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地·成长】从知青到“庄稼人”：我的成长刻度

金其伟

昵称:金其伟编号: 4962919图片:自拍+网络(谢)音乐:我家在乐亭(刘玉平词曲，吕莹演唱) 地图上那枚小小的红色标记，原以为只是暂时栖身的坐标，却在晨霜暮雪间，长成了心头永不褪色的年轮。 ---题记 自“驻地我故乡”征文活动开展以来，一篇篇文章如璀璨星辰，跃然纸上，令人心生向往。那些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军旅岁月，将驻地与故乡的情愫交织得缠绵悱恻，让人仿佛置身于热血军营，感受着军人对驻地独特的眷恋。然而，细细品读过后，我却陷入沉思——在这场文字的盛宴里，驻地似乎被牢牢框定在军队驻扎之地，绝大多数篇章都在诉说当兵时的故乡情，其他视角的故事却如沧海遗珠，寥寥无几。难道，唯有身着戎装的岁月，才能书写出驻地与故乡的深情故事？难道，平凡生活里的驻地，就无法镌刻下成长的深刻印记？我想，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每一座城市的角落，每一处生活过的地方，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驻地”，它们默默记录着成长的点点滴滴，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诉说，去赋予属于自己的独特意义。于是手指就敲击键盘写下了当年曾经的回忆。 我曾经是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渤海湾边渜水河（滦河）畔一个村庄的下乡知识青年。1972年底寒冷的冬天初到这个村里时，大队长段成真看着我肩膀上的尘土，嘴里叼着1毛4分钱的绿叶烟卷笑：“城里的孩子细皮嫩肉，能架得住咱这儿的风土习惯？”那时我还不懂，这片土地会用五年的光阴，把“架得住”三个字，夯进每道汗流浃背的田垄里。 田野上的第一课：从“薅苗”到“镑地”入村头月正逢间苗。队长让我跟着东来去薅苗。东来哥蹲在玉米地里，指尖捏着孱弱的幼苗教我：“要薅这种歪脖子的，根须发锈的也不行。”我蹲得腿麻，眼看青嫩的苗在手里抖，总怕错拔了壮苗。李润田路过时拿锄杠敲我鞋底：“其伟，心要狠点，地里不养孬种。”等我终于把三垄玉米间完，后腰已经僵成块木板，低头看见鞋面上沾着的湿土，突然明白“庄稼活”不是课本上的铅字。 盛夏学镑地更累人。与我一般高的锄拿在手上很沉。队长张锦香示范时，锄头贴着地皮划出半弧，草皮翻起来带着湿土香。而我抡起锄头砸进地里，不是深了撬起土块，就是浅了只刮破草皮，半天下来，手背磨出三个血泡。收工后东来哥帮我用针挑破血泡，抹上草木灰：“疼吧？咱庄稼人手上没茧子，跟鸟儿没翅膀一样。”那晚我攥着发肿的手睡在土炕上，听见窗外的蝉鸣里，藏着土地对生手的敲打。一个月后，我的满手都是硬茧子，终于咬牙挺过去了。自此以后耲苗、镑头遍、二遍、钻三遍、掐高梁、刨茬子……所有力气活无一不会！ 车把式与扶犁人：在泥土里找平衡麦收时跟着装车最见真章。牛胶皮车进入麦子地里，往车上扔的麦个子总装不好，不是滚下来就是堆得歪歪斜斜。老把式李润田二哥叼着旱烟袋：“装车跟盖房一样，得先打底梁。”说着他上了车，在车平帖盖子上三两下码出平行四边形底座，麦个子就像垒墙的砖一样一个压着另一个的半截，一层层往上码，像给大车上垛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长方体。我学了两天，终于能在车辕上站稳，把麦个子整整齐齐的装好，李润田叼着烟旱袋咧嘴笑：“中！有点车把式装车的样了。” 开春种地扶犁是场硬仗。老黄牛“老黄”性子倔，我攥着犁把往地里扎，它偏往右边拐，犁铧在地里划出歪歪扭扭的深沟。