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白求恩

金義敢

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一位加拿大医生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他本可安享尊荣：在北美顶尖医院挂牌坐诊，凭其开创的“人工气胸疗法”医治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一生富足无忧。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大地伤员如山、缺医少药的消息传来，白求恩的心被牵动了。1938年初，他带着医疗队与自购器械，跨越万里波涛抵达中国。他拒绝国民党的高薪挽留，直奔最艰苦的晋察冀前线。 他睡土窑，啃黑馍，与普通战士无异。所有工资悉数捐出，拒绝任何特殊待遇。他在信中写道：“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1939年冬，日军大扫荡中，他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割伤感染，但他仍强撑在手术台旁，边泡盐水边缝合伤口，直至轰然倒下。 他对中国医护人员训练严苛如练兵，从洗手消毒到器械管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硬是建立了一套救命的铁律。人们称他“白疯子”，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精神，将中国战地救护水平推至全新高度。 那里的医疗环境令人窒息：手术室设在破庙帐篷，药品奇缺，消毒靠沸水，手套是奢侈品。 白求恩却以惊人创造力应对：砖头木板搭手术台，旧罐头盒充当消毒锅，猪膀胱作导尿管，麻绳当手术线，一切只为“能救一个是一个”。他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手术机器：曾一日完成七八十台手术；3天3夜不眠不休；手抖得握不住刀，便浸入冷水镇一镇；伤员缺血，他挽袖献血；手指感染红肿，仍坚持操刀。 白求恩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他始终坚定践行“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的工作诺言，为中国抗战作出了伟大贡献。 白求恩在边区日夜操劳，在抢救伤患的同时，还想办法办卫生学校、写教材、培训医护人员，帮助提升八路军的整体医疗水平。白求恩说，一定要学习好技术，医药和外科上的好技术可以更快地医好病人，少些痛苦，少些不安，少些死亡，少些疾病，少些残废，这一切事情都是我们的良心责任。 对医护人员的要求到了严苛的程度。某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情况时，发现一位伤员伤口没有处理好，他大发雷霆，问道手术谁做的？王道建站了出来，白求恩咆哮道：你离开这里！你不配做医生！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仪式，没有鲜花。中国战士用一块木板做了简易棺材，抬到太行山坡，大家集体敬了个礼。他留下的，不光是医疗器械、经验和培训过的医生护士，更重要的是一种“救人不计代价”的精神劲头。白求恩在中国战斗生活了22个月，不仅带来了大批药品、显微镜、X光镜和一套手术器械，还带来了高超的医疗技术，并将自己的X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生命最后时刻，躺在太行山破庙改成的简陋手术室里，他对身边他亲手培养的中国年轻人说：“让我歇一会，等下还有病人等着我。”他静默离去时，没有盛大的仪式，中国战士用木板钉成棺椁，集体肃立敬礼——他们心中，这是“咱们的老白”，是血脉相连的战友。 白求恩远渡重洋而来，因其认定中国抗战是人类正义之战的关键一环。他拒绝做悬浮于云端的“高尚者”，只求俯身大地，做一个无愧于白袍与良心的医者。白求恩来到中国后，曾经请求党组织，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瓷器摆设，而要把他“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哪里枪响他就往哪里冲。 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早年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医学，为其日后成为胸外科专家奠定基础。中国当时正和日本人打仗，战火下伤员无数，药品短缺，医生少得可怜。白求恩看了新闻，还专门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他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才是真正代表未来和正义的。他是带着一股劲来到世界上最需要医生的地方。这事放到今天，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是个很少只停留在嘴上的人，说到做到，这是他的“倔脾气”，也是他骨子里的责任心。 当组织上要给他每月发100元薪金时，他坚决不接受。这种无私无畏的作风，充分体现了“他人第一”的原则，被毛泽东赞扬为“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当今日中国拥有世界级医疗资源时，太行山下那座朴素的坟墓依然低语着超越时代的真义：真正的医者仁心，在战火中炼就，在危难时闪光，在人类最深的伤口处找到自己的使命坐标——那是白求恩以生命刻写的永恒处方。 在白求恩英文传记里，这里使用的“离开”，其实完全可以译成“滚”。王道建的领导通过翻译向白求恩解释：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业务确实不精通，但是人品好、爱学习，是个好同志。经过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道歉：是我不对，我是法西斯，我不该骂人。他带病率医疗队在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公里，做手术7000余次，救治大批伤员。他伤口感染恶化成败血症，他仍然坚持工作，边泡盐水边给伤员缝合，直到体力彻底崩溃。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逝世，终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