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为他人做点事是我的习惯

李桂宝

　　我从企业调到机关后，遇到以前厂里的好友和我说，你家在外县的农场，你也不是正规院校毕业，没看出你有多聪明，也没看出你有多大本事，你现在各方面都整得挺好，我说是运气好。还有人说，你是很努力，但许多人的努力没成，你的努力却成了，我还是说，我运气好。有人说，你从农场开始，每一步都能赶在点上，有的人就是赶不上这个点，我依然说，我运气好。也有人说，有的事我们都不敢想，你不但敢想还办成了。我还是说，我运气好。再问我为什么，你总是运气好？我却没有答案了。近段时间我突然想起，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为别人做些小事，没想在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只看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不知道我的运气好，和长期做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是否有关系。

　　1973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七连工作。宿舍是上下铺，住七八个人，每年要烧半年的炉子取暖。烧炉子这样的活最好是一个人管，不然大家都认为有人管，结果反而因没人往炉子里添煤而熄灭了。有的宿舍是轮班烧炉子。有的是分工协作，有人把煤搬到室内，有人是把煤块砸小，有人向炉子里加煤，有人掏炉灰，有人生炉子。生炉子这个活时间不确定,有时一周点一次,有时也许一个多月才点一次，它看似很轻松，实际上很麻烦，需要事先把木柈子劈好备用。我们烧的是无烟煤,燃点高，先用豆秸把小木柈子点燃，然后再加入粗一些的木柈子，才能把煤点燃。无烟煤的特点是炉灰多，掏炉灰时灰尘大，又脏又累。炉灰满了大家都能看到，谁想干谁就干，我们宿舍烧炉子掏炉灰的活，基本是我一人包了。元旦和春节要放几天假，我们回来时炉火就熄灭了，房间里很冷,于是我想出一个好办法，炉子压火时，我不用正常的煤块，而用小碎块，然后再撒上干煤面，这样炉子几天都不熄灭。我烧炉子很精心，我们宿舍很暖和，别的宿舍的人很想搬到我们宿舍来住。

1976年12月，推荐我上学,离开了七连。在七连的几年,宿舍的炉子一直是我一人烧。别人可能会想，我活干得多，大家都看得到，为推荐上大学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本宿舍人并没推荐我。那时推荐上大学的程序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我们同一宿舍都是机务排的，有三人报名，我们车有两个人，车长和我，另一个是其它车的，和我一样也是驾驶员，我们车还有两名农具手也住同一宿舍。因队里只有一个名额，每个班组只能推荐一人。1974-1975年，我是连队获得唯一最高荣誉的团嘉奖，我上学可能性很大。考虑到我们车组这一票如果推荐我上学，与我关系很好的两名农具手，以后和车长的关系就很难相处,于是车组推荐会上，别人还没说话我就第一个提名推荐车长，别人就不可能再提出反对意见，我们车组这一票就选了车长。本宿舍报名的另一人，顺理成章地获得他们本班组那一票。连队共12个班组，我得到8票，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一名，连领导也顺利通过。

一个月后，我去营部办事，在路上遇到营里的文教干事黎志汉，他是为我上学推荐表上没有班组鉴定而来七连。我们车组没推荐我，这一格是空白。他找连领导把此项补上后我顺利地上了学。

　　宿舍的活我主动干，成全别人的事我也经常做，这是我的习惯。这个习惯我也带到了哈尔滨。我的同学多数是外地人，春节前都要探亲，我听说谁要回家，就主动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对宿舍的擦地，教室大扫除等我都积极主动。我后来分配到劳资处，办公室擦地、打水的活我也是干得最多。不管别人怎样评说，都按我的习惯去做。

1993年,我在报上看到哈尔滨开始征集哈尔滨《北大荒知青通信录》的消息后，我积极参与。当时的知青是40多岁，正是工作和家庭最忙的时候。当领导的知青，还能偶尔抽出时间来参与活动，生活在基层的知青就没有精力抽出很多时间来当工作人员，于是我主动承担一些具体工作。在知青活动时我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北大荒第二代，1966年我11岁，老北京青年就担任我们班主任。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到农场，我称连里的知青叔叔、阿姨，也是从这年开始。我班级的各科老师都是知青。兵团一般是推荐知青上学，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农工，我却被推荐来哈尔滨上学，是知青老师培养了我，又是借知青的光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来参加活动是为知青服务，来回报知青叔叔、阿姨当年对我的培养。”我的自我介绍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有的人加入知青联谊会，想获得相应的头衔来装饰自己，我不是知青,当然不可能去想这些，只是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具体工作。因当时的经商大潮，知青联谊会也搞一些经济活动，我明确表示不参加，在厂里我有稳定的收入，这类经济活动让一些下岗知青参加，能获得一份收入。实际上我家当时的生活也紧紧吧吧，凡是在外地的知青活动我都不参加，怕花路费。结果知青联谊会的这些经济活动都没挣到钱，互相之间还产生一些矛盾，我却避免了这些是非。

　　1992年我给黑龙江农垦总局写了篇5000多字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各农场应该利用知青的优势，发展农场的经济。总局当作一个内部文件下发到各管局农场。我把建议复印后送给多个知青领导，联谊会的领导说“这份建议对咱们的知青活动有很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当时知青的活动很多，京、津、沪、浙、哈知青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扶助贫困老知青大型活动，市政协交办的筹集出版知青回忆录《昨日风雨录》，等知青联谊会地活动。这些活动我不仅是参加还写文章大力宣传。我一般是利用休息时间做这些事，知青活动和本职工作两不误。

