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形成与发展(一)

夏日雨荷

蔡政亭

隶书的形成与发展蔡政亭前言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书同文政策，抑除六国异文，把李斯小篆作为官方统一使用的标准文字。但是，在中下层官吏及民间，为了省时间，在竹木片上写字（称竹简或木简）时，往往把篆书简化，写得草率一些，于是逐步形成了"隶" 书。这种隶书，据传是一位叫做程邈的小吏整理创造而成的，颇具传奇色彩。

一，程邈造隶陕西省渭南市有一条主马路称作 "仓程路“，仓指造字的仓颉，程则指造隶书的程邈。程邈造隶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大学士蔡邕的《圣皇篇》，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持此说。程邈，生卒年不详，渭南临渭人，是云阳县的一位狱吏，负责文书档案一类的差事。因罪下狱，为排除寂寞，他把能够记忆起来的篆文整理了3000余字，对每一个字都

做了简化处理，写起来更简单更省时。狱吏上报给始皇帝， "上大悦"，便减罪释放，任为御史，专事文字改造事宜。程邈出身奴隶，故把他整理创造的字体称为 "隶书"。程邈隶书把篆书的圆转笔划改为方折，化繁为简，化弧为直，对汉字的改变很大，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李斯小篆；今文包括隶、楷、行、草。程邈隶书是介于秦篆和汉隶之间的一种书体。程邈隶书称为秦隶或古隶，与小篆共存共用。秦灭，西汉立，小篆与隶书皆被采用，后来小篆被边缘化，隶书成为官方主要书体，称之为 "汉隶"。汉隶在西汉形成，在东汉达到鼎盛，并成为官方文书的标准文字。汉字的书体由篆书到成熟隶书的变化过程称为 "隶变"。

二，秦简隶书-早于程邈造隶隶书的形成和发展可细分为秦隶、汉隶和八分三个阶段。其中，所谓八分，即在汉隶基础上增加波磔（读音折），即横画的蚕头雁尾和捺画的肥厚，强化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但是，由于缺乏实物资料，作这样的区分依据不充分，秦简的出土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土了大量秦简（即写在竹片或木片的文字），上述区分就有了实物鉴定的参考。由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证实秦代确已有隶书，它与汉隶十分相似，虽带有篆意，但又不同于篆书。

睡虎地秦简（局部）睡虎地秦简的抄写时间约在战国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比程邈造隶早了三十几年（注：秦始皇登基在公元前221年，程邈入狱时间不详）。因此，称 "程邈造隶书” 的结论是比较片面的，但又不能否认某些隶体汉字是程邈的创造。另外，1975年，在湖北荆州市江陵凤凰山第七十号墓出土了两颗玉印，它是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公元侯刻石》等寥寥几块。但近年，随着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荆州江陵凤凰山、山东临沂银雀山、甘肃武威等大量西汉帛书和汉简的出土，使我们对西汉隶书的特点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可以看到，汉隶不像秦隶（只是在笔势方圆有所变化）那样，除笔势的变化，在笔画上也简化很多，但不少字仍有长垂笔，严格地说，这还不是成熟的隶书，而是由篆书演变成隶书初期的书体，并且刻石与简书（手书墨迹）有很大差别。刻石中，我们选出《五凤刻石》，汉简中，选出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作为西汉隶书的代表加以简介。

1. 《五凤刻石》《五凤刻石》是西汉时代少有的刻石，是研究西汉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文献资料。《五凤刻石》刻于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因以得名，又因刻石为鲁孝王刘庆忌所为，故又称为《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只有廖廖13字，释文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刻石字体隶中带篆，简质醇厚，笔力雄劲，拙扑生趣，隶变初期的特色显露无疑。子侯刻石》等寥寥几块。但近年，随着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荆州江陵凤凰山、山东临沂银雀山、甘肃武威等大量西汉帛书和汉简的出土，使我们对西汉隶书的特点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中可以看到，汉隶不像秦隶（只是在笔势方圆有所变化）那样，除笔势的变化，在笔画上也简化很多，但不少字仍有长垂笔，严格地说，这还不是成熟的隶书，而是由篆书演变成隶书初期的书体，并且刻石与简书（手书墨迹）有很大差别。刻石中，我们选出《五凤刻石》，汉简中，选出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作为西汉隶书的代表加以简介。

1. 《五凤刻石》《五凤刻石》是西汉时代少有的刻石，是研究西汉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文献资料。《五凤刻石》刻于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因以得名，又因刻石为鲁孝王刘庆忌所为，故又称为《鲁孝王刻石》。《五凤刻石》只有廖廖13字，释文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刻石字体隶中带篆，简质醇厚，笔力雄劲，拙扑生趣，隶变初期的特色显露无疑。

