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普九"往事

吴文海

　　生活中，许多陈年往事就像夹在书本里的旧书签，总是在不经意间从记忆深处被抖落出来。

前些日子，重返阔别二十多年的校园，目光掠过崭新的教学楼，耳边传来清脆悦耳的电子铃声，我竟不由自主地，被记忆深处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攫住。它喑哑的嘶鸣声，仿佛穿透时光的帷幔，倏然在心头荡开，摇动了当年“普九”时光里那层层叠叠的往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列为教育的“重中之重”。那时，洋浦开发建设潮头涌动，教育改革更是一马当先，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创立了“三制一包四自主”（定期评估考核制、校长负责制、教职员聘任制，工资总额包干，学校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聘用自主、经费使用自主、内部分配自主、日常教育教学管理自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并面向全区公开招聘小学校长。正值而立之年的我，以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身份参加竞选，被聘任到东浦小学担任校长。

虽然也有思想准备，但当我只身一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这所农村小学时，眼前的一切还是令我始料未及。推开两扇镀锌管焊接的铁门，红土裸露的校园上，中间一栋外型呈“品”字形的二层教学楼和一左一右靠着围墙的两排平房一览无遗尽收眼底。校舍外墙石米脱落，门窗破损，走廊地面坑坑洼洼，像极了一件很久没有洗涤缝补过的脏旧棉袄。几个中层干部将我引到教师宿舍前，搬出凳子一起坐下。面前一棵木棉树粗壮的枝桠上挂着一口沉重的铁钟，旁边一头母猪侧身躺在地上任由她的幼崽们拱吃奶水，一群小鸡“叽叽叽叽”地在草丛里欢快刨食，教室里不时传来老师们夹杂着儋州方言的讲课声。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中得知，全校二十一名教师，除了五名是从中师毕业分配下来之外，其余都是从民代师转正过来的；五百来名学生挤在八间教室里，三、四个孩子共用一张长条板凳，连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校园只有一口手摇井，老师们煮饭洗澡搓衣服全都要在它周围排队等候；厕所没有一间，师生们便急时，总要跑到附近海边的拐弯抹角处，找个藏身的地方解决问题；开学已经过去一个星期，还有许多孩子依然辍学在家……

对照着教导主任递过来的“普九”验收指标，我的内心顿时凉了半截。

来不及详细了解情况，更谈不上理清什么办学思路，发动孩子返校入学便成了我履职后的头等大事。

学校服务范围内的五个自然村庄，基本上都是渔民家庭，许多父母白天都出海打渔，我们只能将全校教师对应分成五组，利用晚上时间，拿着辍学名单走村穿巷挨家挨户上门劝返。与我同组的是三名本地教师，他们不仅对周边的村庄熟门熟路，而且对辍学孩子的家庭情况也一清二楚。初秋的夜晚，野外月色朦胧，我们骑着自行车行走在蜿蜒的土路上，凉风拂面，两旁黛色的丛林中不时有几只萤火虫一闪一烁地来回游荡，似乎在与我们结伴同行。

劝返工作的艰难程度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用踏破铁鞋来形容也丝毫不过。洋浦开发刚刚起步，渔民家庭子女多，而且或多或少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一些家庭由于经济拮据，父母根本没有心思供应女孩上学读书。记得有一户人家，老大和老三两个男孩，老大读六年级，老三读三年级，已经返校；但老二和老四两个女孩，一个读五年级，一个也到了入学年龄，却双双辍学在家。第一次推门进去，一对中年父母正在昏暗的灯光下修补渔网，我们刚坐下说明来意，他们齐摇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认得几个字会算几个数够了，浪费那些钱去学校，还不如趁早回来帮衬做些家务呢。”后面任由我们把读书的道理说得唇干舌燥，他们除了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之外，就一直沉默着，唯有孩子父亲手中烟卷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照出躲在身后两个女孩渴望中带着失落的神情。一直到第三次登门，又是一番软磨硬泡之下，也许是被我们的道理所折服，又或许是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吧，夫妻俩几次交流过眼神后，孩子的母亲终于有点难为情地问我们：“老师，孩子上学的费用可以暂时赊账么？”那语气怯生生的，像是一个被老师批评教育而承认错误的学生。

“可以可以，我来给你做担保。”她话音刚落，同组的谭老师竟有点激动，下意识摸了摸自己洗得发白的衣兜，声音却斩钉截铁脱口而出。其实，这是学校已经讨论定好的土政策。

走出他家门时，夜已深沉，皓月当空，星斗满天，手电筒的光柱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整个村庄明天的晴空。

那些日子，办公室抽屉里总塞着一叠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担保书”，有李老师为陈家孩子担保学费，有王老师替谭家女孩作保书本费。纸页上签下的名字，是老师们从微薄薪水里硬生生抠出的担当。我至今记得老会计在台灯下拨打算盘的样子，眉头紧锁，嘴里念叨着数目——那账簿上密密麻麻的欠款数据，像一团团灼人的火苗，烧灼着我们的心。可是，当看着孩子们捧着新书走进教室时惊喜的眼神，又瞬间把这煎熬熔化了。

