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在马兰（2025.7.10）

学海拾零

　　

时光的长河悠悠流淌，抹不去的往事犹如璀璨星辰，在记忆的天空中闪烁。

五十年前的1975年冬天，我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祁连山下某坦克部队任连队技术员，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我和其他战友一起，去新疆马兰参加核武器效应试验演习，使我亲眼目睹了一场烟云滚滚、惊天动地的核爆炸。那时候，由于保密的需要，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资料，但那种艰苦和感动却至今历历再目、难以忘怀。

　　马兰，这个名字来源于当地盛开的野花，它位于新疆罗布泊西端，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这里不是普通的小镇，而是中国的核武器试验研究基地。它曾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直到1992年的夏夜，某著名歌手一首《马兰谣》，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了我国这个绝密的军事基地。

我去马兰的时间，是从1975年12月初开始，于1976年元月下旬结束，历时50余天。出发之前，我刚刚参加完师机关组织的坦克驾驶等级考试，成为团队为数不多的首批坦克一级驾驶员。接到上级通知时，只是说要组织部分人员去新疆执行特殊任务，人员选拔、安全保密要求很高，具体什么任务、去后干什么，均未明确。到达马兰后才得知，我们将在这里进行利用核突击效果对空降立足未稳之敌进攻试验性演习。

为圆满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所在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兰州军区某坦克师，从三个团队各选调了部分干部和战士，每团组编一个坦克排，临时组成了一个坦克连。因为任务特殊，选配的干部都是有发展潜力的拟提升人员，战士都是党员骨干和拟提干对象；安排职务时基本都是高职低配，我被分配担任指导员车的坦克驾驶员。新组成的坦克连队，连长候昆明是某坦克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指导员王学桐是某坦克团政治处副主任，黄副连长是某坦克团副营长，张技术员是师直侦查连副连长。除坦克连之外，师里还成立了导演组（我们的老领导、时任某坦克团副参谋长的常晓乱同志，是导演组的重要成员），配属了坦克修理连、防化连、运输连等专业保障人员。

　　出发的时候，部队驻地河西走廊的最低气温已是零下20多度，祁连山上白雪皑皑、银光闪闪，山下河道里结了一尺多厚的冰、寒气逼人。我们坐上闷罐火车，穿上全套御寒装备“四皮”（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皮暖鞋），带上背包、行装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先一天下午，由距离部队驻地最近的火车站出发，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第三日凌晨，到达了吐鲁番的大河沿车站。尔后，乘坐蓬杆运输车，准备翻越200多公里的天山。

翻越天山的这段路程，虽说距离不算长，但汽车却需要行驶一整天。那个年代，山区的简易公路大都是沙石路、“搓板路”，汽车开上去颠簸得很厉害。冬季在这样的道路上行军，不仅行车速度上不去，对乘车人员的体力和耐寒能力也是很大的考验。我们从吐鲁番出发时间不长，有的战友就被颠簸得脸色腊黄，呕吐不止，看着让人十分难受。进入天山山脉，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越来越低，愈发寒冷。坐在四面透风的军运汽车中，除过依赖“四皮”保暖外，只能依靠搓手、跺脚等方法来抵御严寒的威胁。中途在天山深处一个叫做库米什的兵站，作短暂休息，这里更是冰天雪地，寒冷异常，给人的感觉超过了零下三十度。

记得那一天，凛冽的寒风如同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在山谷间横冲直撞，肆意拍打着冷峻的山岩。坐在简陋的饭堂就餐，被冻僵的手好半天也缓不过劲来，夹菜时筷子拿不稳，看着诱人的炒鸡蛋、回锅肉，就是送不到嘴边。这里的水质也很差，大概是地表水的原因，兵站里喝的开水，苦涩混浊。吃的馒头，可能是碱放多了，呈米黄色，成为标准的“军用馒头”。

