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选成：妈 妈

家在大荔

妈 妈

文/朱选成

每当看“妈”到这个字，或听到这个发音，虽我已年过花甲，却总会不由自主地心底颤栗、情神颇凄、甚至眼泪滴滴。妈妈去世的情景，就会瞬间盈目充耳。

那是公元2016年，初夏，农历5月14日。

端午刚过，老家后院的桑葚，正在肥绿的沃叶抚育下，渗滴着紫红色的果汁。合抱粗的老槐树，正吸收着龙爪一样老根的滋养，绽放着茁壮扫天的虬枝翠叶。

我正在夯实刚垫好的庭院，姐姐一声急喊，我不由得心中一沉：

“神仙，还是来了！”

急忙赴跪到堂屋母亲的炕前。只见昏沉多日的妈妈，睁闪着好多年都难见的目光，寻觅着定睛在我的眼上：

“我娃不哭，妈这次听你话，歇下了。”

一阵气喘，又断断续续地说，“你们都把身体当事些，我就放心了，累了，走……”

后边只能看见嘴唇蠕动。我急忙将耳朵贴上去，却也只隐隐地听到“和……气……河……”。就感觉耳边的热气渐渐消失了。转脸定神，妈妈潮红的脸颊开始发白，眼睛已像睡着了一样轻轻地闭上了，只是眼角渗出了两颗晶莹的泪花。

“妈……”哥姐姊妹顿时都大哭起来，眼泪也很快模糊了我的视线，脑子却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傻傻地看着妈妈脸上逐渐消褪的红晕，只是拉着她慢慢变凉的手臂，像小时候给她擦汗那样，不停地拭着她的眼角，直至被邻家婶婶推到旁边，眼睁睁看着众人将妈妈抬到早就准备好的灵床上，才长长地哭出一声“妈……！”

　　妈妈生在一个准书香之家。

她爷爷是清末民初关中东部著名的皮影团团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家里阁楼上还存放着好多剧本和许多驴皮做的人人马马、刀刀枪枪。父亲李趣武，不仅是沙苑地区、同州城里很有名气的厨子，而且皮影“十大本”、“ 五十出落”（可能是一些著名的皮影小剧目）的“唱、念、逗、学、挑”更是出名。母亲马莲香，是来自马坊渡马阁老的后代。叔父李趣文，在四十年就和李志谦（当时大荔地下党领导人）、赵松泉（大荔著名的爱国商人）等，一起在大荔中学上学并结为好友，姑姑也曾嫁给赵松泉做了外室。

由于她妈妈的眼睛不好，她又是族中弟兄几个家中最大的孩子，所以总是被姑姑、爷爷等人带到州里、外家、剧团等处送东西、做女红、学剧本、玩耍，甚至还跟赵松泉等学过算术算账。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耳濡目染地养成了稳重老练，处事大方、有条不紊、吃苦耐劳、乐善好施、多才多艺的性格与本领。

据说不到十岁，妈妈就能给灯影配唱《周仁回府》《铡美案》《火焰驹》《辕门斩子》等全本。后来做的绣花鞋、剧妆霞帔，还被带到省城西安、四川等地做样本，并开始代替她母亲持家理财、管理家务。虽然不识字，却能将所接触的人、所看到的事、所听到的话，牢牢记在心里，甚至能将家里收入、支出、用处、账项等随口而出，被村里和剧团的人，赞称为“一口清”、被周围人戏为“好管家”。

解放后，妈妈更是受其叔父李趣文（解放后一直在县信用联社工作）影响，积极参加慰问驻军、特别是炮校（西安二炮学院前身）演出等活动。被部队破格招为宣传队员。但军装都要发了，却被她母亲硬生生拽了回来，只一句“女子娃待在家里最好”，就结束了妈妈一生“光明”的生活。

1957年农历五月初八，经人介绍，妈妈嫁给当时身为“全乡积极分子”的父亲，成了家。

但那时的家，是怎样的家呀？

父亲的父亲，被国民党拉壮丁，已去十多年音讯全无。精明的三爷借土改分家，将婆、父亲、叔父母子三人赶到冬天不挡风、夏天不挡雨、摇摇欲坠的间半草房中。房檐下做饭，茅子（厕所）就在三块砖垒成的“锅台”边。正在上学的叔父、多病体弱的婆，一心扑在农业社里的父亲，全部家当，就是两床快成渔网的被子和一个缺口的锅及三只不知哪个朝代的黑碗。