我在知青联谊会做的工作，大家对我很满意，我担任了哈尔滨知青联谊会办公室主任。参加知青联谊活动，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也交了一批知青领导的朋友。有些是在饭桌上或是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北京知青出版的和其他的知青书籍，我先后买了有二三百本，利用我厂文件交换的方式送给他们，交到了更多有层次的朋友。也有的人找我，想认识某个岗位的知青领导，我就组织饭局约他们认识，并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就直接联系，不用再找我这个中间人了。”后来他们相处的比和我的关系还好，这是我十分高兴的事。我对岁数大的知青领导，和在连队时一样，称他们叔叔，他们与我相处的很亲近。

我工作由企业调转到机关后，有人这样说，桂宝是最早参加知青联谊活动，为联谊会做了些工作，并且是什么好处也不要，通过十年的知青活动，得到领导的认可，而调到政府机关，是知青活动最受益的人。这样说也对，关键的是，刚参加知青活动时，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处。因在知青联谊活动中做了些具体工作，而得到知青领导的赏识，虽然是和领导非亲非故，同样对我鼎力相助，把我从国企的中层管理岗位，调入机关的处级岗位，这是我的恩人。

我们一队的知青，大约在2005年后活动增多。外地知青回农场要经过哈尔滨，一队的老职工也时常来哈尔滨，哈尔滨知青有许多聚会的机会。队里的知青和我说，桂宝你岁数小，也不是知青，你工作还很忙，能来参加聚会就可以了，不用总是抢着买单，我说你们的工资都不高，我不但比你们工资高点，单位发的车补我也不打车，用来招待大家吃饭。我与别的好友吃饭时，也是尽量买单，理由是我得到的更多，也应该多付出。

我退休后，和同学回到七分场，分场上一届的同学杨恒诚，非要约我到他家小聚，吃饭时他爱人说，桂宝你和杨恒诚也不是最好的朋友，我们结婚时你的礼品最重，是一对漂亮的暖瓶，我们用了许多年。她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他们是1974年结婚，当年还没有吃席的习俗，我听说后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给他买的礼品，商店的老郭给我包装暖瓶时说，我要是知道你花这么多钱，是送给好友结婚的礼品，我都不能卖给你，当时我只所以要花重金，是因杨恒诚腿有残疾，他的生活更不容易。我上学离开农场后和他就没有联系了。

我连知青都退休了，主要联系方式是一连微信群，可惜的是有些人离开一连后就失去了联系，大家希望更多的知青相聚在群里。上海知青钱成国，在一连下乡时表现的很优秀，1973年保送上大学回到上海学医，毕业分配去了西部的省份。想寻找几十年前的知青好友，当然是十分、十分的困难……我费了许多的心思和精力，最后在西藏拉萨的一家医院和他电话联系上了。他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永川区的一家医院，退休后聘到拉萨的医院当医生。他加入一队微信群后，时常转发一些健康内容的微信，大家都很喜欢。我先后想尽办法找到了五名和一队失去联系的知青，这个过程和所费的时间、精力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我父亲2008年84岁时去世了，我不仅是怀念父亲也思念一队父辈的老同事，我找到他们的电话，打电话问候他们，我不喜欢去见面拜访，打电话问候，双方都是很快乐的事。

2019年，全国出现空前的重大疫情，新冠病毒开始传播，许多人不知疫情会发展到什么严重的程度,诚惶诚恐。我得知百香果可增强免疫力，给一些亲朋好友买了寄去。我还写了《海南治疗疾病的水果蔬菜》的文章，详实介绍了百香果等可增加免疫力的原理方法。好友们读着我的文章，品味着我寄去的百香果，心里舒畅，心情好就能增强免疫力，再加上百香果的作用，增加了双倍的免疫力。特别是几位我父亲八九十岁高龄的老友动情地说，桂宝呀, 百香果从海南空运到黑龙江，你这份情义太厚重了。我说,我父母都去世了，能为您这位长辈做点事，是我的快乐。还有一些好友，说啥也不给地址，我就爱莫能助了。

我在海南定居，夏天也时常回哈尔滨住一个月。下届技工学校同学李延波听说我回到哈尔滨，时常要请几个好友聚餐，在酒桌上他多次说过：“当年我到技校报到时，是桂宝大哥接待的我，上届同学，在我们这些刚从农村考上技校的新生面前是敬重的大哥，能引导我们找到自己的宿舍就很感谢了，桂宝大哥还热心的帮我们扛行李，并且是选最重的扛，爬五层楼梯。此事过去近5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为桂宝大哥真诚的对我这个学弟而感动。”

　　我从少年开始，就体会到为别人做点小事很快乐。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这些理念我是后来才知道。现在回想，为什么我在少年时就是为别人做事而快乐？也许是因我小学三年级就到分场住宿上学，宿舍烧炉子、扫地我都主动做，周围的人都比我大，有了冲突我谁也打不过，只能尊重、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定位看的比别人低一些，也成了我以后的习惯。现在回想起以前经常主动帮助别人做的许多事，有的并不恰当，我不知这是我的缺点还是优点。许多人都懂得：关键的人是少数，次要的是多数，想做成一件事，要抓住关键的人。我没有这个抓重点的理念，而是用了许多精力去善待身边的每个人，而使我在处长的位置上止步。也许这还是我的福分，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年代，更高的位置会有更高的风险。

202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