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昆《八十忆旧》读后随想（上）

三河四季

我和王锡昆是同乡，同令，同学。经历和感受大体相同。他所写的《八十忆旧》以亲身经历和亲感实受记述人和事；对历史，事件，寻根问底，有根有据的论证；对过往的人和事，客观分析，评判，严谨合理的结论。很有看头，很有啟发，很有意义。对我辈是回忆，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对后辈是史料，是不忘根本的动力。读后感触良多，随想如下。

一.我和锡昆，从童年，小学，中学，农校，参加工作，到退休，经历的六个阶段，大体相同或相近。只有两大不同：第一，从1943—1949年的六年的童年生活，他在东北，我在老家。他更艰苦，更困难。然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故他超前懂事，学本事。超前有了独立生活，社会交际的能力。也许这就是他在中学，在农校，都一直是学生会干部的资本吧！而我远远自惭不如。1951年小学六年级，“六一”儿童节，校長让我（少先队大队長）作为学生代表大会发言。结果，因怯场，又没有准备发言稿，讲了几句就卡了壳，冷了场，丢了人，让校长大失所望。直到工作多年，在生人面前，在重要场合，即兴发言仍是我的短板。第二，我读书少。小学，平时放学回家和麦假，秋假，割草，喂牛，场里，地里，菜园里，要我干的活许多许多，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即使有点时间，也是玩耍第一。上了中学，虽然不干农活了，但因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仍然是读死书，课余忙着玩。参加工作之后，又是一年到头忙于农事活动，很少看书。当然，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仍是主要原因。尤其退休之后，反思自己的一生，文化底蕴先天不足，后又无补，看书少，是最大的缺失。

锡昆同学，从小养成的看书好习惯，阅览是一大爱好，一年能看一百多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此出类拔萃，成为少数几个留校生之一。后来机构变更，成为教育厅的处级干部，也称得上学以致用，人尽其才。

二，何刘屯，是我除两个鄰村，去过次数最多的村。因为那里有我家的五六家亲戚。姥娘家，老姥娘家（梅姓），姑姑家（栾姓），姑表姐家（魏姓），姨表姐家（栾姓），叔伯姨家（刘姓，婶子无子，我去拜年），还有叔姐的婆家（刘姓）。1955年前，每年春节，我都去拜年。书中提到的南下人员，其中就有我的表叔（奶奶的的侄子，父亲的表弟），他南下前，我每年都去他家拜年。他比我约大四五岁，小名七友（梅**），南下在湖南某县粮食局工作。姥娘家，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一家。我的姥爷只有三个女儿（我母亲和大姨，小姨）无有儿子。按传统应过继侄子，可侄子是独子，只得过侄孙，侄孙也是独子，结果过了个重孙李玉文（五服）。本来关系并不最近，因在处理姥爷家产时，我母亲姊妹仨，没有要按传统应得的家产，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两家来往蜜切。本来我姥爷的继承人是李玉文，因其在外地工作，亲戚往来主要是李玉文的母亲及弟弟李玉芳。我母亲八十多岁还曾住过娘家，和她的同令侄媳（1902年生），我的表嫂（李近臣之妻）亲蜜无间。1986年我回家为我母亲送葬时（1958—1982年，我的父母随我在农场，在滨州生活，最后几年回老家，由我出资，兄嫂出力度过的晚年。母亲享年85岁，父亲1991年去世，享年91岁），比我大四岁的表侄李玉芳认真恭敬的驾着我，使我感动不已。

在我知道和锡昆同在一个中学时（约在1953年春节），我的表嫂曾向我介绍过锡昆的家庭。她说锡昆的祖父是位有文化的明白先生。家风，家规，家教严明，治家有方，各家各户办不了的事都去找他办，有求必应，徳高望重，深得全村人的尊敬。我的表嫂精明强干，72年前对我说过的话，完全印证了书中的记述。锡昆的祖父，养育的那么多子孙，都成为徳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是自然的和必然的。

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重大灾难。书中列举了不少抗日故事。抗日战争如何残酷，发生在家乡的“四，二九惨案”，可见一斑。我村三里以西的三里庄，就是“四，二九”惨案最后阶段的战场，当时我只知道日本鬼子为追杀八路军而火烧了秫秸垜（时年六岁，不可能懂得更多）。前几年锡昆给我的有关史料性文章，我才知道“四，二九惨案”的详情。后来，我又看过一篇专述文章，说陈再道部下的一个团，在衡水，栆强，故城之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早有预谋的日本鬼子某部，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从北，西，东三面包围。我军在团長，政委的指挥下，被迫向南退。战斗非常残烈，我军伤亡严重。边打边退，忘记几天几夜退到霍庄一带又遭重围。到在霍庄以西的某地成功突围时，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十几个人。

我家在武城县河西街北头蔡庒村。距河东县城二华里。在进县城的途中，运河大堤上，离我村三百米处（原清凉寺）有一个炮楼。我村西南约八百米处还有一个炮楼。有一天下午，我远远看见，八路军一个战士，在西南炮楼根下，頂着方桌（后来大人说，方桌上盖着湿棉被，槍弹打不透）躬腰向炮楼门口冲去，第二天炮楼被攻克。近处这个炮楼，是不攻自撤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具体时间不详），鬼子夜间烧毁运河木制大桥，偷偷撤退到高唐县。从此，武城县全境被解放，成了一次性的解放区（国民党军只反攻到邯郸）。

四，关于武城八景，我只知道“山西会馆”。1949年，河西街小学就建设在“山西会馆”，1950年春节后（当时是寒假制），我成了河西街小学的首届高小生（其实实只有两个同级的高小班，没有1—4年级初小班）。校院南门外是操场，操场南端，原来有一个木制楼阁式大戏台。戏台搭建在比房樑还粗的若干木椿上。台面是木制的，台上是四樑八柱建成的楼阁，南面封闭，东西两面像是半封闭。整体建筑，秀丽壯观，十分醒目。小时候我多次到大戏台玩耍，不知何时拆除不见踪影了。

