族群繁衍。结语：青铜铸就的生命史诗牛虎铜案以凝固的生死博弈，成为古滇国自然观与信仰的终极表达。它既是力学与美学的奇迹，更是边疆拥抱中原礼制、融汇异域文明的物证。当小牛从猛虎爪下安然步出，两千年前的滇人已写下最朴素的哲思：*毁灭与新生，本是生命的一体两面*。 牛虎铜案战国李家山出土 铜立鹿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女骑士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1、戴冠人物饰铜钺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2、蛇柄铜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3、猴饰铜钺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蛙形铜矛西汉昆明征集 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滇中地区以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为中心，各民族汇聚于湖畔平地、山间坝子，冶铸铜器、文明孳长，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滇中地区青铜器构思巧妙、工艺精美，尤其是尺寸不大但人物众多的场面雕塑，以高超的写实技艺为我们保留了2000多年前滇人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的生动场景，堪称“青铜铸就的无声史书”。 “滇王之印”复制品原件为晋宁县石寨山6号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开“五尺道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北起宜宾、南至曲靖，途经盐津、大关、昭通、鲁甸、宣威等县。五尺道全长1000多公里，大多建在崇山峻岭之中、悬崖峭壁之上。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相当于现在的1.2米。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中央政府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这是云南正式纳入中国历史版图的最早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更焉。” 滇王铜编钟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早期一般是由3枚组合成，春秋末到战国编钟数目逐渐增多至9 枚一组或 13 枚一组。云南出土的编钟与中原地区编钟组合以奇数为主不同，多为偶数，6枚一组。本柜展出的编钟出自石寨山 6号墓，是一代滇王所有。滇王编钟一组六枚，附钟座一对，编钟上丰下杀，钟体断面呈椭圆形状，半环形绳纹钮。钟面两侧各铸四龙，两两相对，一拖尾，一卷尾。龙均为两足，三趾，有一足距，长耳，无角，圆睛，颊旁有髭须状物，龙身饰以条纹、点纹近唇边一周装饰有卷云纹。 牛头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士 滇王玉衣玉衣随葬是中原习俗，汉代的人们相信“玉能寒尸”，”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玉衣随葬有等级区分：皇帝使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主要流行于西汉，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它就逐渐消失了玉衣的制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费用相当于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6 号墓出土的”滇王玉衣”由166片玉片构成，其中包括69片规整的边角地带有穿孔的玉片，97 片未穿孔玉胚片。它并不完整，仅覆盖了人的脸、前胸部位。穿孔玉片中我们未发现金缕的痕迹，当时大概是用丝线、麻线等穿缀成型的。 滇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滇国青铜器生动细腻的写实手法、拟人化的艺术语言，将两千多年前滇国社会的一幕幕场景鲜活地展露在我们眼前——战争、祭祀、宴乐、歌舞、狩猎、耕作、出行等。被滇国工匠们捕捉下来，成为他们表现的对象，加上多种多样的动物形象的准确刻画，使滇青铜艺术始终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滇国青铜器脱离了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崇神、重礼的程式化、符号化藩篱，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它具体而微的艺术表现力，丰富多彩的题材选择，巧夺天工的塑造技巧，放诸世界文化史、艺术史上与任何青铜艺术相较都毫不逊色。滇人用青铜“铸造”了历史。 二狼噬鹿铜扣饰（下）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虎牛搏斗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二虎噬猪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鎏金铜鸳鸯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鼓春秋楚雄市大海波出土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题材选择上存在相似性。但就具体器物而言，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滇国动物搏斗扣饰善于表现动物争斗中的悲剧气氛，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程式化、夸张化的风格大相径庭，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例如在“虎牛搏斗扣饰”中，本该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它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象的联想。 铜立牛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牛头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赛山出土 圆形鎏金镶石猴边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鹈鹕衔鱼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赛山出士 吊人铜矛西汉 该器长41.5，宽6厘米，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第 6 号滇王墓，为一代滇王炫耀武功所用，是一种仪仗兵器。刃部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刃中线起脊，后锋作锐角。圆銎孔，刃部近柄处两侧各吊一人，裸体，其发下垂，身弯曲，双手反绑着。从西汉时期滇池附近的滇人与滇西地区昆明人之间战争频繁的史实推断，铜矛上所吊裸体人物当为被俘虏的昆明人。 石寨山文化是滇中地区青铜时代的主体文化，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滇中历史的关键。 猎首纹铜剑·战国该剑长 28.2厘米，一字格，空心圆柄，剑柄两面雕刻猎首人物纹饰。剑柄上浮雕人物头梳高髻，发髻上饰有圆形五角星似的装饰，头顶一面鼓，神情狰狞，双目圆睁，龇牙咧嘴，身着对襟长衫，腰带上系圆形扣饰，衣着华丽。双手戴宽边手镯及钏，跣足。右手持短剑，左手提着一人头。该图像反映了古滇人猎头的习俗。猎头活动多与宗教祭祀有关，或用来祈求年成丰稔。剑身纹饰与剑柄相似，只是其人双手上举，下足半蹲作舞蹈状。该人物应该是滇人的巫师。 益州郡郡治与滇国的“国都”近年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对滇池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两国考古专家发现：在晋宁县晋城镇中心，有大型建筑的遗物出露于地面，判断其为汉晋时期的器物。考古专家推测这里可能就是考古界寻找了几十年的古益州郡的郡址。通过对河泊所——石寨山区域的贝丘遗址的调查，还发现河泊所贝丘遗址非常大，而且该地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很近，这一区域很可能就是2000 多年前滇国的政治中心——即滇王统治的中心区域。目前考古勘察看来，滇池东南岸就是“滇国”的主要势力范围。 滇人的发型滇人是爱美的民族，且善于打扮，男性最常见的为圆髻发型，先以丝、麻或棉质发带束发于头顶，然后打结成髻，状似击鼓之木锤，史称”魋響“。妇女的发型变化较多，有的梳"椎髻”，其他还有“银锭髻””马鞍髻”、等，也有的自由垂放背上，不加梳理，别具风情，还有的挽成螺旋形状，盘在头顶正中，也有的束于颈侧，或者结于脑后等，种种不一。 滇人的服饰滇人男性服饰多着对襟长衫，下着短裤。肩披帔、束腰带、胸腹处悬挂圆形扣饰作装饰，腰悬佩剑。滇人女性服饰也着对襟长衫，袖较短。内着圆领短胸衣，下身着短裙，同样肩披帔、束腰带、以圆形扣饰作装饰。滇国民族无论贵贱均跣足，有的贵族还纹身、头插雉鸡的尾羽和牛尾巴为饰。出现在滇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也多见编发辫者，他们就是司马迁所记载的”编发”的昆明人。昆明人常用铜头箍箍发，史称“曲头”。 1、圆形镶石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2、圆形牛边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3、圆形孔雀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4、圆形镶石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4、圆形镶石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