据妈说，当时补衣服的针线都要到邻家去借。“多亏吃食堂，不然可能都有不了你们！”多少年后妈妈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穷则思变”！婚前婚后极度地落差，极大激发了妈妈改变家境的决心。随着哥哥姐姐的相继出生、叔父辍学回家，住房成了当务之急。经过父母殷勤、极度地“表现”，1961年冬天，大队终于同意将别人不愿要的、旧社会一直是草花头（乞丐）住的城壕边批给父母做庄基。一边是深深的城壕，一边是千孔百洞、狼狐黄鼠肆虐的破城墙。一尺宽的城基，人坐着都发晕。但为了家里有一席之地，父母豁出了。妈妈将哥姐用草绳拴在窗棂上，拖着重重的身孕，利用晚上（白天必须跟集体下地干活）一撅头一撅头地挖城填壕。从正月初六直挖到十一月下雪，其中好几次迷糊中一人跌倒在城壕里，而另一人却浑然不知。就连作为老三的我，都是降生在工地上的。因方言削读铉（xuan），所以老三就叫削城。

十多个月，连坐月子在内，妈妈睡眠每日平均超不过两个时辰。据说曾经有几次收工回来，走着走着就睡倒在路边。多少次正在地里干活，就不知不觉地跌睡到地里，多少次口里啃着馍就迷糊了，但为了房子，妈妈总是搓把脸，又继续坚强地挣工分或削城去了。因内分泌紊乱、心脑供血不足的病根，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落下的。

在现代“愚公移山”的感召下，一座宽4丈。长13丈的院落、连三大一小间新房终于“矗立”在老城东北角。如果按城壕深1丈5尺计算，妈妈和父亲，硬是用一镢头一张锨，移动了近3000多方土呀。如果按一锨1立方分米计算，一方就是1千锨，3000方不就是三百万锨吗？在那一切全靠人力的时代，得有多大的毅力啊？

累，尚且如此，苦，更让人难以言状。

正在盖房，突如其来的连阴雨下倒了围墙、淋坏了准备砌墙的胡基，无奈妈妈带着姐姐、拉着架子车、跑遍了四村五社，才勉强凑够数。看人脸、受人辱、遭人难，其中的委屈屈辱，只有妈妈知道啊！

《愚公移山》中愚公感动了上帝，通顺了自己的路，那是神话，有没有还在两可之间。可妈妈，你们的行动又感动了谁呢？自己的住处宽敞了吗？没有！房、只有9米长2米7宽的三小间和1个不足7平米的灶房，三小间隔成2个房子，自己的炕仅宽1米4，长2米2。这院那屋虽着实属你们独立的“窝”，可你享受了多少呢？在这“窝”里，新添了老四老五，长成了五个子女，养活了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叔父，送埋了卧病五年而坚决不去西安治疗的婆，直至1981年老三参加工作，才在东边续盖起3间较大的房子。

而铉城填壕盖房后的近20年里，妈的心血全用在了9口人的吃饭问题上。而那个时候，吃饭却正是全国、甚至连国家领导人都普遍头疼的事。两个半大人拼死拼活干一年，得到的口粮，实际只有必须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充其量只能分到五六百斤小麦、一千斤左右玉米。人均每天不足6两粮，也就是现在的3个小馒头。正在长身体的我们一顿饭就能吃5、6个呀。至于吃肉，只有过年才能解解馋，其他日子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养的猪病死了，公社说是4号病，必须坚决深埋处理。可就是在死猪被大队埋掉的半夜，妈又趁我们睡着，让父亲偷偷刨出来，悄悄的煮熟。从来不见吃肉的她，却偷偷抢吃了一碗。然后流着泪对阻止她的父亲说：“如果我病了，明天一早就把肉埋掉！”

