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日新”——山东博物馆观展记

小满梧桐🌿

正如几乎每个博物馆都少不了一个地方历史展，文化与历史渊源流长的齐鲁大地，自然也不能少这么一个展览。于是，山东省博物馆的常设展“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展”就此拉开帷幕——上博物馆二楼，迎面而来的泰山壁画，气势宏伟，“海岱日新”四个大大的字，就在壁画的下面。

【旧石器时代】
　　山东是中国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在鲁中南山地丘陵、沂沐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日照沿海和胶东半岛等地区,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比较完整地展示出中国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

　　【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距今3万年至1万年,石器制造技术普遍出现小型化、复合化趋势,被称作“中石器时代”或“细石器时代”,由此开启了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其主要文化特征是细小的间接打制石器。目前山东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沂沐流域和汶泗流域,共140多处,这些遗存不仅填补了山东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历史空白,同时也填补了我国细石器文化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

(上：单孔石斧/下：石凿,大汶口文化［距今距今约6000-4400年］,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红陶兽形壶】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4400年)。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它是先民们盛放水或酒等液体的实用器皿。精巧的造型也是从满足这一功能出发：尾部设一筒形口，可注水；嘴巴张开，可出水；背部有抓手，便于提放；腹部鼓起，腿部粗壮，巧妙扩大了盛水容积；四足鼎立，可以放在火上加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陶兽形壶嘴部的张开角度、背部提手的设置等，已经超越了对动物具体形象的模仿，是一种出于实用性的创作了。

（红陶壶，大汶口文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灰陶罐，大汶口文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豆，大汶口文化） (单把三足壶,大汶口文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单把杯,大汶口文化） (镂孔器座,大汶口文化,邹县野店遗址出土) (黑陶高柄杯,大汶口文化,邹县野店遗址出土)

　　黑陶是古代陶匠有意识的采用渗碳技术烧制而成的。山东是黑陶的发源地,并对周边地区史前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黑陶的制作工艺和烧制技术逐渐成熟,制作出的薄胎黑陶高柄杯,为龙山文化蛋壳陶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彩陶鼓，大汶口文化,邹县野店遗址出土) (獐牙钩形器,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镶绿松石骨雕筒,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精神审美。美,源于生活,也源于创造。大汶口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精湛的工艺和无比的智慧,发掘和利用自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纹样丰富、色彩亮丽的彩陶,雕琢精美、组合繁复的玉器饰品,兼具实用与宗教功能的骨角牙雕,反映出大汶口先民独具特色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

(玉串饰,大汶口文化,邹县野店遗址出土) （回纹彩陶豆，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陶器座，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涡纹彩陶壶/菱纹彩陶壶，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凤鸟崇拜。文献记载“少皞氏以鸟名官”,是一支崇拜凤鸟的古老部落,在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器、玉器中经常见到鸟的形象,如大量的史前陶鬶、鸟喙形足黑陶鼎、鸟形玉饰等,可见鸟的形象是东夷先民重要的精神信仰和族群象征,在东夷文化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传递着东夷先民的文化生活信息,也对后世商人和秦人的族源传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昊,又称“太皞”,凤姓,中国古史传说中东夷民族的杰出首领,后世以太昊、伏羲为一人。少昊,亦作“少皞”,名“挚”,又作“质”,和太昊一样为上古时期东夷族的祖先和首领,是太昊的后继者,因修太昊之法,故称之为少昊。《左传》载曲阜为“少昊之墟”,文献记载中太昊与少昊的活动区域大致位于今鲁中南地区。

（橙黄陶袋足鬶，大汶口文化，安丘景芝遗址出土） （红陶实足鬶，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白陶鬶，大汶口文化，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距今约4400-3800年)，日照东海峪遗址出土，为山东龙山文化特有，因其陶胎薄如蛋壳而得名。蛋壳黑陶杯造型轻巧空灵、胎薄如纸、坚硬如瓷，通体乌黑光亮、散发着金属般的光泽，给人以肃穆悠远的美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艺术珍品。蛋壳黑陶杯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其制作工艺举世无双，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蛋壳黑陶杯，龙山文化，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 （蛋壳黑陶杯，龙山文化，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

