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六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六

十七，近三百年学问第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7一1969.10）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寅恪自小受家学熏陶，广泛阅读经史。早年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教授），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并被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陈寅恪的研究甚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太炎并称为“近代国学三大师”，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

（一）陈寅恪在清华享有崇高的声誉

陈寅恪的人格学问，不仅得到学界大腕与年轻弟子们的尊重，即便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备加尊重。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署期周刋.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到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的邓广铭慕陈寅恪才学与声名，经常跑到联大教室旁听，获益颇丰。邓回忆说：“虽然因为我的根底太差，对陈先生所讲授的未必能有切身的体会，但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四年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陈寅恪在沦陷后的香港与日寇的抗争

陈寅恪因右眼视网膜剥离，拟经香港去英国治疗。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遂不能成行。日军占领期间，陈家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能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为节约粮食，陈夫人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偶尔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

忽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家居住的那一片房屋作为军营，限期搬出。唐筼怕居无定所，孩子们流落街头走失，女儿陈流求清楚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白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身年月日及亲友地址，缝在四岁小妹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联，盼望有好心人将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还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日军同意延长时间。后因这支日军奉命开拔，陈家及周围居民才得以幸免。

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又传来对面楼上阵阵凄惨的哭喊声和厮打声，才知有一家五个姑娘遭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姑娘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一把拉过流求，拿起剪刀，不由分说，嘁里喀嚓把头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她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

未久，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军谋事，即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极其紧张，而陈家又特别需要的大米送上门来。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全力将米袋拽出门外。奉令行事的宪兵呜里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入，陈氏夫妇又一次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之宁肯一家人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日本宪兵见状，知强迫无用了，不再争辩，将米袋拉了回去。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春节过后，忽有一个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便产生了冒死突围的念头。经过一番筹划和乔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偷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后，与接应者见面。对方奉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拨发的款项19000元。得此款项，陈寅恪如得天助，遂由澳门乘船经湛江，再走陆路，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后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三）陈寅恪在昆明上课情形及“闻机而坐，入土为安”之趣事

陈寅恪辗转抵昆明，居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大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每当上课时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遭到婉拒。据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后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暝目闭眼以谈，滔滔不绝。”

在昆明，经常受到日军战机的轰炸，为了躲避空难，时为西南联大实际负责人的傅斯年，命人在陈家楼前空地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做防空洞用，但坑里经常水深盈尺。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一遇到警报，不惜带着椅子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此，陈寅恪曾专门做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机”指日本飞机，“入土”者，入防空洞也。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尽快“入土为安”。这时，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开始患病，视力模糊，行动极为不便，又由于有睡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氏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而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傅斯年就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危险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为安”，才算了却一件心事。此举，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四）解放后陈寅恪“不降志，不辱身”，安居自守做学问。

全国解放前夕，陈寅恪没有如胡适傅斯年选择去美国或台湾，而是向南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教学。

1953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由曾是陈寅恪学生的汪篯，带着院长郭沬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敦请陈寅恪北上，领衔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的工作。陈氏向北京方面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上学术研究”。

很显然，陈寅恪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陈也不可能北上。

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杜国庠，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当场回绝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

1957年反右运动也波及到陈寅恪，面对铺天盖地的围攻漫骂和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大秘书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迁出校院未能如愿，仍居住原一号楼，但不再开课。从此，陈寅恪告别了32年传道授业的讲台。

1961年8月30日晚，老友吴宓从西南到广州看望陈寅恪后，在日记中写道：陈氏“专述二十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

十八，吴晗在清华，西南联大及返京和解放后关健节点的表现

（吴晗与夫人袁震）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南老河口人。据说12岁就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影响下，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仍热衷于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年青教员和学子们猎取的目标。上天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相恋不久，祸不单行，袁震又患上骨结核，一直躺在床上，生活靠别人照料。吴晗不顾母亲和家人的反对，执意此生非袁震不娶。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他曾奉吴家人之命，做吴晗的工作。当时吴也患肺病住院治疗，“他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说话，一句话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之意，他睁开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吴的一席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

袁震与姐姐袁溥早年都是董必武的学生，于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并于抗战前一起潜入北平，从事秘密地下活动。吴晗与袁震相恋后，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晗在《自传》中曾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