睡梦中醒来的我，还因不让吃而大哭大闹。在被父亲打了几鞋底才“委屈”地睡着了。

也许老天这次真的被“愚公”感动了。妈妈没事，我们吃过后更没事。后来才知道，妈妈一辈子不吃肉，却吃肉里的其他东西，那是她为了把不多的肉留给我们啊！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仅靠节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父亲性直，家里没饭吃，只是蹴在脚地唉声叹气，再不就是摔东西、打我们，有时急了也打妈妈。妈妈却从无怨言，只是总叹着气到外家、姨家、亲戚家去借。为了能借下，妈妈拼命的给亲戚干活、说好话，有时甚至让年纪很小的我们给亲戚扫地、锄地。

有一次，为了能借到远房姑家的一口袋玉米，连夜晚给姑家三个娃做了三件衣服，回家的路上迷迷瞪瞪跌了一跤，把胳膊都摔断了。就这样，直到1980年我弟兄们结婚分家，家里还欠着4100斤的粮食债务。仅以此可想象，妈妈为借粮借钱，受了多少恓惶、做了多少难啊！

借，毕竟是有限的，何况那个时代全国都缺粮。妈妈就在自己经常悄悄地吃难以下咽的榆树芽、荠荠菜、灰条条等野菜树叶的同时，却总想法设法把比较顺口的野菜、蒿草、树叶等巧妙地与仅有的粮食细做搭配，尽量让我们好吃不饿。

记得那是1977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我已经上高一了，哥哥去当兵，姐去抽黄拉土吃饭。下午就要背馍上学了，而家里米面全无，仅剩下两个馍了。妈妈在全村跑了半天，却只借到一碗玉米粒。没办法，就把我和两个妹妹派到沙里去采一种叫“筋面籽”的蒿草。下午让我先背着两个馍去学校。第二天我在学校刚起床，妈妈就把8个掺着蒿子、红薯和红薯叶的玉米面馍送到学校门口。

原来是她下工后，利用晚上把蒿子玉米粒碾碎、红薯蒸熟捣烂，混合后给我蒸的馍啊。要知道妈妈不会骑自行车，一来一回四十多里夜路，她睡觉了吗？她又吃的什么啊？看着妈蹒跚远去的背影，拿着还带有妈妈体温的8个蒿子馍，我眼泪情不自禁地流到了下巴。

从此，8个蒿子馍和妈妈蹒跚的背影，刻在了我心里。是她，激起了我好好学习的雄心、激励我在肚子咕咕叫的情况下参加了78年年底全省理化竞赛、取得了较好的名次。

妈妈不仅对我姊妹五个、对全家人关怀备至，而且对邻居、亲戚也是悉心周到，尽心周济。前巷的王姨家孩子较多，王姨精神又有些不正常，家里人经常衣不裹体，腹中无食。孩子个个头大身细，被称为“豆芽菜”，经常靠众人接济过活。妈妈除每年春冬按时周济衣服鞋帽外，只要家里有，都会隔三差五地送些吃的过去。有一次家中实在没有多余的了，硬让我把正要吃的一碗饭送给在家门口转悠的王家老大，害得我只吃了半饱。

同巷的潘伯、敬哥，媳妇家人都不会做针线，他家所有人的衣服都被妈妈免费承包一样，一年到头都来找妈妈。甚至有一次杨叔要去相亲，既无衣服更无衣料，妈妈竟把三姨送给我参加洋鼓游行的衣服改给他穿，害得我借穿了一回女娃的旧衣服。

妈妈经常给我说：“娃呀，为人要善，对在难处的人一定要设法帮帮！”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妈妈陆续担任村上小队、大队领导干部。那个时候，国家对成分不好的家庭和人员进行过左的思想改造。游街、批斗、抄捡家产，成了这些人的家常便饭。妈妈实在看不下去，就经常趁机“放水”，偷偷给予方便。有几次月高天黑的夜晚，我都遵照妈妈的指令，从好些家里背出了好些相当沉的包袱，同妈一起埋在自家后院的柴火地下，过后不久，又责令我偷偷背着这些包袱原路返回。

村里有个所谓的“现行反革命”，是因傻儿子给毛主席像画眼镜而被押送回村的原省邮电局局长。每次运动，他都是“专政”的重点对象，脖子都会被挂上重重的拉车子挡板。细细的铁丝常把脖子勒出了血。妈就常常把上边派来的人支走，或缩短开会时间，或让我在下边用手扶起挡板。