　　陶鬶首次发现于山东,随后的发现也以山东为多，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在与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交往过程中,陶鬶不断向外传播,影响着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粤赣地区,被各地史前文化所吸收、改造,成为“龙山时代”诸文化的共同新因素。

（陶鬶，龙山文化，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陶鬶形壶/陶鬶，龙山文化，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白陶鬶/陶鬶，龙山文化，兖州西吴寺遗址/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器藏于礼。古人有“器以藏礼”的观念,礼器是人们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物,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使用何种礼器有严格规定。龙山文化时期大量礼器出现,说明体现早期阶级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礼制已经成熟。

（鸟喙足黑陶鼎，龙山文化，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鸟喙足黑陶鼎，龙山文化，潍坊姚官庄遗址/兖州西吴寺遗址/临淄桐林遗址出土）

　　玉礼东方。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空前发达,玉器与陶器制作技艺并行发展。玉器制作中片切割技术、雕刻镂空和镶嵌技术日趋成熟,尤其是片切割技术在同时代遥遥领先,呈现出海岱玉器制作的独特风貌。精美的玉器展现了东方尚玉传统,彰显着礼制与王权。

（玉牙壁，龙山文化，五莲丹土遗址出土，五莲博物馆藏）

　　文字伊始。文字的使用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早期文字大多是刻画符号或是图像,如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图像文字等。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阶段,可视为汉字的起源。

（丁公陶文［复制品］，龙山文化，邹平丁公遗址出土，原件藏山东大学博物馆。） （兽面纹玉圭，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

　　【早期青铜时代】
距今四千年左右,龙山文化被岳石文化取代,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一致,社会形态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农业、手工业生产持续发展,青铜冶铸业成为最为突出的手工业部门,多处遗址出土青铜制品,山东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1.亚腰石斧/2.亚腰石斧，岳石文化，沂南王家新兴村东沂河边/昌乐县出土；3.双孔半月形石刀，岳石文化，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

　　【商周时期】
商代国家政治疆域意识已经确立,商王朝以王畿为中心向四方经略,不断扩大版图。在商王朝东进过程中,东夷文化与商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吸收融合,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周主室通过征伐、分封等手股,加强了对东夷地区的控制。在周王室分封的山东诸国中,齐鲁两国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成为当时华夏范围内的经济、文化重心。东夷文化在周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为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代的华北地区较现在更为温暖湿润,适宜的气候环境保障了生产生活的顺利开展,为创造灿烂的殷商文明提供了自然条件。商王朝以鲁西南旧地为依托,势力东拓至鲁北和鲁南之地,东夷势力仅保留在潍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商人对山东地区的经略,加强了中原族群与东夷族群的交流融合,为山东地区融入中原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铜铙，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举罍，商，济南长清小屯遗址出土，口沿内铸有铭文“举祖辛禹”）

　　方国文明。滕州薛河流域农业生产环境优越，自史前时期便成为区域中心。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商王朝将此处作为镇守鲁南的重要据点,试图向泰沂山腹地切入。滕州分布着前掌大、吕楼、大康留和轩辕庄等10余处商代遗址,其中前掌大遗址发现贵族墓葬、车马坑等重要遗存，出土青铜器多带有“史”字族徽，可能是商至西周早期的薛国墓地。薛国有时受商王呼令，有时遭遇征伐，叛服不定。

（铜尊/铜卣，商，滕州井亭煤矿出土） （眉鬲，商，滕州姜屯镇种寨村出土。口沿内铸阴文三字,因首字释作“眉”,故名。） （灰陶双鼻壶，商，滕州井亭煤矿出土）

　　东土重镇。济南历城大辛庄遗址地处古济水南岸,位于商王朝向东开拓的必经之处,扼控东西、南北交通要冲,是商人东渐的军事桥头堡、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大辛庄遗址不仅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制铜作坊和贵族墓地,还首次发现除殷墟之外的商代甲骨卜辞,推测这里是一处贵族封邑,与商王朝有着密切关系。商文化与东夷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周边还有济南历下刘家庄、长清小屯等多个贵族居地。

