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以前对会馆的认识停留在其为同乡会的层面，是在异地的老乡抱团取暖的地方，负责吃喝及住宿等接待任务，甚至感觉它们还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犹如地下党接头之处，然而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则完全颠覆了这一认知。</p><p class="ql-block"> 其由陕西和山西的商贾联手打造而成，始建于乾隆八年，直到嘉庆十四年才落成，前后历时66年，耗银6万余两，里面的石雕、砖雕、彩绘精美异常，像山门、过楼、戏楼、左右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关帝大殿、春秋阁等都堪称艺术珍品，就连庭院里的一对石狮子也是精雕细琢。据馆内石碑记载，“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九两八钱八分。”如此算来，它们共耗白银634两，堪称奢华。</p> <p class="ql-block">精于算计的商人因何要花费巨资营建这样的会馆呢？因为其不仅是商旅们交流生意经的场所，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聊城山陕会馆又称作关帝庙，里面主祀山西运城人关二爷，他以忠义勇武著称，被晋商奉为武财神，可以保佑他们买卖兴隆财源广进。秦晋客商在会馆里可以喝茶聊天，还能欣赏老家的秦腔、山西棒子，浓浓的乡愁便在熟悉的咿呀声中得以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会馆戏台上从来不会出现红脸的关公，因为在商人心目中关羽是神灵，岂能粉墨登场为凡人唱戏？</p> <p class="ql-block">结合参观聊城山陕会馆的经历，我在读第八章“中国大运河商业文化”时便觉兴趣盎然。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具有同乡会的属性，而大运河更是赋予其浓郁的商业内涵。在农耕占主导地位的我国古代王朝，大部分时间实行抑商政策，像唐代律法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不允许商户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商人家庭出身的李白才要四处求人举荐，得以入朝为官，以期佐明主、安社稷。</p><p class="ql-block"> 然而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完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借助漕运将江南的大米、茶叶、丝绸、陶瓷带到北方，又把松木、煤炭、皮货、大豆输往南方，从而造就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带，也吸引来各地商人汇聚于沿岸城镇，他们为了加强合作与协调即催生出会馆。商业会馆不仅以地域划分，像全晋会馆、润州会馆、江宁会馆、岭南会馆等等，还有行业性质的，比如绸业会馆、盐业会馆等。运河沿线城市布满各类会馆，数量庞大，仅北京就有402所，成为一笔难得的文化遗产，可它们却面临消亡的窘境。</p> <p class="ql-block">《中国大运河文化》一书的作者姜师立不无担忧地指出，现在各地会馆的保存状况堪忧，除了少量被有效保护外，绝大部分只留下个文保牌，原因在于这些古建化作了大杂院，产权混乱，清理外迁困难，再就是维护保养费用巨大，难以为继。对此，姜师立提出了自己的会馆保护举措，其中一条便是合理利用、以馆养馆，他举的例子是天津广东会馆。</p><p class="ql-block"> 天津广东会馆建于清光绪年间，颇具岭南建筑和北方四合院相结合的风格，兼有住宿、观戏、商贸等多种功能，为津门保存最好的会馆，这源于其被改作“天津戏剧博物馆”，经常举办票友会，古色古香的陈设为戏剧表演添光增彩，堪称文物保护与弘扬国粹相得益彰的范例。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北京的湖广会馆改为德云社演出场所，聊城山陕会馆变身为戏曲文化展示场，苏州全晋会馆变为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等。</p> <p class="ql-block">我完全赞同姜师立的建议，古建的确需要动态呵护，充分利用会馆这一文化活化石的优势，开发为博物馆、演出舞台，甚至变身成旅馆、商场，都无可厚非，只要不破坏原有构造，能让运河商业文化的载体长久续存即是彪炳史册的功德。会馆是大运河兴衰的缩影，其正在步入文物的范畴，保护好遗存是迫在眉睫的文保重任，而能步入其中，目睹其辉煌也是一种幸运。里面供奉的诸神或许正眼巴巴地盼着游客的光顾，以便谆谆诲道：会当播财运，馆藏大乾坤。</p><p class="ql-block"> 2025.6.1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