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明对话——从东亚上山到西亚杰里科：人文肇始与稻麦起源的深度比较研究

东篱把酒

施怀德

引言：文明源头的双星闪耀

当人类文明的漫漫长卷在宏大的历史时空维度中徐徐展开，东亚的上山遗址与西亚的杰里科遗址，宛如两颗划破新石器革命黎明的璀璨“启明星”，在人类文明的天际线上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先民迈向文明门槛的壮丽图景。这两处承载着远古记忆的神秘人类聚居地，以其独特的文明印记，打破了传统农业起源理论的单一叙事框架，为学术界重新审视文明演进的多元路径提供了全新且关键的视角。深入探究上山遗址与杰里科遗址在自然适应策略、技术发展路径以及精神信仰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逻辑脉络，更能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对人类文明史阐释的桎梏，构建起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全球文明对话学术新范式。

本研究以“新石器革命双核模型”为坚实的理论基石，旨在深入剖析稻作文明与东亚低湿地生态系统、麦作文明与西亚干旱区生态系统之间复杂而精妙的互动关系与适应模式。通过细致梳理稻麦驯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明基因差异，挖掘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人类智慧密码。同时，创新性地引入“符号 - 仪式 - 聚落”三维分析框架，从物质遗存、精神表征与社会结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维度，深入解码人类文明肇始阶段的深层结构，进而揭示农业革命如何成为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核心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摒弃西方文明定义“三要素”的固有思维，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家王震中先生“重构万年伏羲文化史”的“四大原则” ，即突破线性史观，重划万年文化轴线；重构文明标识，超越物质三要素；整合文献与考古，构建交叉验证体系；重塑文明认知，彰显连续性与包容性，以策源、开蒙、肇始于中华阴阳二元观念始源地、世界稻祖伏羲文化溯源地——“人文肇始，中华易源”的万年上山文化遗址为重要参照，聚焦生产模式跃迁与文化基因萌发的双重维度，开展从东亚上山到西亚杰里科的深度比较研究，力求重构以“东方原生性文化”为原点的世界“人文肇始”新范式，并确立“东方文明范式论”叙事系统和话语体系。

一、文明根基：稻麦驯化的自然辩证法

（一）东亚上山：水田稻作与易道宇宙观

在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流域，浙江金华浦江上山遗址，宛如一颗镶嵌在华夏大地上的璀璨明珠，其出土的距今1.1万年的炭化稻米以及皇朝墩古稻田遗迹，以其世界水稻野生驯化十万年连续演化史考古实证，确凿无疑地确立了其在世界农业起源史上“世界稻源”的崇高地位。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远古画卷：上山先民凭借着非凡的智慧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巧妙地改造沼泽地貌，成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灌溉系统。这种与水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不仅是先民们对自然环境深刻洞察与智慧应对的体现，更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塑造了其独特而深厚的生态智慧。

稻作生产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依赖季风气候与水利调控的农业模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上山先民通过对自然节律的细致观察与深刻认知，孕育出中华文明中独特的“阴阳调和”宇宙观。在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类似“十六芒太阳纹”“五字数纹”“六爻豫卦”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绝非简单的装饰图案，它们极有可能是早期易学思想与农耕实践紧密结合的有力证据。而二十四节气体系的雏形，正是稻作文明对自然规律进行系统性总结与归纳的智慧结晶。它以简洁而精准的方式，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核心生存哲学，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理念，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标识。

（二）西亚杰里科：旱地麦作与防御型聚落

在遥远的约旦河谷，巴勒斯坦杰里科市的杰里科遗址，承载着西亚文明的古老记忆。其出土的距今1.1万年的碳化二粒小麦以及公元前7000年的灌溉水渠系统，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它在小麦驯化史上重要发源地的地位。面对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严酷自然环境，杰里科先民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他们不仅研发出高效的灌溉技术，以满足小麦种植对水分的需求，还为抵御洪水侵袭和外敌侵扰，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城墙和瞭望塔。

这些宏伟的防御工事，不仅仅是生存需求的产物，更是社会组织与权力结构的物质载体。杰里科的环形城墙与分层聚落布局，充分显示出先民们高度的集体协作能力与强烈的契约精神。这种社会组织模式与精神内核的有机融合，为后来两河流域城邦文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西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人文肇始：符号、仪式与伦理建构