（铜卣，商，济南长清小屯遗址出土） （铜提梁卣，商，济南刘家庄遗址出土，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藏）

　　国君气象。晚商时期,商人在东方的统治势力继续东移,相继控制东部的淄河、㳽河流域,最终发展到潍河一线。青州苏埠屯遗址成为东方边境线上的重要据点,此处发现多座商代墓葬,其中1号墓是除殷墟以外唯一—座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人殉数量多,埋葬规格高,应该是王朝控制下的方国墓地。出土铜器多带有“亚醜”和“融”族徽,墓主人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人物。

（铜觯，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罍，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融簋，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融方鼎】

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此式方鼎共出土两件,形制、大小、纹饰全同。直耳,长方形口,折沿,方唇,下腹略内收,平底,四足呈圆柱形。体四角有扉棱。口下饰雷纹地鸟纹,腹饰雷纹和“凹”字形乳钉纹,足上部饰饕餮纹。内地中部铸有“(融)”字铭文。腹、足有烟炱痕迹,推测为实用器。“融”应为族徽,融族铜器在山东青州出土,说明在商代晚期除醜族之外，尚有一支融族在青州一带活动,并与醜族有密切关系。

（铜钺［复制品］，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原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亚醜钺［复制品］】
　　商，1966年青州苏埠屯1号墓出土。方内,弧刃,双穿,两肩有棱,钺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作呲牙状。因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此钺出土于青州苏埠屯1号墓,该墓建在高地上,南北长15米,东西宽10.7米,深8.25米,4条墓道,墓内用木板构筑成“亚“字形椁室,殉人和人牲达到惊人的48人。而对比河南安阳著名的殷墟妇好墓,5.6×4米,深7.5米，且无墓道,殉人16人。《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商时,在今潍坊和淄博之间的青州地带,当存在一个重要的与东方之象征“青州”有关的方国。

　　为何取名“亚醜”？主流说法认为，铭文中间是由左上部的“酉”字旁和右边的“鬼”字旁组成的“醜”字。“醜”字周围的一圈，与甲骨文、金文中的“亞”字近似，因此被称作亚字形，两者结合称为“亚醜”。 亚字在商代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亚”是亚旅（官名）、众大夫或武官的称呼，因此凡带有亚字形的青铜器都是重器，说明其主人身份尊贵。亚醜钺是古代神秘国族的“代言人”，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就指出，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文字是古代国族的名号。“亚醜”一族可能生活在商王朝的东方，也就是如今山东青州一带，1965年在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的亚醜钺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带有“亚醜”铭文的青铜器，自宋代以来就陆续出现，目前为止共有七十余件。无论是出土的青铜器，还是墓葬形制，都证明亚醜族族长或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一类人物。作为殷商方国之一，亚醜族经济繁荣、实力强大，与商王朝有着高度一致的文化审美。

（亚醜觚/铜鼎，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亚醜锛/亚醜斧，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 （*从罍，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 （*从觚，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 （*从盉，商，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

　　礼仪之邦。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商人在山东地区经略多年的势力逐渐被周人取代,周王朝将核心家族分封于齐、鲁。齐国、鲁国凭借地利和文化格局分别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与其他古国、古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齐鲁文化。齐国的富国强兵思想、国家祭祀等被秦汉所继承,鲁国的礼制和话学则为中华礼仪之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圣贤先哲多出齐鲁,诸子百家悉汇此地,山东地区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重心。
周代山东地区古国众多,渊源有自,互动频繁。为巩固疆土,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周天子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大小,将宗亲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姜太公封于营丘，曰齐。周公封于商奄故地,曰鲁。齐鲁之外,山东先后还存在过薛、莒、纪等70多个列国。诸国在经济文化交往中,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为齐鲁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东夷古国。莒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周初,武王封兹舆期于莒,都城在计(今胶州西南）,后迁至莒(今莒县）。周代莒国约有600年的历史,是山东地区除齐鲁之外的重要国家,以莒国为中心形成具有浓厚东夷色彩的莒文化。