　　坐了一整天的汽车，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月亮犹如一盏明灯，悬挂在静静的天空，我们的车队终于结束了当天的行程，到达了过去鲜为人知、如今却闻名遐迩的马兰基地。基地领导让我们入住专家楼并准备了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第二天还专门安排大家在军人浴室洗了热水澡。虽然旅途的寒冷和劳累，使每个人都灰头土脸、心身俱疲，但住进有走廊、带土暖气和卫生间的专家楼里，大家感觉还是非常惬意、舒适，对基地领导机关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休整了一天两夜，在基地商店购置了一些街市上很难买到的中华牙膏、上海香皂等生活用品之后，大家又如同出发时一样，活力十足、精神抖擞的乘车奔向了试验场地。从马兰基地到试验场营房，大约有近300公里的路程，依然是简易沙石路，但道路平坦，行驶顺利。下午四、五点，就到达了即将伴随大家度过五十多天的装甲兵部队营地。

　　装甲兵部队营地又叫作六大队，分为生活区、装备停放区和维修补给区等。停放的坦克装甲车辆主要用于训练和试验；储存的器材和油料，用于保障装备维修和补给。

我们到了营地，顾不上休息，首先对长期无人居住的营房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打扫卫生，整理床铺，接通水电，架起火炉。初步安顿好住宿，翌日，就立即开始了坦克装甲车辆技术状况的恢复工作。

罗布泊地区，干旱缺水、风沙肆虐是常态，其恶劣的气候对保持装备的技术状况十分不利。为了使这些坦克装甲车尽快投入训练，我们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其技术状况进行了全面恢复。没有固定的保养厂房和设备，只有少量的工具和器材，维护保养只能在寒冷和风沙弥满的室外进行。但大家激情澎湃、士气高昂，彰显了那个年代军人特有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经过紧张而辛勤的工作，一台台焕然一新的坦克、装甲车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当然，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番风顺，总会一波三折。就像唐代大诗人李白《行路难》中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期间，也发生过两件难以忘怀的小事。

一天，我驾驶着刚保养过的坦克去试车，行驶距离不远，就发生了传动部分机油管爆裂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置，就有可能损坏发动机。我立即原地停车熄火，并报告了连队技术员张光华同志。张技术员当战士时是坦克修理工，维修技能很强，在他的帮助下，很快更换了因老化而爆裂的胶皮连接管，使其恢复到了正常状态。也是这次相遇，使我们结下了不解的战友之情。

在以后的工作期间，我们先是在师直和团队的不同连队，后在团、师、军的装备部门，成为上下级关系二十多年。他的那种敢于负责、甘于奉献、勇于吃苦的精神，不怕困难、敢闯敢拼的劲头，让我十分敬佩。我在这次机油管爆裂的修复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利用明火软化胶皮管、打卡㧜带、清洗坦克机油滤清器等小技能，也感悟到了一个基层干部既要当好指挥员还要当好战斗员的担当和责任。

还有一天下午，我在恢复坦克技术状况时，由于操作不慎，将左手食指夹在了驾驶窗顶盖开闭把手与侧甲板之间，致使皮肉开裂，经随队医生止血处理，缝合了好几针。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坚持每天消毒换药，过了几天也就基本恢复正常。

这件事情刚发生那几天，我非常自责，悔恨自己一时大意造成了非战斗减员，影响了工作。当时，我们坦克团政治处副主任王学桐同志，既是临时连队的指导员又是我的坦克车长，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安慰我说：“一台台趴窝的坦克都被你们很快修复好了，这点意外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同时，他还安排张全劳（二炮手兼预备驾驶员）同志临时顶替了我所负责的工作。在他的关心鼓励下，我很快卸下了思想包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演练准备之中。

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我有幸在他所带领的团队工作过近10年，由一名连队基层干部升迁至团机关（装备）技术处长，还担任了团党委常委。他那种忠于事业、甘于奉献的忘我精神，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的高尚品格，知识渊博、办事干练的工作作风以及胸怀全局、把控大事的领导才能，一直都是我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装备保养完成后，紧接着就是现场观摩和实装训练。

现场观摩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室内又有室外、既有地上又有地下，作为初次到基地的军人，我们感到新鲜而刺激。观摩学习开始，引导人员详细介绍了试验基地初创时期的艰难历程，组织参观了上百米深的大弹坑以及地下工事等试验场所。人们常说少见多怪，在这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腹地，看到这又大又深的弹坑时，大家都惊讶不已，感觉十分稀奇。