妈妈对别人和善，对我们姊妹五个却很严格，但绝不打骂，总是想法鼓励、提醒，用一些想不到的方法教育引导。

记得是上小学快毕业（那时小学五年制）的时候，老师反映我不爱学数学，不做作业。妈妈就根据我们刚学体积计算、又正值夏收晒粮之际，就让我跟队上的会计去算麦堆重量、去算水分消耗。使我在具体的生活中学会了算术，爱上了数学，掌握了学习方法，直至那年高考成为全县为数不多的应届生跳出“农门”中的一员。

　　妈妈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干练远谋、处事公道却绝不亚于一般的男子，被四绺五社的乡亲赞称为“调解主任”“参谋长”等。谁家邻里之间、兄弟之间、先后（妯娌）之间闹了矛盾，或是娃相亲、儿盖房、女出嫁等等，都要不辞三巷五社之远，跑来和妈妈商量、谋划，甚至有时儿子到丈人家去带什么礼、给女婿家如何回礼都要来问妈妈怎么办。

我在城里住房宽敞后，把妈和大接到了城里，一方面给他们看病，一方面让他们休息休息。可村上的叔叔婶婶却还是不断来找。特别是村上修路、换届、或有发生重大事件时，来人更是接二连三。我爱人曾为此一天做过6顿饭。连孙子都说，咱家成村里的“参谋部”了。

七十年代中前期，受白卷英雄的影响，全国教育都反潮流，实行学工学农，基本就不学文化课。妈当时在大队工作，兼任贫宣队队长，长驻学校。她顶住各方压力，选招了一批后来成为村上或社会骨干的新毕业青年做民办教师，设法支持赵宽社校长紧抓文化课学习，给村上培养了好几届品学兼优的学生，为恢复高考后村上每年都有几人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有一年全公社15个大队、22个自然村，高考录取仅3人，村上就有2人。这些都是妈当贫宣队长时在校的优秀学生。

我高考那年，国家实行高中专与大学分开报考。按照我当时在全县的考试名次、按照班主任和代课老师的意见，非报考大学莫属，就连当时我的班主任都连续三次给妈妈打包票说，如果当年考不上，第二年复读的费用不让家里管一分钱。

但妈妈为了稳妥，为了后边两个妹妹上学，硬是从实际出发，连续三次换了我考大学的报名表，使我稳妥地吃上了商品粮，两个妹妹也顺利地进入了中学，减轻了全家的压力，使整个家庭开始走出了困境。但她却被我埋怨了若干年，直到我有了儿孙，直到我知道，当年比我名次还稍前的一个同学，因压力大、心情紧张而连续五年都名落孙山，最后一直在家务农后，才理解了妈妈的伟大，理解了妈妈的睿智与真爱。

就这样，在妈妈坚强而和善的养育下、在妈妈勤奋而聪敏的耳濡目染下，我们虽经苦难却迅速发展壮大。如今我姊妹五人均成家立业，儿女们都事业有成。十二个孙子辈中，有近一大半考上大学，大多数都在天南海北的城市中有着一席之地。

妈妈生于农历1940年三月二十八，属龙，是中华民族最崇拜的图腾，据说最能呼风唤雨、逢凶化吉、降瑞赐祥。虽不敢苛求去世妈妈变为真龙，但在我姊妹心目中，她绝对是人中“龙凤”，就像她的名字讳“凤霞”一样，美德可风，善被朝霞。不然、她离去的那天，何以能在近百日内一直艳阳高照的情况下，唤来暴雨成“河”，接引“成佛”，陵墓上空甚至出现当年第一道彩虹！

妈妈的恩泽如山似海，妈妈的慈爱似雨露甘泉，滋润哺育着我们正在成为她最忠实的接班人、后来者！

2019年农历五月十四，妈妈去世三周年脱服，我在老宅门写了一副对联，以示深切怀念：

上联：三年常思西屋训，训德可风；

下联：九载还念养育情，情满朝霞。

横批：桃李不言

“大荔小民文化工作室”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