【裸人铜方奁】
　　西周晚期，日照莒县出土。类似裸人方奁的方盒形铜器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迄今共发现十几件,一般为贵族女性墓出土,有的装有首饰,应该是当时的首饰盒。这件器物的特点在于造型和用途。器呈长方形,顶部有两扇可以对开的小盖,每盖一纽,分别为男、女人,二人呈面对面跽坐状。腹下部铸有六个人形器足,屈膝,双手在后背负器身。

【黄太子伯克盆】
　　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盖、底同铭,行款略有不同。铭文:“隹正月初吉丁亥黄太子伯克作*盆,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据铭文内容可知作器者是黄国太子伯克,黄国是周代淮河南岸的一个小诸侯国,根据传世的黄太子伯克盘铭文内容推测,这件黄太子伯克盆出土于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墓葬中,或是黄国与莒国联姻有关。

　　姜姓纪国。周代纪国是分封在东方的姜姓国家,都城在今寿光市纪台镇一带。纪国与齐国接壤,地处鱼盐资源丰富的莱州湾西南岸,纪、齐两国有“九世之仇”,纪国与鲁国结盟对抗齐国。公元前690年,纪国都城被齐国军队攻破。

（㠱伯盘/㠱伯匜，春秋，黄县［今龙口］灰城出土） （㠱伯安父铜盨，春秋，黄县［今龙口］灰城出土） （铜鬲，春秋，黄县［今龙口］灰城出土）

　　惟薛有序。薛国为东夷古国,是先秦时期山东境内传承有序、存续时间最长的古国之一。夏代,车正奚仲封于薛,始建薛国。西周时,武王封畛于薛,都城在今滕州市官桥镇和张汪镇境内。公元前321年,被齐国所灭。

（铜盖鼎，周，滕州薛国故城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石编磬，周，滕州薛国故城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舟，周，滕州薛国故城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最早的书刻工具。滕州薛国故城M2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书刻工具,共计27件,包括铜斧、锛、削刀、凿、刻针、凿、钻等,涵盖从磨砺利器、破竹剖简、修治打磨到刻字改错的所有工具。
最早的饺子。薛国故城M1的一件铜簠内出土时排放着三角形食物——饺子,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饺子,说明这种独具特色的美食大概率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东夷地区。

【公铸壶】
　　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酒器。长束颈,鼓腹略下垂,圈足。颈两侧有兽首衔环耳,盖顶有两盘龙捉手,龙昂首做盘旋追逐状。颈部有两周纹饰带,分别为变异蟠螭纹和龙凤纹。腹间为三周纹饰,上两周为变异蟠螭纹,下为倒三角形纹,内填变异夔龙纹。壶腹有三字铭文:“公铸壶”。

（公铸壶，第二件） （铜醽，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铜鼎，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上：编钟，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铜簋，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铜簨簴配件，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铜匜，春秋，临沂沂水刘家店子出土）

　　陈国。陈国是妫姓,地在今河南淮阳,相传为帝舜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公子完(陈厉公跃之子)担任齐国大夫,其后裔以田为氏，即妫姓田氏,并于公元前386年取代齐国吕氏,史称田氏代齐。

(鱼龙纹盘,春秋,肥城小王庄出土)
(窃曲纹盖鼎,春秋,肥城小王庄出土) (铜卣,春秋,肥城小王庄出土) (铜匕,春秋,肥城小王庄出土) (兽纹簠,春秋,肥城小王庄出土)

　　其他古国。周代山东地区分布着众多古国,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几十个,按照都城、大型墓葬、有铭青铜器分析,目前基本能够确认的古国有莱、纪、齐、逄、邿、莒、鄅、郯、鲁、小邾、邾、滕、薛等,这些古国以东周时期为主,春秋时期最多,反映了春秋王室衰微、诸侯四起,以及战国时期战争兼并的史实。