还有两处，不知是否在八景之内。一是清凉寺；一是南关南一里多远，运河东侧，有一片墓地，墓碑，石马，石羊……，非常气魄。我常去那里割草，当时不关心也看不懂碑文，但肯定是个大官或名人。

说起清凉寺，还有一个故事，大约在1949年或稍早一点，老刘庒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老师带領部分学生，到一女生家动员家長给孩子剪辫子，该生的父亲顽固不化，一次动员没有成功。又一次去他家时，可能心生烦恼，獸性发作，在師生不防备的情况下，用铡刀劈死六名小学生。该罪犯就是在清凉寺遣址槍决的（我亲眼所见）。

五，1945年解放后，我村办起了小学（高庒，蔡庒，二里庒三村的学生），老师姓王，太行山口音，可能是上级派来的党的干部。开学我上一年级。王老师虽然只教了我一年，有两件事却终生难忘。一是他的口音和我的方言不同，和普通话差距更大。光一个“我”字的发音，后来我改了一年还巩固不住。还教了我不少错别字，自己并不知错。至今有时因此而被别人笑话。二是“生活检讨会”，每到周六，以小组为单位开会，每个逐个检讨一周来，个人的缺点错误，即自我批评。个人检讨后，大家批评帮助。别人提批评意见时，自己不准反驳，不准强调客观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样的“生活检讨会”，对一年级学生来说，显得过分苛刻。但对我而言，影响深远，受益匪浅。从1959年起，我任队長，队長兼支部书记之后，正值大跃进，刮五风，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时期。我所在的队和分场，又是全场的重点单位。渤海农垦局经常派工作组来我队蹲点。每次运动都是发动群众给当权派提意见。而我从小一年级学会的“虚心听取别人批评意见”派上了用场。态度老实，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逐步改善和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也得到工作组和上级領导的认可。因此，我在工作上还赚过一次大“便宜”。1963年，是1956年工资改革之后七年来第一次调整工资资。国家规定升级面40%。因为我和农垦局的同志熟悉，友好，无意中得知，渤海农垦局因管理着十多个农场，升级指标宽松。我试着做了个升级面60%的调资方案，未加可否。因此实报并批准的调资方案，升级面67%，一级工人不用评议，一律升为二级，个别特优秀的晋升两级。按照40%自认为不可能升级的部分人员升了级，结果基本上皆大欢喜。

文革开始，少数造反派造反，罢官，夺权。多数人看不慣，抵制，反对。后来，随着中央的发动，宣传和引导，都想当个革命派，像入了道会门一样，保守派变成了极左派。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断升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知不觉的文革化了。即使造反派头头犯了错误，根子也在上头。基于这样的认识，1978年恢复组建新的场党委后，我作为党委成员，副场長，老广北，向从县里调来的新任党委书记䢖议，文革是上头发动的，两派都是跟着中央闹革命，正确对待两派群众，团结全体农场干群，不分派别，人尽其才。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新书记的认同。1980年我到农垦部干校第一期场長班学习半年，回场后有人告诉我，这次40%升级的调资，全场干部分16个组民主评议，只有你一个人得了16票。我为得到全体干部的认可感到欣慰。

六，“读初中”，记述的许多事，详实清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清清楚楚。而同学三年的我，很多事都不知道，老师的名字记得的很少。所谓“闹学潮”，我是親历者。全过程我都随大流。大会主持人点名批评我听见了，在场的学生当时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返校后先头队伍已经到了教室，不知为什么又折回往外走。东西两行队伍分别从东西两个小门往外走。刘钧校長，站在文庙前的高台上挥手高呼制止，无济于事，急的转花。我随从西边小门的队伍往外走，去哪里？去干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不知道。我们走到县府大院门口，看见前头先到的人，从东院到西院各屋看（实际在找那个点名批评的人）。后来无功而返。事后县委调查组进驻学校后的情况，我就一无所知了。结果校長被开除党藉，撤销校長职务。如此最高处分，肯定定性很重。初中学生，年轻幼稚，不知深浅利害。本来只是找有关人员讲理，客观上成了学生集体进入县委大院的“闹学潮”事件。学生惹了事，尽管校長反对此举，也难逃其昝。刘钧是老党员，老革命，但家庭成份不好，从重处分也是难免了。应该说错误的大会点名批评，是事件的起因，相关人也应该负责任。

我于退前的某年回老家探亲，为让司机吃武城名食——旋饼，进了河西街的旋饼舖。刚找了个歺桌坐下，看见刘钧校長在另一个桌上。我去看他，他不认识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问刘家娥（我的同班同学，刘钧之女），杨继红（我同班同学，刘钧儿媳）的情况后，谨慎而策略的问当年的事解决了？他说已经落实了政策，表现高兴而毫无怨言。可见其胸怀和度量之大。二十年不能晋职晋级，三十年的政治包袱，何等的感受啊！

潘冠三校長，解放初期曾在专署（设在夏津）工作。不知哪来的印象，好像是在“镇反”还是“肃反”时，因他内弟的问题，影响了他的任用和晋升。所以，从武城中学，徳州农校到广北农校（设在广北农场，校長由场長兼任）一直任付校長。他任广北农校付校長时（主持工作，1958—1961年），知道我当了生产队長，干的不错，于1959年秋让我给农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旨在进行前途教育（也许因我也是农校毕业，现身说法有说服力）。文革期间，我去張店他家看他时，因去了上海，没能见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