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

Kouwen

初次知道我有了一个弟弟，是在我三岁生日那天。那天中午爸爸出乎意外的来幼儿园接我，手中还端着幼儿园为我准备的生日面，爸爸告诉我：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我是姐姐了。过了两天，我从幼儿园回家时，就看见了妈妈躺在床上，我糯糯的叫着几天没见的妈妈，不知为何妈妈看见我就哭了起来，而我也被吓哭了。爸爸急忙抱过我责怪妈妈的莫名其妙。后来妈妈解释说，她看见我站的远远的叫妈妈，觉得我似乎疏远她了，心中愧疚而泣。
　　弟弟和我同月同日的生日，从那时开始，每年的那一天，爸爸都要带我们姐弟去照相馆照生日照，然后烧一顿好吃的给我们庆生，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家生子，那顿生日饭从未中断，直到爸爸七十多岁，衰退的忘记了世间凡事，忘记了亲人。
　　弟弟出生时，奶奶已过世，家中无人帮忙，爸妈要上班，听姑姑说，可怜的弟弟就被一个人丢在家中，妈妈只能中途喂奶回去看看。这样的状况直到弟弟八个月才送到托儿所。 自从弟弟来了，平静的家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我的乖巧懂事，弟弟就闹腾许多。弟弟是1962年出生的，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人人食不果腹。我依稀记得家里的粮食就是包菜、胡萝卜，可想而知妈妈在孕育弟弟时的 营养状况。因此，幼时的弟弟体弱多病，而只要他一生病，又不肯吃药，爸妈焦虑情绪就大爆发，互相责怪，加上孩子的哭声，真是一地鸡毛。而这时的我，躲在一边，心中很是责怪弟弟的不听话。也是从那时起，妈妈的重心就开始向弟弟倾斜，我则成了爸爸和姑姑的小尾巴，逐渐开始自立。
　　弟弟慢慢长大了，1966年我们一家从南京到了江西，我上小学、弟弟上幼儿园，那段日子应该是我们家相对平静的时光。基本上是妈妈走到那里，都是带着弟弟，而我则更多的时间是跟着爸爸和姑姑。记得有一年，爸爸出差、妈妈带着弟弟去南京看外婆，把我留在姑姑家，不巧的是姑姑因病住院，姑父在医院陪床。有天晚上电闪雷鸣，我一个人待在姑姑家里，被雷声吓的大哭，后来是楼下的邻居听见哭声，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安抚，直到雨停姑父回来。那天的情景，那种恐惧与孤独无助，我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1968年

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一家从繁华的南京来到偏远落后的山区小城景德镇，才刚刚两年多，连当地方言还没听懂，又被下放到农村。在景德镇的单位里，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小社会，周围还是熟悉的同事、同学。而到了农村，除了我们一家，周围全是陌生的村民，听不懂的方言，面对这些，我们一家可想而知的惶恐。正是从那时开始，九岁的我和六岁的弟弟开始了相依为命之旅。
农村的村民还是很友好的，对我们一家关心帮助颇多。可是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欺生是不可避免的。记得有一次春节刚过，我被小伙伴邀着出去玩，奔跑中被推到河里，急忙中我一只手拉住了岸边的枝条，全身浸在冰冷的河水里，我央求同伴将我拉上去，可他们开心的看着我，还笑话我，最后还是有村民路过将我救上来。我一身水淋淋的跑回家里，只见妈妈正边流着眼泪打弟弟，原来弟弟为了讨好小伙伴，被挑唆的回家偷拿香烟出去抽，我这付模样无疑是火上浇油，立刻也被打了一顿。当然，最后还是要收拾残局——换衣烘棉衣。自此之后，我们姐弟俩出外都是结伴而行。至于，出门被狗追、被村里孩子骂野种都是小事了。慢慢的我们一家融入环境，加上我的学习成绩让这些孩子羡慕不已，被欺负的事也少了。但幼小的弟弟还是常常被欺负，每当这时，我都彪悍的冲上前理论甚至打回去，我护弟的名声也就这样传开了。当然可不能给父亲知道，他可是从不护短，不论青红皂白都是自家孩子不对。
在农村，经常要去拔竹笋、讨野菜，我没有农村孩子熟悉环境，眼疾手快。只能跟着他们摸清情况，然后带着弟弟再去捡漏；学校的菜地需要肥料，那时可没有化肥，就靠我们这些学生交肥料。农村孩子家里养猪养牛，随便从家里猪圈里铲点就完成任务了。可我们家没有这些，我和弟弟只好到处寻找放养的猪牛粪，每当远远看见一坨牛粪，我们欢呼着奔向牛粪，就像捡到无价之宝。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姐弟感情逐渐加深。
　　1972年春，我们一家回到城里、父母回到原单位，我上中学，弟弟上小学，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可是弟弟的问题层出不穷，弟弟继承了父亲的体育天赋，篮球、足球等项目一点就通，学校也着力培养他，可是由于他的娇气，加上妈妈的娇惯，最后都没有坚持下来。上了中学，不知为何，成绩总是上不去。当时我在学校因成绩拔尖，颇有名气，老师基本都知道我。故而弟弟的老师找到我：你弟弟怎么和你相差甚远啊！你管管他吧。从那以后，我又天天盯着弟弟帮助他学习。再后来，为了解决工作，弟弟和我一样上了技校，毕业后回到了父母的工厂工作。
　　因为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优先选择岗位，父亲选择我去科室；而弟弟父亲遵循老观念-男孩子要学技术，但又担心安全问题(比如驾驶员、电工)，最后选择了机修工。
　　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个性，弟弟是那种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对自己没有要求，不求上进，得过且过的个性。由于身处三线厂的单纯环境、由于父亲的严厉管束，再加上他本身性格内向，弟弟工作中没有突出表现，又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加工资、当先进根本轮不到他。要强的父亲对弟弟是恨铁不成钢啊。到了九十年代父亲对工厂内部的风气变化不了解，对弟弟婚姻横加干涉，经常不论青红皂白训斥弟弟，使得弟弟更加沉默。这种情况直到弟弟结婚生子，才得以缓和。孙子的到来冲淡了父亲的失望，让父亲觉得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2007年3月于厦门（2007年3月我48岁、弟弟45岁）

弟弟在体育运动方面遗传了父亲，颇有天赋。虽然学校的培养没有能坚持，但日常的各项体育活动是无师自通，都学的像模像样。工厂里各项球类活动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转眼到了2000年，这时的工厂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开始了裁员、内退，岗位扁平化。我这时身居中层领导岗位，而弟弟则因为他的个性和技术平平，三天两头被边缘化，甚至岗位不保。我不得不又开启护弟模式，竭尽全力为他保住岗位，毕竟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一直到2009年工厂破产。

弟弟是典型的三线子弟，忠厚老实、单纯本分，从不与人纷争。在厂里工作一直倒班；工厂破产后为了生计，忍气吞声在私企打工；走出原有的圈子，在饭店、超市做保安，直到退休，辛苦了一辈子。

在家中，弟弟是个孝顺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一直陪伴着母亲。我从2005年出外工作，一直到2017年回家，这十年一直是他陪伴照顾母亲。好在母亲的最后一年是我和他共同照顾陪伴，让我没有了遗憾。

　　现在弟弟也退休了，我们都已年过花甲。我的护弟模式仍然开启着，当然内容不同了。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我时时关心他的身体状况，督促他体检、及时看医生、按时吃药。没办法，我只有这一个至亲弟弟 。

2024年10月于深圳

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