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照片人物之丁玲、陈明

少军

王雁 碾盘沟 2025年6月18日 河北 本文初发表于王雁博客 发布时间：2013-6-13

沙飞拍摄的丁玲、陈明照片：

丁玲、陈明夫妇。1946张家口（照片收入《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丁玲（右）与友人。1946张家口 全国文联张家口分会成立大会，丁玲讲话。1946 沙飞《我的履历》（1942）：（1937年9月）牺盟的少年先锋队中住几天，一则探尝军事生活，并看看红小鬼（东征时被晋军所俘虏者），因为从丁玲的那篇《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里，知道红小鬼是非常活泼顽强十分可爱，另一方面又可以拍些新闻照片。 《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有关丁玲：

（1937年10月）沙飞迅速赶回太原，洗照片、向各地报社发稿，宣传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他住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招待所。在招待所住的有丁玲、陈波儿等。

丁玲任团长的西战团从延安来到太原，迎接他们的是空袭警报。周恩来直接安排西战团的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宣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丁玲到处演讲，她很潇洒，着军装、束皮带、打绑腿，披着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她声音宏亮，讲日寇的残暴、民众的责任、抗战的形势，最后自报姓名叫丁玲，全场轰动，她成了新闻人物。晚上，山西的头面人物及各界群众代表济济一堂，西战团演出新编活报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等。炮火连天临战气氛下的特殊演出，观众在笑声和掌声中喊着“再来一个！”。

沙飞喜欢丁玲的文章，1937年4月24日发表于延安《解放》周刊创刊号的《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给他特别深刻的印象。沙飞记录了西战团的活动。他拍摄的丁玲的照片，发表在1938年初桂林出版的《克敌》杂志创刊号，标题是《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 1946年春，100余位解放区作家、艺术家聚集张垣，以丁玲、艾青、成仿吾、萧三、周巍峙、江丰、邓拓、沙飞等23人为理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成立，会场挂着毛泽东的像及沙飞拍摄的鲁迅像。 顾棣回忆：1946年6月上旬丁玲要到巴黎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画报社选了120幅解放区妇女活动照片，我把照片送去，丁玲非常高兴，给沙主任写信对画报社表示十分感激。 王达理（沙飞长子）回忆：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有一个别墅，让爸爸去疗养。当时肖三、甘露夫妇及丁玲和她的女儿蒋祖慧也在那里住，我也住过，爸爸住的时间很短。 章文龙回忆：沙飞对我讲过，他到太原，阎锡山招兵买马，很多文化人去，他与丁玲等交往。 1986年陈明在寓所丁玲遗像前（翻拍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该照片右边丁玲全身照，父亲沙飞的老战友罗光达主编的画册《丁玲》中收录，未写明时间地点、未署名。笔者推论，此照片疑似沙飞于1937年10月在太原拍摄。）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节选： 我认识丁玲，是在西战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便知道了我。我在上海时就知道有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她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后，我也听到各种传说，但没有引起怎样的关注。 我和丁玲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丁玲对人、对工作都很热情，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从善如流，唱歌、排戏和大家一样，很投入，她唱得并不好，常常跑调。尽管我和丁玲接触较多，但只是尊重她，感到她平易近人，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感情，我也不觉得她对我有什么不同。那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想到恋爱。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文化大革命”时关在“牛棚”里，有人劝我说，老丁已经定性了，你因为她吃了那么多苦头，何必还守着她呢？我说：我们两个人都是反封建的战士。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8年时，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 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我生病住院，她还常来看我。延安时期，祖林的学校和祖慧的托儿所都在安塞，每次丁玲去看他们兄妹俩，都是我陪着去的。有时为过河，我们还要争吵一番，河水刚刚化冻，丁玲非要自己蹚水，我就不让，要背她过河，因为她住窑洞落下了关节炎。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合，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延安）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小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 （1955年，丁玲作为“丁陈反党集团”主谋遭到批判，1957年划为右派，流放到北大荒，文革中被投入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后被送到山西乡村，夫妇二人相依相伴、历经磨难；1979年中组部批准丁玲回北京；1984年中组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彻底平反，陈明被错定、错判而受株连的情况也被纠正，时丁玲80岁，两年后丁玲去世。 丁玲晚年时说：“如果没有陈明，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陈明自从跟比自己大13岁的丁玲结合后，他的生命一直以丁玲为中心，陪伴在她身边、给予她温暖。丁玲去世后，陈明再婚，妻子张珏。） 陈东海2007 王雁摄 2007年秋，我在北京参加红色旅游，同行友人告知，他是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儿子席毛（陈东海）。 2009年春，我到京城看望周海婴时，在他居住的木樨地22号院子里巧遇陈东海，陈东海热情地带我去海婴大哥家的楼上，看望他父亲陈明，我自报是沙飞的女儿，老人很高兴，我们轻松地随意聊天。他谈到丁玲，谈到在延安、在张家口。陈明记忆力很好，观念不保守。 陈明 2009 王雁和陈明前辈。陈东海摄 陈明、陈东海父子 陈东海（席毛），从事科技信息工程到退休。2013年5月3日因病在广州去世。 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 沙飞摄 《战时艺术》1938.3.1一卷一期。杨益群教授(深圳社科院)提供(1980年代复印于云南昆明大学) 附： 关于丁玲 孙犁

一

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翻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杂志，这也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
这几期杂志很完整，也很干净。我想是哪个穷学生，读过以后忍痛卖了。我甚至想，也许是革命组织，故意以这种方式，使这家刊物，广为流传。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或土地改革时，才失掉了。

二

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没有复信，可能是以为我既然爱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说《母亲》，我很想买一本，因为经济困难作罢，但借来读过了。同时我读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后者被删了好多处。

三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带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了批评。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几句，很有感情。 四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饭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里的负责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来了，找谁谁不在。我正在房子里看书，听到传达室的人说：
“孙犁……” 丁玲很快回答说：“孙犁回天津去了。”传达室的人不说话了，我也就没有出去。我不好见人，丁玲也可能从接触中，了解到我这一弱点。 五
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进北京的红十字会医院，严重神经衰弱。丁玲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进院看病。当年夏季，我转到小汤山疗养，在那里，从广播上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前几年，她到天津来了一次，到家来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陈明同志。不久我见到了中央给她做的很好的结论，我很高兴。 六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谨记私人交往过从，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时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