（一）符号系统的差异

在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那些神秘而古老的刻划符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被视为早期文字的雏形。其中部分符号与后世《易经》中的卦象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发现暗示着中华文明在早期便已开始了对世界本质和规律进行抽象思考与符号表征的哲学探索。这些符号或许记录着先民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生产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初步认知，它们跨越时空，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密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早期记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杰里科出土的石膏祖先头像，鲜明地体现了西亚文明对祖先崇拜的高度重视。这些具象化的艺术表达，以其逼真生动的形象，成为维系社群内部成员情感纽带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通过供奉和敬拜祖先头像，人们强化了家族与氏族的凝聚力，传承着先辈们的智慧与精神，为社群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展现出西亚文明独特的文化内涵。

（二）核心仪式的分野

上山文化中的“尞五之祭”，是一种极具特色的“稻谷之祖”“太阳之神”伏羲崇信祀俗仪式。在仪式中，人们通过焚烧祭品的方式，祈求稻作丰收与稻祖太阳神灵的庇佑。从人类学视角来看，这种仪式深刻反映了上山先民对自然神灵和稻祖太阳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体现了他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深刻认知与依赖。在共同参与、共同祈愿的过程中，社群内部的联系得到加强，对稻作生产的神圣性认知也进一步强化，成为凝聚社群的重要精神纽带。

杰里科地区约旦艾恩格扎遗址的燎祭遗存，则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涵。虽然同样具有与自然神灵沟通的宗教功能，但它更多地体现了对祖先灵魂的缅怀与祈求。在这种仪式中，先民们试图通过与祖先的对话，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指引，同时也强化了家族传承和社群归属感。这种仪式传统在后来的两河文明中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逐渐演变为更加复杂而系统的宗教仪式体系，成为西亚文明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伦理基因的形成

稻作生产作为一种高度依赖团队协作与精细水资源管理的农业模式，孕育出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合阴阳”农时伦理。在这种伦理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注重在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寻求平衡与协调。这种集体主义伦理倡导个体为集体利益贡献力量，强调社群内部的合作与互助，从而保障了稻作生产的稳定进行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重要源头。

而杰里科的防御工事建设则催生了以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契约伦理。面对外敌入侵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威胁，杰里科先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共同遵守规则、履行义务，才能保障社群的生存与安全。这种对规则与秩序的高度重视，成为西方法治精神的重要源头，为后来西方文明中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塑造了西方文明独特的价值观念。

三、聚落形态：从村落迈向文明的两种路径

（一）上山范式：稻艺共生的“三环结构”

上山文化相关遗址的聚落布局，如义乌桥头、仙居下汤、衢江皇朝墩等遗址，呈现出独特精妙的“三环结构”，这一结构深刻体现了稻作文明“天人合一”的空间观念与文化内涵。聚落核心位置的中心台地(稻祖祭坛)，作为宇宙观中心，承载着先民们对自然神灵和稻祖太阳神灵的崇敬与祈求，构成了精神信仰的坚固内核；中环分布着居住、农耕与制陶等功能区，这些功能区紧密相连、相互配合，体现了生产生活的高度融合，反映出稻作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聚落外延则通过富有特色的陶器纹饰、“尞五之祭”仪式等文化符号，实现了文明影响力的广泛扩散，将上山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物质成就传播到更远的地域，吸引周边地区的人们加入到稻作文明的共同体中，展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辐射力与包容性。

（二）杰里科范式：防御优先的“同心圆扩张”

杰里科的聚落形态以瞭望塔为权力与安全中枢，构建起具有强烈防御特征的同心圆结构。瞭望塔不仅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更象征着权力的集中与权威的存在。在瞭望塔的庇护下，向内依次分布着居住建筑与仓储设施，这种布局既保障了居民的生活需求，又便于对物资的集中管理和调配；环绕聚落外围的厚重巨石城墙，则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同心圆结构不仅体现了杰里科先民对防御体系的高度重视，更标志着社会分工与权力等级的初步形成，为城邦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社会架构，成为西亚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文明对话：冲突与融合的永恒命题