求学时代的吴晗是胡适的爱徒，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而当时吴在人前人后表现出对胡适的无比崇敬之情。后来，因袁震对胡适极为轻蔑，曾嘲讽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吴却回答：“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

后来，袁震随吴晗到昆明西南联大。袁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大后方物价飞涨非常不满。吴晗因薪资既要开销，又要给袁震治病，生活极为困顿，也跟着袁震大骂国民党。1941年9月，吴晗偕袁震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和延安秘闻，为吴晗在思想上和心理上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随后，吴袁回到昆明，在罗隆基楚图南影响下，加入了民盟。

1946年夏抗战胜利，吴晗偕袁震8月返回北平清华园，住进了西院12号。房子外观有些破旧，据说是供给四等教授居住的，但比昆明的居住条件好多了，吴氏夫妇很满意。据吴晗后来在《清华杂忆》一文中说：“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了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这是指吴晗回到北平后，与民盟北平组织接上了头。不久，吴氏主持北平市民盟工作，开始接触中共高层。1947年初，国共和谈再次破裂，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出北平前，中共要员徐冰把一台收音机送给吴晗。吴派专人晚上收听广播，记录并油印出来，第二天秘密发送到民盟成员和一些师生手中。由于收音机要安装天线，易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吴晗就通过关系，把收音机放在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中。

吴晗回到北平，在国共重庆谈判和内战初期，双胜负局势尚不明朗，吴晗一开始并没有倾向共产党，而与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储安平，费孝通等，以所谓“第三者”即超越国共两党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态跳出来，明确表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共产党也是内战的祸首，你们都是反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只有我们不左倾也不右袒的第三者。”1946年1月，吴晗等人在联名致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的信中，把共产党说成同国民党青年党是“一丘之貉”，并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嚣道：“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是不大感兴趣。”同时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咬牙切齿地对国共两党发狠话并威胁说：“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待局势明朗，共产党必胜无疑，吴氏才把筹码放在共产党的盘子里。此时，吴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秘密联络点，暗中与中共地下党崔月犁王冶秋马彦祥等联系。时王冶秋为北平孙连仲司令部少将参议，他与孙手下的余心清联手，策反孙连仲反水。突因中共北平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而泄密，中共译电员陈融生和王冶秋先后逃到吴家，并由吴袁夫妇经联系，将两人先后送到解放区。

吴晗的一系列举动，引起国民党军警注意并秘密监视。1948年8月20日，北平军警包围清华大学，欲逮捕共党嫌疑分子。由于校长梅贻琦在军警面前竭力斡旋，吴晗乘机烧毁家中的秘密电文，从清华园秘密出逃。

关于吴晗出逃的经过，据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回忆：1948年，陈继承担任北平警备司令，在找北平各大学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吃饭时，公开指责吴晗，说他煽动学生闹事，要予以制裁。梅贻琦解释了一下后说：他是个读书人，也没什么，做不了什么东西。在回来的汽车上，梅贻琦谈及吴晗一事，并要吴泽霖找吴晗，通知他马上离开清华园。

吴晗在地下党帮助下，与先前撤退到天津的袁震会合，当年11月辗转抵达西柏坡。其间，吴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呈毛泽东过目，毛对书中彭大和尚归宿提出意见，吴即表示要照毛的意见改。

1949年1月31日后，吴晗以胜利者的姿态接管清华北大，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军代表，实际主持校务。据当时的清华校友林从敏回忆说：“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关系很和谐，据说是邓的扑克牌友，邓总是称他教授，且已内定为北京市副市长”。于是，在清华园当了近一年“太上校长”的吴晗，于当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此时的吴晗，当然知道中共党员与非党副市长的区别，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给毛泽东写信，找周恩来彭真等汇报，强烈要求入党。毛周对吴晗在国共和谈时，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表现心知肚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1957年，才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出面谈话，通知中央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吴晗的政治投机获得成功。

1959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碑》后，找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指示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做宣传工作。