（曹公子沱戈，春秋，济南莱芜出土/銎斧，春秋，临沂凤凰岭东周墓出土）

【启卣】
　　西周，黄县(今龙口)归城小刘庄出土。盛酒器。器盖同铭,各五行三十九字。铭文为:“王出狩南山寇……”铭文记载了启随周昭王南征楚至上侯、滰川等地一事。《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有“昭王南征而不复”。启卣出土于山东龙口市归城莱国故都，说明当时莱国势力可能很强大,是周王南征的有力邦国。这件铜卣时代明确、铭文内容与史料相印证,不仅可以作为周初特别是昭王后期的断代标准器,而且对研究周初历史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青瓷四系罐，西周，济南济阳刘台子出土） （瓠壶，春秋，日照莒县天井汪出土） （夔纹罍，春秋，日照莒县天井汪出土）

　　泱泱齐风。齐国历时八百余年,以工商立国,经济高度发达;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开创稷下学宫,从最初“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穷荒小国,发展成为“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的泱泱东土大国,孕育出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齐文化。

【引簋（复制品）】
　　西周，淄博高青陈庄出土。原件收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食器。簋内壁及盖上均有铭文,内容涉及到周王册命臣子管理齐师、授权作战等内容,为研究西周时期中央与地方诸侯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淄博高青陈庄遗址车马坑,西周) (陶文，战国) (子禾子釜［复制品］，战国，胶州市灵山卫出土，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子土父壶】
　　春秋，潍坊临朐杨善出土。颈部阳刻有铭文六行三十九字：“公孙灶立事岁…… ”公孙灶,即齐景公时期的公孙灶,他于齐景公三年(前545年)参与了倒戈庆氏的政变,庆氏失败后，公孙灶上台执政，死干齐景公九年（前539年)，共当权六年。“立事岁”和“饭者月”是齐国常见的纪年、纪月格式，立书即主政或主特国家祭祀。此壶应当为公孙灶当权时期所制作,所以它也是研究齐国青铜器断代的一件标准器。

　　田氏代齐。春秋初期,陈国公子完投奔齐国,出任齐国工正,以田为氏,势力在齐国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姜齐公室衰微。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齐国从此由田氏专政。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田齐代替姜齐,不仅是齐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山东历史、中国历史变革中的一件大事。

(国子鼎/铜豆，战国，淄博临淄齐国故城内姚王庄出土) (素面双环壶,战国，淄博临淄齐国故城内姚王庄出土)

　　齐都临淄。齐国曾多次迁都,于公元前859年定都临淄。临淄作为国都长达630余年，城市布局经过科学规划，以大规模宫室和高台建筑为特点,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也是东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铜盖豆/铜莲花盘豆,战国,淄博临淄乙烯厂区/,淄博临淄行政中心出土)
(铜舟,战国,淄博临淄乙烯厂区出土) (铜铺首衔环,战国,淄博临淄勇士区出土) (银盒,战国,淄博临淄勇士区出土) (瓦当，战国，淄博临淄齐故城出土)

　　【嵌金丝骨简】

战国，淄博临淄郎家庄出土。喇叭管状,器外壁用金丝镶嵌对称的三角云纹,纹间填以十六粒小绿松石。

【玛瑙串饰】
　　战国，淄博临淄郎家庄出土。由6件玛瑙觹与32件玛瑙环组合而成。玛瑙有乳白色、黄色,均为半透明状。玛瑙觹中部有穿孔。玛瑙环断面呈五边形和六边形,棱角都经过修磨。串饰制作精美。如此完整的一套玛瑙串饰在同时期出土的串饰中均为罕见。

【吴王夫差铜剑】
　　春秋，平度废品收购站征集。剑身中线起脊,有格,扁茎。脊两侧从部刻铭文十字:“攻吾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

（宋鼎，战国，淄博临淄东夏庄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邳伯罍，战国，峰县［(今枣庄峄城］收集）