（一）冲突性比较

在资源获取逻辑方面，稻作文明与麦作文明呈现出显著差异与冲突。稻作文明依赖集体协作的水利系统，这要求社群内部成员密切配合、共同劳作，从而催生了强调和谐共生的集体主义伦理。在这种伦理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注重可持续性与整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长期平衡；而麦作文明生长在水资源相对稀缺的干旱地区，对水源的激烈争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具有防御性的城邦体系的形成。城邦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使得人们对资源的获取更注重个体的主动性与竞争性，强调对资源的争夺与控制，两种文明在资源获取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逻辑。

在神权表达方面，上山文化的太阳纹饰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观念中，天与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通过对太阳等自然神灵和稻祖太阳神灵的崇拜与祭祀，试图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获得自然力量的庇佑与支持；而杰里科的祖先崇拜则更强调人神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通过供奉与祭祀祖先，期望获得祖先灵魂的保护与指引，同时也承担着对祖先的敬重与缅怀的义务，这种契约关系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在神权表达上的显著差异。

（二）融合性启示

尽管两种文明在众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技术与文化层面仍展现出交流互鉴的广阔前景与深刻启示。杰里科先进的水利技术，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的同时，也为周边地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而上山的“三源六艺十首”文化和“彩陶”与“麯酒”酿造技艺，则反映了稻作文明在“道器同构”和农产品加工利用方面的独特智慧，其传播与交流也为其他地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生活体验与文化享受。这些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互鉴，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在现代社会，上山文化桥头遗址所在地义乌商人遵循的“出六进四”商道，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强调平衡与和谐的商业智慧，注重在买卖双方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与共赢，强调诚信与合作的价值；而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则体现了西方法治精神对商业活动的规范与约束。这两种不同的商业文化传统，分别从不同角度为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借鉴，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丰富多样的商业文化遗产，彰显了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现代价值。

五、当代价值：重估文明源头的普世性

（一）破解“西方中心论”

上山遗址与杰里科遗址的考古发现，如璀璨星辰，有力挑战了传统文明演进叙事中的“西方中心论”观点。定居文明、稻作文明、彩陶文明、麯酒文明、纹饰(文字)文明、易道文明的起源时间早于“文字”的出现和“青铜器”时代，充分证明了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悠久与辉煌；杰里科的城墙建筑早于“城市”出现，这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遵循单一、线性的演进路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依据自身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与文化传统，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宏大画卷，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文明史阐释的垄断。

（二）提供危机解决方案

上山文化蕴含的“生生之德”生态智慧，为当代人类社会应对日益严峻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了珍贵的思想启迪。在这种生态智慧的指引下，人们尊重自然规律，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一理念提醒当代社会，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寻求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杰里科防御工事的双重性特性，为人们敲响了文明冲突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警钟。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但也存在因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风险。杰里科防御工事警示人们，过度的防御心理与对抗姿态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与社会动荡，唯有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

（三）赋能全球文明倡议

在此背景下，建立“稻麦文明对话联盟”与打造“世界农耕文明遗产廊道”的倡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将东亚上山与西亚杰里科作为对话核心枢纽，不仅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面认识，更能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与深度合作。通过这种对话与合作，增进彼此理解与信任，消除误解与偏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让古老文明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结论：人类文明的太极图式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东亚上山的稻作文明与西亚杰里科的麦作文明恰似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完整而和谐的宏大图景。稻作文明以其柔和的协作精神、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展现了东方智慧中独特的柔性力量；麦作文明凭借其刚健的防御姿态、对秩序的追求与维护，彰显了西方文明的刚性魅力。这两种文明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从伏羲“观象制器”的古老智慧到杰里科“筑墙御灾”的坚韧实践，东西方先民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深邃哲学智慧。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当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持续展开深度对话，上山与杰里科遗址所承载的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智慧，将继续为人类指明存续发展的根本方向——唯有秉持敬畏自然之心、遵循平衡共生之道，方能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传承与繁荣发展。这两处文明源头的对话，不仅是对人类辉煌历史的深情追溯，更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殷切启迪，激励着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征程中不断前行，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新的辉煌篇章，书写人类文明交流融合的崭新篇章。

(作者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金华市政协六届文史委员、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