老庄稼人齐殿全拽住缰绳：“扶犁不是拔河，得顺着牛的劲。”他让我把犁把轻搭在掌心，眼看犁铧在泥土里开出笔直的线，黑土翻卷着露出湿亮的内里，像大地睁开了眼睛。那天我跟着老黄走了15亩地，裤腿上溅满泥点，却在犁尖入土的“嗤啦”声里，听懂了土地与耕牛的私语。” 从“挑水”到扬场：和庄稼人打交道的门道这个地方的人把去井里担水叫挑水。我第一次挑满两桶水，扁担压得肩胛骨生疼，走三步晃两晃，水洒了半路上。才正明大哥抢过扁担示范：“腰板挺直，步子跟水桶晃悠的节奏合上。”他挑着水在路上走得又快又稳，桶里的水面只晃出细微波纹。看出门道后我半天能一口气挑30担水，听见桶里的水“哗啦哗啦”响，像在为我喝彩。 扬场最见功夫。麦收后队长教我握扬锨：“手腕要活，像摇拨浪鼓。”他迎着风扬起麦粒，金黄的麦流在空中划出弧线，瘪壳和尘土被风吹到下风头，饱满的麦粒落回竹席堆成小山。我试了十几次，不是扬得太矮麦粒裹着糠，就是扬得太高被风吹散。直到有一天黄昏，我在夕阳里扬起木锨，看见麦粒被镀上金边簌簌落下，突然明白这不是力气活，是和风向、麦粒重量较劲的细巧营生。 从民兵到书记：土地给的“任命书”1974年我入了团，当上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专职指导员。第一次组织青年民兵晚上搞活动，我不明其理，指指点点地让人做这个，让另一人做那个，谁也不动，急的我满头大汗。大队书记邓怀忠叫住我说：“组织活动需要把活动事先想好了，与打仗一样，运筹帷幄，才能支落的开。”我听后按着他说的去做，同时与团员们交上了朋友后，不论组织什么活动都特别顺当。后来兼任民兵连专职指导员，带着小伙子们在训练场练队列、搞制式训练，喊口号的声音惊飞了树上的麻雀，邓怀忠笑说：“这小子，跟咱庄稼人一个嗓门了。” 1976年我入了党，当选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连长。上任那天要去公社开会，我换上洗得发白的65式军衣（全村就我有一上衣，还是从当兵的连兄那儿要的），邓怀忠说：“开会别慌，就当跟咱村里人拉家常一样。”在公社会议室里，我拿着笔记本，听着各大队干部说庄稼话谈庄稼事，突然不觉得自己是外人了。那年冬天组织兴修水利，我带头跳进冰水里挖渠，冻得嘴唇发紫却没喊一声冷，当看见水渠通水时哗哗的水流，把南滩子的400亩碱地变成了稻田地，让全大队人吃上了大米时，突然明白了邓怀忠说的“当大队干部就得为大队的人干事”。 1977年的准考证：泥土里长出的翅膀高考消息传来时，当时我即兼着大队副书记和民兵连长职务，又做着公社交给的另一项任务:担任社办高中七、八年级的高中数学教学。邓怀忠把旱烟袋往鞋底磕了磕：“其伟，去考吧，咱大队的土能养庄稼，也能养读书人。”夜里我在煤油灯下复习，白天去学校任教。房东大婶看我没黑没夜的看书，悄悄在桌角放了碗炒花生：“累了就嚼两粒，跟咱地里的花生一个香。”考试那天清晨，大队干部们站在村口送我，房东大婶塞给我双新纳的布鞋，鞋底绣着“中榜”二字。 离开村庄的那天，老槐树正落着花。房东大婶把晒干的马齿苋装进行李：“想家了就泡泡水喝，就象回家一样。”自行车启动时，我回头看见她站在高岗上，蓝布衣服被风吹得飘起来，像朵扎根土地的花。车辙碾过熟悉的土路，我摸着兜里的准考证，那上面除了油墨字，似乎还沾着满村里的泥土香。 毕业后一直在县城里工作，在从政的过程中每逢下乡驻村时，我总会想起曾经五年当知青的村子和土地。那些薅过的苗、镑过的地、扬过的场，还有当副书记、民兵连长时挨家挨户走的路，早已把“知青”的标签磨掉，在我血脉里刻下了“庄稼人”的印记。原来有些成长不是离开土地，而是像种子一样，在泥土里扎够了根，才敢长出飞向远方的翅膀。 注:两张镑地的照片是我本人，骑行时遇到镑豌豆地的老乡边唠嗑边镑了一会儿地，找了一下当年镑地的感觉!撰稿:金其伟编辑:金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