【乐舞陶俑】
　　战国，济南章丘女郎山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一组彩绘乐舞陶俑共38件，其中人物俑26件、乐器5种、祥鸟8只，均为泥质灰陶，表面施陶衣彩绘。人物俑造型别致，面施粉红彩，发型、服装均为烧前雕刻，衣服花纹则是烧后彩绘而成。根据人物俑的姿态和造型，可以分为歌唱俑、跳舞俑、奏乐俑、观赏俑等四类。这组陶俑，色彩艳丽，造型生动，形象展示了齐国贵族乐舞活动的盛大场面，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艺术、乐舞服饰等，均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铜餐具】

战国，10个耳杯、10个小碟、10个盒子、4个碗、25个盘，从小到大被放入最大的铜罍之中，铜餐具之间环环相套、丝丝入扣，古人炊烟袅袅的生活气息全在其中。逛山博这个历史专题展览，最爱的就是这套战国时期的铜餐具，真的是太美了。

　　工商鱼盐。齐建国之初，因地制宜,利用靠海的地理条件，推行“兴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大力发展手工业与商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工商业继续采取鼓励开放政策,使得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齐纨、齐镜等制品闻名一时。

(蟠螭透纹铜镜,战国,济宁梁山银山出土)
(嵌金银镶松石铜镜,战国,淄博临淄齐故城南商王庄出土) (嵌松石铜豆,战国,济南长清岗辛出土)

　　周礼在鲁。鲁国在周初分封时位列各诸侯之首,不仅被封赐许多典籍、礼器,还拥有祝、宗、卜、史四官,可郊祭文王,享有天子礼乐等文化特权,在东夷之地保存、传承了周文化。重仁崇礼的鲁文化是周文化的延续，是齐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鲁文化深厚的礼乐土壤孕育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铜帷幄架构件，战国，1977年济南出土) (侯母壶［复制品］,春秋,曲阜鲁国故城出土,原件收藏于孔子博物馆) (颂簋，西周)

　　鲁都曲阜。曲阜鲁故城是回字形城郭的建筑布局，其基本格局为大城圈套小城圈。这一城建格局应是东周营国制度的蓝本,同《周礼·考工记》中都城建设的规范是一致的。这种规划结构，体现了它所具有的礼制秩序,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典型实例。

(铜鈚,春秋,曲阜林前村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铺,春秋,曲阜北关出土)
(铜匜/铜盘，春秋，曲阜林前村出土) (玉壁,战国,曲阜鲁国故城出土)

　　大哉孔子。春秋末年的鲁国，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学奠定了中国数干年传统文明的基础，是齐鲁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最杰出的贡献。

　　【秦汉隋唐时期】
从秦横扫六合，始称皇帝，到唐八方辐辏,兼容并蓄,一千多年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步得以确立和发展。期间既有秦汉的大一统，也有魏晋南北朝动荡中的民族大融合，更有隋唐时期的统一和繁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既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
秦汉时期，山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大一统格局的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繁荣,迎来了隋唐盛世。

(始皇诏陶量,秦,邹县纪王城出土)
(二世元年铜诏版,前209年)

　　泰山封禅。泰山地处东方,为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处,故“王者功成必封禅于泰山”。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抚东土,登岱顶、告天神、禅梁甫、祭地祇,以沟通天地,祈求国泰民安。自此以后,封禅泰山成为一种国家祀典,在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

【铜缶】
　　战国，1954年泰安城西南东更道村南出土。封禅是古代自然崇拜、山川祭祀的极致体现。1954泰安市东更道村南出土一组文物,包括6件铜缶和1件铁盘,为战国时期祭祀泰山的礼器。铜缶具有典型的楚式风格,直口,矮直颈,腹圆鼓,肩附双兽耳,器盖一般罩住口与颈。饰云纹和虺纹。铜缶上刻有“冶尹”“右冶尹”等工官名称及“楚高”“楚罍”等铭文。

【琅琊刻石（复制品）】
　　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传为李斯所书。秦二世东行郡县时又在石后增刻诏书。现残存13行87字,前2行为公元前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

　　齐鲁兴汉。两汉时期,山东地区经济发达,富甲天下,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诞生于此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学术,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齐鲁文明由地域文明跃升为主流文明,构筑了大一统王朝的文化框架。