介绍情况、宣讲教育者，是参加过多次试验的一线科研人员，他们不仅精通专业，知识渊博，熟悉现场情况，语言表达也极富感染力。讲解时，专家们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幽默风趣，大家在不知不觉的笑声中就学到了知识，受到了教育。观摩学习前，每个人心中都有许多疑问，比如：为什么我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为什么要把基地建在人烟稀少的沙漠戈壁？核武器试验会不会对参试人员造成终身伤害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科研人员不厌其烦、耐心细致的一一进行了讲解。

从解答中获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武力威胁，党中央就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8年，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当年六月，核试验基地就选址在了罗布泊戈壁滩即后来的马兰基地。在这里，解放军官兵和科研人员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攻克重重技术难关，默默奉献，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事业的辉煌。

我们在场地上也看到，路旁几处牌匾上书写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批试验方案时的重要指示。多年以来，它已经成为基地每次试验、每项工作必须遵循的座右铭。场地上忙忙碌碌、辛勤工作的科研人员、保障人员、解放军官兵，围绕试验目标，战严寒，斗风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而我们即将参与的试验和演习，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特殊行动。核武器的爆炸威力设计控制在两万吨的当量，属于战术级原子弹。与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的核弹当量大致相当，具有很强的实战性、可控性和操作性。实兵实装实弹演习，就是要利用原子武器的突击效果，充分发挥坦克装甲部队火力强、机动快、防护好的优势，在步兵和其他兵种部队的配合下，扩大战果，战胜敌方。

“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观摩学习，通过聆听科研人员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耐心讲解，大家不仅加深了对党中央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重大意义的认识，对于进行核武器效应试验演习意图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参与核弹试验的解放军官兵和科研人员的拼搏精神、奉献精神也更加敬佩。

　　实车训练开始后，战友们每天不仅要练技术、练战术、练协同，还要经受许多考验，同各种各样的、预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困难作斗争。

严寒的天气是最直接的考验。12月和来年的元月，是每年冬天最难过的季节。这时的罗布泊，气候极端干燥和寒冷，温度经常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有时甚至达到零下30摄氏度‌。对于坦克兵来说，寒冷带来的困难更大，付出的代价也更多。

为了确保坦克在训练中能最大的发挥其战技性能，每日第一次起动坦克之前，都要对发动机进行不少于半小时的加温，当日训练结束后则要进行不少于三小时的回场保养。坦克加温时，驾驶员要比别人早起床，提前开启加温器，大约半小时后，待水温、油温上升到60摄氐度以上，才能确保坦克发动机正常起动。严寒季节保养坦克时，寒风刺骨，双手接触到冰冷的装甲车体和机件，经常会被被冰碴子粘住。保养中补充燃油、润滑油、冷却液（防冻液）；清洗“三大”（机油、柴油、空气）滤清器；擦拭目视镜、工作帽、通话器以及重要的电器元件等，大多需要坦克驾驶员单独进行或与其他乘员合作完成。因此上，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吃凉饭、喝冷水是常有的事。

恐惧时常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参加演习训练的战友，在此之前大都没有接触过核武器，对其损伤力也不够清楚，但对二战中美国给日本广岛、长崎投掷核弹，造成近30万人死伤的历史事件还是有所了解。再加上有人说，原子武器的冲击波、光热幅射、核幅射等，如果防护不到位，对人体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伤，甚至会造成终身不育、缩短寿命等问题，更使许多人在头脑中蒙上了核损伤的阴影。

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导演组领导集思广益，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从以往成功案例中汲取防护经验，加强原子武器个人防护知识学习，加大针对性训练强度等，逐渐消除了部分同志因恐惧所带来的心理障碍，有效提高了大家的防护能力。

记得正式演习前，大家每天都要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暨像“猪嘴”又像大象鼻子一样的防毒面具进行训练。一开始，整天佩戴防毒面具，感觉憋屈难受、呼吸困难、生活不便，很不适应。但想到不防护就会影响参加演习，防护不到位身体就可能发生问题，马上就自觉坚持起来。无论是野外训练或室内作业，还是下棋打扑克等娱乐活动，只要有可能就不放过任何练习的机会。随着训练时间的增长和训练强度的增大，佩戴防毒面具不适应等问题则迎刃而解。

艰苦生活锤练着战友们的意志。一日三餐，吃饭睡觉，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在享受着小康生活的今天就不算个事，但在那个年代、那种条件下则成为大事。试验区域处于罗布泊腹地，远离城市、远离营房，所有给养和后勤物资都要远程拉运。加之天气寒冷，缺少新鲜食物，每天吃到的蔬菜基本是老三样：萝卜、土豆、大白菜，肉食只有少量的冷冻大肉，偶尔能吃上一点冷冻牛羊肉或大肉罐头，就感到非常满足。

