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星期天，家乡挂职的地委书记热情邀请我们这些援疆老乡到他家做客。书记爱人刚结束探亲，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家乡菜，浓浓的烟火气瞬间勾起了大家的思乡之情。不大的房间里，十几个原本素昧平生的老乡围着圆桌，热热闹闹地包起了水饺——在我们家乡，这是最隆重的聚会方式。<br>饭桌上，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大家相互分享着援疆工作中的点滴。书记夫妇与我们挤站在一起，不时关切询问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况，还穿插着讲些小笑话，惹得众人笑声不断。都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可在这离家万里的西南边陲，与老乡相聚的时刻，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即便书记身份显赫，却丝毫没有架子，待人亲切随和，像极了邻家兄弟。 包完水饺，我突感头晕，想来是血压高的老毛病又犯了。书记执意让我到他床上休息，盛情难却之下，我只好躺下稍作歇息。席间闲聊时，意外得知书记的二哥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原来，我们都曾是家乡一中的学子，书记当即笑着喊我“学姐”。说起他二哥，如今已是广电部的副部级干部，这身份转变，着实令人感慨。<br>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中学时光。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沂蒙红旗”的红卫兵。记得当时班里还曾传出我和他二哥的谣言，说我们上课时总眉目传情。可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听到传言气得不行，甚至想找造谣者理论。细细回想，那时的我不过十七八岁，对男女之情一窍不通，班上同学谈及此类话题都觉得羞耻。我出身普通街道家庭，长得又黑又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而他二哥作为干部子弟，仪表堂堂、衣着整洁，差距显而易见。唯一的交集，便是同在一个红卫兵组织，还曾一起参加步行串联去孟良崮。<br>那次串联，我们一行十一人，四个女生、七个男生。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白红相间的体操棒，排成纵队向北行进。一路上，我们扛着红旗，不时向路边劳作的农民散发传单。因我个子小、跑得快，总是被派去送传单。有一回跑得太急，在翻耕的农田里摔了个大跟头，惹得同伴们忍俊不禁。大家一边赶路，一边互相打趣起外号，我笑他二哥眼大，总叫他“白眼狼”，他则喊我“小瘪三”，年少的欢乐时光，至今历历在目。<br>前往孟良崮的路途充满艰辛。夜幕降临，山区漆黑一片，我们在无尽头的沙子公路上艰难前行，累得东倒西歪，只能靠着路边沙堆稍作休息。好不容易在晚上九点赶到孟良崮红卫兵接待站，却发现这里不过是几间破旧屋子，地上铺着草席，挤满了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屋内又冷又暗、气味难闻，连热水都没有。可即便如此，经过一天135里的跋涉，我们还是疲惫地铺开小铺盖卷沉沉睡去。<br>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我们便开始攀登孟良崮。同行的大个子女生大多体力不支，我却劲头十足，第一个冲上了山头。下山后，大家用在接待站领来的彩纸扎了个小花圈，列队来到孟良崮烈士陵园。那时的陵园没有围墙，低矮的松树下是大片的坟丘与墓碑。我们拟好誓词，将花圈恭敬地摆在较大的坟头前，庄重宣誓后，便匆匆踏上归途。<br>返程之路比来时更加艰难。每个人双脚疼痛难忍，寒风裹挟着雪粒呼啸而来，队伍里弥漫着无助与疲惫。半夜时分，一名男生突然肚子疼，我们心急如焚，竟用体操棒砸开路边红卫兵接待站的门，惊得山村犬吠四起。面对被我们吓得战战兢兢的山民，大家还尖酸刻薄地呵斥，如今想来，满心愧疚。<br>一路上，我们在“鬼钻子”的带领下，路过村庄便小心翼翼快步前行，走到空旷山路才敢大声呼喊。随着体力逐渐透支，队伍越走越慢，又冷又饿的众人早已没了来时的活力，纷纷把能披挂的东西裹在身上，头上缠满毛巾、衣片，狼狈不堪。当终于看到南边天空泛起曙红，得知临沂城近在眼前时，那一刻的欣喜难以言表。途中偶遇一位养路大叔，他热情地为我们捅旺炉子，屋内温暖的气息，恍若天堂。即便不舍，在同伴的催促下，我们还是踏上了最后的归途，直到天亮，才终于回到心心念念的临沂城。<br>到家后，我一觉睡了整整一天，那一刻才真切体会到，家是多么温暖的港湾。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曾经的少年都已年过半百，有人为官，有人为民，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段孟良崮之行的回忆，就像陈酿的美酒，历久弥香，成为初中岁月里最精彩的篇章，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 。 作者简介：孙瑞冬，一名曾经执着的手术室护士长。<br> <b>本文为原创内容，转载请标注来源。</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