2.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出土于1972年，包括《孙膑兵法》、《墨子》、《六韬》、《晏子》等12种，竹木简4972枚，总字数（？万，未完全统计），成简时间大约在汉文帝至汉武帝初期（公元前140-前118年），现藏于临沂银雀山汉简博物馆。这些竹木简大多为墨书，也有少量丹书，字体为隶变初期的隶书，带有明显的篆书形象和写法，具有古隶所不具备的波势和掠笔，这正是书者的随意率真所为，不似石刻那般醇厚和庄严。 图四，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局部）四，东汉时代-隶书发展到极盛隶书发到了东汉时代，石刻大兴，尤其在桓帝以后隶书的笔画趋向工整，波势的强调，点画的俯仰，更富于艺术性。东汉碑刻是汉隶的极盛时期，隶书已从草创的书体发展成正规而富于艺术性的书体。到了献帝（公元190-219年）以后，隶书逐渐向整齐规范化发展，它已失去了古隶的古拙灵活，结体用笔因袭刻板，字体更为方整。东汉时代，碑刻风行，代表牲作品有《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衡方碑》、《曹全碑》及《熹平石经》刻石等，兹取《曹全碑》及《熹平石经》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1. 《曹全碑》《曹全碑》是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迹比较清晰的少数石碑之一。《曹全碑》的铬文记述曹全的治理功绩，撰文者是门下掾（此官为州郡长官的属吏，总录众事，相当于现今秘书长）王敞，据信，书写者为曹全本人。该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年，碑高272厘米，宽95厘米。该碑于明朝万历初年在陕西省郃县旧城出土，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曹全碑》铭文属于秀美一派的典型，结体与笔法臻至完美。清代书家万经评价《曹全碑》说，"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真神品也”。

2.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时，深感经书混乱，错误叠出，遂命大学士、治书侍御史蔡邕校刊并刻儒家经典《诗经-鲁诗》、《周易》、《尚书》、《公羊传》、《春秋》、《礼仪》及《论语》于石，立于洛阳太学大门口，供太学生临摹抄习。蔡邕本人学问高深，书法精妙，但工程量浩大，从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183年）历时八年才得以完成，刻石共46块，每块高3米，宽1米，字数达十数万，工程量浩大，这是很多人的共同创作，已分不清哪是蔡邕所写。因是熹平年间所刻制，故称《熹平石经》，又因立在太学门口，故又称《太学石经》。《熹平石经》是中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书体为古隶，方正平和，使为天下法。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两汉写家艺术，到蔡邕写石经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熹平石经》既有恢复古隶的意味，又有楷书先躯的胎息，因此在书法史上极为有名，后世屡有仿制，包括内容和书法。由于历经战乱和风化剥蚀，刻石遭毁，从宋代时相继有石经残石出土，后经历代发掘，总共出土石经残石46块，可辨的字数8800个，现分别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 图六，东汉《熹平石经》（局部）

3. 《石门颂》东汉时，除了大量的碑石刻文遍布天下之外，摩崖石也很风行。所谓摩崖石刻，是按照悬崖上山石自然形成的姿态，略加凿平，按地势把文字先写后刻于其上而形成的书法作品。《石门颂》、《西狭颂》与《郙阁颂》是东汉时代的三大摩崖石刻，合称 "汉三颂"。今选《石门颂》略作介绍。《石门颂》又称《杨孟文颂》（孟文是杨涣的字），位于陕西省褒城市褒斜谷石门崖壁，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铭文由汉中太守王升撰并书。内容是称颂当朝司隶校尉杨涣修复石门通道、方便交通，造福百姓的功绩。铭文为隶书，参以篆籀笔法，浑朴强劲，奔放豪迈，横不平、竖不直，不拘成规，天马行空，气象开阔，长枪大戟，纵横飞动，全无雕斫痕迹，天然成趣，与碑刻的端庄方正有显著的不同。《石门颂》已作为后世书法作品审美判断的重要参照。清末民初书法家杨守敬在《评碑记》中深赞《石门颂》的隶书，说它 "行笔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注：六朝指三国东吴、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毓秀一派，皆从此出”。《石门颂》原刻石通高291厘米，宽205厘米，共22行，每行30或31字不等。1967年，因在此地修筑水库，故把原石凿出，移至汉中市博物馆收藏。小结在中国书法史上，由篆书演化为隶书（即隶变）是一次伟大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两汉时代完成，并且形成官方文书的统一书体。由篆转隶，是由古体转向今体的关键性转变，从此而后，中国书法走向篆、隶、楷、草、行多样化、简单化、实用性、观赏性相结合的方向，全面开花，多样发展的繁荣时代。2025年月日前270年）的遗物，其中一颗小印的文字是隶书，可知，隶书出现的年代就更早了。 图二，湖北荆州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玉印（释文：泠贤）程邈造隶及睡虎地出土的隶书称为秦隶（又称古隶），是大篆小篆的变体，在字的结构上和篆书的差别不大，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而把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弧线变为直线，这就是与李斯小篆最大的区别。此外删繁就简，截连为断，笔画可以有粗细，部首可以有混同，这样一来，书写的速度自然就提高了。

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