居住在简易营房内，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只能采取煤炭炉烤火取暖，从而使预防一氧化碳（俗称煤气）中毒成为抓好安全的重要议题。演习训练期间，友邻单位曾发生过因碳火燃烧不完全而中毒的问题，并被上级通报批评。为此，连队设法给每个房间加装了风斗，加强了夜间值班和干部查铺查哨工作，才确保了取暖安全。

在这里的五十余天，不能与任何人、包括家人和亲戚朋友进行通信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但大家毫无怨言，一心扑在演习准备和军事训练上，始终保持了昂扬的精神状态。

　　此次演习，是一次多兵种参加的实兵实装实弹试验性演习，利用原子武器爆炸效果对敌发起突击，是装甲兵演练的重头戏。为此，从进驻场地的第一天开始，大家就铆足了劲，精心筹划、精心准备。正式演习时间确定后，又再次对坦克技术状况作了精心细致的检查，关键节点反复多次，生怕演习中那个零件、那个环节发生问题，生怕因为自己的过失“掉链子”。领导部署演练工作时，要求演习的前一天晚上，一定要让参演官兵睡个好觉，但大家躺在床上，仍然在为演习的各项准备“过筛子”。脑海中检测着自己负责的工作是否精益求精落实到位，想象着原子弹爆炸那一刻可能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又能真正的睡踏实呢？

正式演习那一天，凌晨五点，我们就起床准备。穿上防护衣，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护目镜，依据协同时间，提前半小时就将坦克开到了预定出发阵地。当倒计时的口令在耳机里响起，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额头紧贴在坦克潜望镜上，眼睛紧盯着十几公里外的远方……

突然之间，眼前的戈壁广漠上居然腾起一团火焰，光耀天地，声震寰宇。这团火焰在浩瀚的天空中翻滚着迅速升起，瞬间就变成了越升越高的蘑菇状烟云，滚滚的烟云连同响彻云霄的原子弹爆炸声，给人带来一种“秋雷动地撼群山，烈焰腾空上九天”（屈全绳老将军诗词）的震撼。我们每一位参演的战友，在此之前，曾无数遍的想像着原子弹爆炸时的景况，但近距离亲眼目睹这一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庞然怪物，激动的心情仍然久久难以平复。

爆炸声尚未完全散去，耳边就传来了“冲击”的命令。我们顾不上去回味那震撼人心的一刻，立即紧握操纵杆，驾驶着坦克向预定方向前进。快速、慢速穿插行进，前三角、后三角、一线式的队型变来变去。当战车穿过原子弹爆炸中心后，全连坦克犹如猛虎下山，迅速变为一字队形，以猛烈的火力，将一发发（枪）炮弹精准的向预定目标射去，直至完成全部战术动作，才返回到了宿营地。

演练结束，各项缮后工作一件紧接着一件：实测沾染剂量、消除沾染灰尘、洗消人员和装备、封存装备、演练工作小结、组织撤场和返程等等……

万事皆有尽，圆满画句号。一次特殊的试验，一场特别的演习，经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紧紧张张的共同努力，公元一九七六年春节前夕，终于在一片欢呼声中成功的落下了帷幕。

　　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命的价值并非由年岁的数字衡量，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岁岁年年中，有着怎样的经历与感悟。”

半个世纪之前的马兰之行，让我和年轻的战友们经历了长途跋涉、荒漠风沙、冰雪严寒、核爆沾染等艰苦生活的锻炼和考验；经受了犹如奔赴战场、随时准备献身的生死考验。如今，作为一位古稀之人，岁月淡漠了我对当年核试验演习的记忆，但永远难以忘记的：却是那些胸怀大志、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科学家；却是那些扎根大漠、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科研人员和解放军官兵。

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在拼搏奉献中所孕育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刘林学，1970年12月入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技术员、副连长、连长、副处长、处长；某坦克师教导队教员、技术部科长、部长、副师长；某集团军装备部副部长、部长。从军40年，2006年国防大学基本系第30期毕业，2010年12月大校军街退休，安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