两汉时期,山东地区工商业发达,经济富庶,人文鼎盛,比较受重视的皇亲国戚和功臣才得以受封齐鲁之地,齐国、鲁国、吕国、济南国等均为实力雄厚的诸侯大国。目前山东境内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大型诸侯王墓有十余座，面世的丰富遗存再现了汉代王侯居则高楼重阁、侍婢成群，宴则钟呜鼎食、高朋满座,行则宝马雕车、仪仗威严的恢弘场景，反映了两汉齐鲁的辉煌。

(鎏金兽面铜车饰,西汉,1970年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鎏金环形铜车饰,西汉,1970年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鎏金龙形铜车饰,西汉,1970年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鎏金虎头铜辕饰,西汉,1970年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鎏金虎头铜车饰,西汉,1970年曲阜九龙山西汉墓出土)

　　鲁灵光殿。鲁恭王刘余喜宫室苑囿,修建了灵光殿。西汉晚期,长安未央、建章等皇家宫殿毁坏,灵光殿岿然独存。东汉光武帝刘秀封长子刘强为东海王,兼食鲁郡,都鲁,沿用灵光殿并进行了整修。东汉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赞其华美壮丽。此赋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齐名,成为赋中名篇。鲁灵光殿也成为名垂青史的建筑,是历代文人追思吊古的精神寄托。

(鲁灵光殿砖,西汉，曲阜鲁故城出土)

【山王村汉墓俑阵】
　　西汉，山王村陪葬坑内发现的陶制品有建筑模型、人物俑、陶塑动物及其他模型明器等,大致可分为门阙与车马出行、前院与步卒俑方阵、后院房屋建筑与车马、俑坑四周护卫方阵四个部分,其中以表现车马出行与居家生活为主要内容。山王村陪葬坑汇集各种题材,尤其以车马人物俑、成组的建筑模型以及陶塑动物作为表现元素,共同组成一幅汉代贵族生活的场景,这在汉代墓葬中还是首次发现。

汉代生活。汉代简政宽刑,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繁荣。承平盛世,百姓生活安逸,起屋穿井、治楼藏谷、营造冢堂。种类丰富的汉代遗存成为山东“人众殷实”的最好写照。

(陶享堂,汉,1984-1985年临淄乙烯厂区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厕,汉,1984-1985年临淄乙烯厂区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绿釉陶井,汉,1955年章丘普集出土) (绿釉陶鸡,汉,高唐东固河出土)
(绿釉陶厨俑,汉,高唐东固河出土) (绿釉陶灶,汉,高唐东固河出土)

【博茕】
　　茕相当于今天的骰子,十八面体,其中十六面上刻一至十六的数字,另在相对的两面上刻“骄”、“*”。“骄”为骄棋,是有利的棋步;“*”为“骄”的反义词,应指一种不利的棋步。茕不仅用于博戏,还可用于行酒令。

(错银虎形铜镇,西汉) ( 六博盘，汉，费县出土) (石狮,东汉,旧藏临淄县学署)

　　【东平汉墓壁画】

东汉。整个墓室用大石板垒砌而成,前庭后室的顶部均用石板平盖。墓室的门楣上刻有垂幛纹、十字穿壁纹和菱形纹,立柱上刻有菱形纹和十字穿壁纹。基门门楣的立面、前庭西壁墓门两侧立板以及前庭的南北立壁等部位在白灰底上均绘有彩色人物和动物。前庭顶部在白灰底上绘有云气纹和金乌。

(武士画像,东汉,东平后屯一号墓门楣石壁画) (嘉祥宋山2号祠堂东壁画像石,东汉,嘉祥宋山出土)

　　历史，有时候是奇怪的轮回，而盛世，在这轮回里格外少见与珍贵。每次看到汉代历史时总忍不住驻足多看，也不知是因为汉民族的称谓由“汉”而来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还是现在身处盛世而格外认同与庆幸。看历史，知兴衰，知道一切都不长久，故而更加明了个人的悲欢离合，也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