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中心论的尴尬

资阳大梦

<p class="ql-block">4200年前后的全球气候灾变,给满天星斗的各地文明带来灭顶灾难,却成为古蜀华夏联盟形成的重大历史机遇</p><p class="ql-block">--兼论华夏中原中心论在时间节点上的现实尴尬</p><p class="ql-block">探源工程认定,4000前的几千年,多元是主旋律,华夏大地部落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大江南北。4000年后的几千年,一体是主旋律,联盟一统华夏如月明星簇。我们却惊奇发现,4000年前后的华夏大地,并没因灾变气候而走向全面毁灭,反而在四川盆地特殊环境中绝处逢生,催生出华夏联盟,4000年前后是华夏文明进程从多元到一体巨大转折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要里程碑。</p><p class="ql-block">4000年前的全球灾变气候是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历史时期,史称4200事件。它不太被考古学界、文献史学界和人类文明起源研究领域重视。从考古角度看,此时的大型城址、聚落走向衰退和消失,甚至没有内容丰富的墓葬。从文献角度,却有大禹治水等重大事件发生和五帝等重要人物出现。但这个特殊时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进程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华夏文明格局与走向,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成就了华夏联盟。</p> <p class="ql-block">原因分析:4000年前,全球灾变性气候造成低温、干旱、洪灾、地震,导致了许多古代文明的衰落甚至毁灭。在全球,古埃及文明衰落,西亚两河文明消亡,印度河哈拉帕文明中断。在中国,良渚文明衰退为马桥文化,龙山文化衰退为岳石文化,红山文化衰退为小河沿文化,齐家文化衰落为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石峁文化匆匆结束,老虎山文化直接中断,石家河古城遭到废弃。(参见吴文祥等《4000a 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王巍《公元前2000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p><p class="ql-block">3500年前至5000年的亚北方期,进入全球性的灾变气候阶段,分别出现两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冰期,即第二新冰期和第三新冰期。北半球中高纬地带广大地域普遍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正是这样的灾变气候,给全球各类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最终也让进入成都平原的华夏联盟由盛及衰。(参见地质学家刘兴诗《三星堆文明与古地理环境》)</p><p class="ql-block">从BC2400前后开始,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的减弱,出现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其间数度出现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参见Wang,Y.,H.Cheng,R.L.Edwards,Y.He,X.Kong,Z.An,J.Wu,M.J.Kelly,C.A.Dykoski,X.Li,The Holocene Asian Monsoon: Linksto Solar Changes and North Atlantic Climate.Science 2005,308:854-857.)</p><p class="ql-block">有研究表明,BC2114、BC2049发生了五星连珠,BC2072、BC1970发生了日食。(参见赵永恒. 唐虞夏天象考[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11(03):30-32.)</p><p class="ql-block">严重后果:西北高原地区雨水大幅度减少,农业宜耕度衰弱,导致文明程度显著下降。北方干冷逐步草原化,催生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对峙、抗衡、碰撞。暴雨中心从黄河一带南移到长江一带,导致延续千年良渚、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肖家屋脊一脉相承的文明形态断裂。(参见文脉云.灾变乾坤 BC1900大叠灾促成从多元到一体.2022)</p> <p class="ql-block">沧海桑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聚落和人口消减的状态下,中华文明九死一生。(参见李旻,2017)</p><p class="ql-block">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在太行山东麓和山东地区,基于当时聚落选址的特点以及城址被冲毁的情况,可知这一区域很可能出现了黄河下游大范围改道或水灾等自然灾害。参照历史时期的相关记载,可知大规模水灾或河流改道之后会出现旱灾、蝗灾、土地盐碱化甚至严重的瘟疫。...考古学报告总结:若非考古材料,无论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空前灾难与崩溃,还是夏代后期社会大规模重组和变革,亦或是黄土高原曾经的显赫及其之于中原地区的重要意义,都会因不见于典籍而完全不为后世所知。(参见张莉.文献之外的夏代历史—考古学的视角[J].中国文化研究,2018(03):38-50.)</p><p class="ql-block">灾难证据:青海海东喇家遗址距今约4000年至3800年左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灾难遗址,以青铜时代早期齐家文化为主,兼有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内涵的聚落遗址,保留了近4000年前大地震、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公认为是极为珍贵的史前灾难遗址,对于探索研究黄河上游乃至我国西部的早起人类文明、多重灾难现象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4800年到2800年的三星堆遗址同样有灾变遗存证据。</p> <p class="ql-block">中华文明灭顶之灾,华夏联盟绝处逢生。</p><p class="ql-block">蜀川机遇: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高山环绕的四川封闭型盆地,特别是西部成都平原,古老神秘的蜀山氏部落,在4000年前后迎来了不速之客,东西南北各部族难民纷至沓来。同时汇集各路精英人才、先进技术和文明成果于古蜀,创造出人类文明奇迹,华夏联盟应运而生,上古中国脱颖而出。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器物,完美诠释了典籍所载三皇五帝及夏商周的真实存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