劝返任务完成后，接下来便是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了。经费紧缺，我们依靠自己的双手维修门窗、平整校园、植树栽花、铺种草坪。校舍不足，我们利用校园前面公司闲置的烂尾楼简单改造，开设图书阅览室、科学实验室、综合电教室、教师会议室。没有自来水，我们在校园里打出一口深水井，再用水泵将井水抽到楼顶的水塔上，然后通过水管把水送进老师的家门。收看不到电视节目，我们就自己安装卫星地面接收器。同事们经常相互取笑，说走进课堂我们是老师，走出课堂我们是农民工。修补门窗时，铁锤意外砸到手指，他们甩甩手又继续干；铺设草坪时，泥土嵌进指甲缝，汗水顺着脸颊滴到脚下，滋润了新土。寒来暑往，短袖换长袖，长袖换背心，到第二年暑假将要结束时，校园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尽管汗水浸湿了衣裳，阳光晒黑了皮肤，但傍晚时分，围坐在木棉树下，几盅薄酒下肚，望着自己亲手平整的校园和栽下的花苗，想象着孩子们踏进校门那一刻的惊喜，彷佛那满树的红棉已提前在心间绽放，所有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那时，我们除了在学校落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还要协助社区举办夜校，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暮色降临时，学校的忙碌并未停息。老师们草草吃过晚饭，便挟着识字课本，三三两两走上不同方向的村道。扫盲班的课桌是借来的长板凳，黑板是临时刷了墨汁的门板。灯光昏黄摇曳，映照着那些粗糙手掌笨拙握笔的姿势，青年后生和年轻媳妇的读书声夹着嬉笑声飘出窗外，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归途中，手电光柱刺破浓墨般的夜幕，虫鸣如织，露水打湿裤脚，脸色虽然疲乏，心头却有微温——仿佛自己正提着灯，把文明的微光分送到每一扇虚掩的门扉。

如果说夜校扫盲班是带着人间烟火味的温暖灯光，那么迎接验收的办公室，则成了数据和表格鏖战的无声战场。这里没有读书声和嬉笑声，有的只是头顶上吱吱作响的风扇转动声和力透纸背的沙沙落笔声。适龄儿童人数、入学率、辍学率、毕业率，各类表格堆积如山，要求所有数据前后左右相互衔接，准确无误，稍微有点出入就要推倒重来。当年还没有电脑，所有表格都要依靠纸笔一张张填写，常常因为一个数据对不上，填了撕，撕了填，反反复复，办公室的纸篓里塞满了作废的表格。洋浦开发建设刚刚起步，断电如家常便饭，晚上经常要点着蜡烛伏案熬夜，跳跃的烛光映照着大家疲倦却专注的脸庞，也将墙上的人影拉扯得忽长忽短。在数据的海洋中，每填完一张表格，都像是载着沉重期望的小舟在波涛中艰难地颠簸前行。夜深人静，烛油的气味混合着快食面的调料味，有人用被笔杆磨出硬茧的手指抠着鼻孔，指尖上竟是一层薄薄的黑尘。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洋浦经济开发区也顺利通过了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评估验收。

“你是吴老师么？”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一个打扮端庄得体的中年女教师笑盈盈地走过来，左手捧着课本，右手热情地伸到了我的面前。

“你是……”似乎有点面熟，但我一下子真的想不起来。

“我是谭菊女啊，还记得当年你们几次三番去我家，动员我父母送我和妹妹上学的事么？”

陪同在身旁年轻的陈校长告诉我，谭老师现在已经是省级骨干教师，去年已聘上副高职称。

跟随陈校长在校园走了一圈，环境优美，校舍整齐，教室宽敞明亮，多媒体设备齐全，美术教室、书法教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等各类专用教室一应俱全。来到会议室时，陈校长告诉我，眼下学校正全力以赴，准备迎接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验收。看着几个青年教师熟练地操作电脑整理电子资料，再看看柜子里精致美观、规范有序、数据翔实的迎检档案，我不仅感慨万千。当年劝学路上沾满泥土的鞋底，抽屉里家长和老师签名摁手印的担保书，夜校归途中寂静山坡弥散的青草气息，烛光摇曳下彻夜伏案时被笔杆磨出的硬茧，这些画面已如粗粝的种子，在我们一寸一寸夯下的厚土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临别时，耳畔仿佛又响起记忆中那口铁钟喑哑的余音。它不再嘶鸣，而是化作一种深沉的回响，告诉着每一个师生：眼前这片繁茂的绿荫，其根脉深处，连着我们当年那段用信念、汗水甚至是微薄薪水浇灌的、名为“普九”的峥嵘岁月。

202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