既然海瑞涉及明史，就不得不想到号称明史专家的吴晗。吴晗听了宣传口领导的话，一听是毛泽东的吩咐，吴氏自是受宠若惊，立即施展才华，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刋登于同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1959年庐山会议后，吴晗把之前写好的《论海瑞》一文给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看。这位领导说，毛泽东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出于政汉形势考虑，具有投机心理的吴晗，又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假海瑞等与文章毫不相干的文字。同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请吴晗写一本海瑞的京剧，从未写过剧本的吴晗，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罢官》剧本。此剧公演后，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宴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氏一出中南海，就满脸兴奋地告诉吴晗：“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自然喜出望外，认为这个宝押对了！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妻子袁震递给他一份《文汇报》，上面刋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读到最后一段，吴晗才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袁震夫妇受到残酷批斗。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批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以后我们听说，爸爸戴着手铐被押到人民医院看病，他满头的头发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血。”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一个月后，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接受“群众专政”。1969年春，身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特地送来一碗袁震爱吃的红豆稀粥。想不到这碗粥成了袁震的最后晚歺。当晚袁震脸色紫青，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孩子们用平板车将母亲拉到医院，翌日凌晨身亡。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通知吴晗的两个孩子去看他爸爸，当两人来到大门口，看到一辆医院的车子，来人冷冷地对他俩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尸体就在车上。”而这一天，距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正好四周年。

十九，冰火两重天：解放前后的南开大学之父张伯苓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蒋本着当年“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允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为张伯苓颁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奖励。4月5日张伯苓七十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辉光”条幅祝寿。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在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中，南开分得8亿元。以南开在西南联大之规模，此项分配实有照顾之意。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为校长。从此，南开与清华，北大进入并驾齐驱的三大国立大学时代。

1948年5月，中华民国实行“立宪”，蒋邀张伯苓出任首任考试院长，张氏同意到南京“跑跑龙套”，此时的张伯苓既有感于蒋的多次关照之情，更有以这顶官帽为南开谋得新财路之考虑。

根据教育部章程，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兼职，张伯苓不得不离开，南开校长由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的经济学家何亷代理。何到任不久，平津战事一触即发，何亷于12月由北平乘机南下，月底携家赴美。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中共天津市委指定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校事。

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两次专程看望在此养病的张伯苓，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前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舖，家属均可随行。此时，周恩来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由此，张伯苓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拒绝，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蒋介石转往成都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坚持留在大陆。

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由重庆飞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在京逗留半年许，9月中旬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怀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老人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

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期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2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逝世后，只有《天津日报》刋载了张伯苓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其他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即使周恩来总理闻讯后，于第二日亲往天津吊唁并发表讲话，但也未作公开披露。其间，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

同时，周恩来也表示：“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创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1951年2月27日，当蒋介石得悉张伯苓病逝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未久，台湾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政军首脑集体出席，蒋介石亲写“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志哀悼。以后，每逢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最后一天，据蒋经国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面带笑容……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

由于张氏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于南开大学校内”之遗愿，但南开大学党委的一位要员称：“现在的同学与张伯苓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

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才同意张伯苓的骨灰葬于校园，算是实现了张氏生前的遗愿。也就在这一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细心者发现，上面有张伯苓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伯苓的学生，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

二十，陈布雷和女儿陈琏：两辈人，两个阵营，相同的历史宿命

1948年11月6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遂服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氏的忠诚和对前途的绝望。

此前，陈布雷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做了报导：

（中央社讯）陈氏布雷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眠。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日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导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陈琏与袁永熙结婚照）

叶公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夫人袁永熹有位弟弟叫袁永熙，其人先在昆明拉杆子闹了一阵子革命。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读，未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出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此为中共在西南联大师生间培植势力之始，后来在昆明掀起的轰动中外的学潮中，袁永熙等出力甚悍。据说袁永熙是个少有的奇才，在联大学习期间，学习工作恋爱三不误，与一代文胆陈布雷之女，时就读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思想比较另类的陈琏，在感情上碰出了火花，建立了恋爱关系。皖南事变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被国民党部队击溃后，风声很紧，袁陈两人一起潜往个旧隐蔽数日。1947年8月10日，袁陈两人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后育有二子一女。

1952年，袁永熙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红极一时。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调河北省南宫中学任教。随着袁氏掉入“右派”沟里满身泥污不能自拔，陈琏在政治压力下与袁离婚，成了互不相干的沟里沟外人。文革爆发后，陈琏因其父陈布雷的历史问题受到批斗。1967年11月19日，因不堪造反派殴打的屈辱，从十一层楼跳下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