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村 好 人（三）--- 深切缅怀我的姥爷 赵守义

雨花石

　　

三、深入虎穴 殊死搏斗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平遥、介休、灵石和霍州等附近县的党政机关，按照上级指示转移到沁源的山区林区里分散驻扎。同时，太岳区在政治上脱离了地方军阀阎锡山的统治，沁源县抗日政府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政权。

1940年1月的一天夜里，时任好村支部书记刘文找我姥爷谈话，让他到东阳城村参加“太岳区参政训练班”的学习。在驻学期间，杨家起(身份待考)非常喜欢年轻干练、学习认真的我姥爷，便多次动员他去参加八路军。

“你怕当兵吗？”杨家起问。我姥爷回答:“不怕，做甚也比放牛、下窑强。” 按他个人想法，只要不再受地主恶霸的气就行。当训练班结束，杨家起再次和我姥爷谈话，他问：“你在村里担任什么？” 我姥爷回答：“工会组织委员。” 杨接口说：“哪你是工人阶级身份嘛，你就还在工会工作吧。” 就这样，组织上任命我姥爷担任了沁源县三区工人抗日救国会秘书，后升任三区分委常委兼组织委员。

1940年8月，太岳区党政首脑根据革命形势，提出了“精简上层领导、充实基层骨干”的口号，在所辖县区开始精简县委、分委干部。我姥爷因此被召回鹿儿迴村参加“太岳工农青妇训练班”学习。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训练班命他到赵寨村找太岳区总工会主席袁致和同志报到并听候调遣。（袁致和，1926年高平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在长治开办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讲习所，后文还会提及他）

9月，时年21岁的我姥爷，被太岳区总工会任命为灵石县工会主席，组织上安排他即刻奔赴驻扎在石台村的灵石县抗日政府工作。当天，我姥爷二话不说就回了好村，连夜向支部书记刘文和他的入党介绍人郑彬进行了报告。刘文对我姥爷说：“既然组织上信任你，就要无条件服从，到那儿好好工作。” 而此刻的我姥爷一脸凝重，不知回家该和父亲与妻子咋说这件事情。这时，郑彬又接口说：“我估计你大不想让你去外地工作，更不用说你婆姨了。要么你就说是去北平的煤窑动担（劳动），等过年才回来。” 他们都觉得这么说，是没办法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姥爷不等天明就爬起来，到父亲屋里说自己要去古县的北平村下窑。而此时的赵元则正睡得迷迷糊糊，就没细问我姥爷是咋回事，光嗯了一声就又做起了赌博发财梦。

陡然伤心的我姥爷返身回屋从箱里翻出一件可以冬天当袄穿、夜里顶被子盖的羊皮夹袄，用根细麻绳捆起往脊背一背，不等妻子再叨叨几句，头也不回出了家门，踌躇满志走向灵石县抗日政府所在地的石台村。

在灵石县抗日政府工作期间，我姥爷沉着冷静，却又机智多变，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严峻的革命形势，他没日没夜地深入韩红、务头等矿区接触工人和农民，细心开展各项调查研究工作。这些日子里，他认真分析、总结对敌斗争经验，写出了详尽的工作报告，并及时向太岳区总工会和灵石县抗日政府进行提交，为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同时，他凭借坦诚待人的作风和能言巧辩的特长，在所辖各地的矿工、小手工业者及其他群众中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亲自组建各村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人民兵队伍。他的做法与经验因此也受到了太岳区总工会的表扬和推广，为灵石县抗日政府在后方开展革命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10月，正当全县军民每天眉飞色舞地谈论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取得胜利之时，日寇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灭绝人寰的报复。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即将扑来，抗日的怒火在沁源的每个家庭里猛烈燃烧。而担任三区分委委员、好村第一任支部书记的赵守印，正按照上级指示在好村组织群众开展反扫荡行动。

11月21日，赵守印接到通知到东阳城村参加县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听取了太岳区党政军各首长对此次反扫荡行动的部署与安排。而此次会议下达的两个命令是：要求各村动员群众躲反，不要受汉奸特务的蒙骗留在家里等死，而且每家每户要空舍清野，绝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和可用之物；二要做好反扫荡行动方案的宣传工作，安排群众转移时要分头行动，不要全家人都躲藏在一处，防止被敌人发现后杀成绝户。

散会后，赵守印立即从东阳城经朱鹤岭、马兰沟途径寓仁村回到好村，连夜与刘文、郑彬和翟环等同志在一起开会部署任务，并分头到群众家里作躲反动员，明确要求各家到指定的地点躲藏，不要漫无目的地跑。然而，少数群众受了汉奸特务的蒙骗，觉得日寇来了也不会随随便便杀人，甚至幻想鬼子只是路过好村，有可能是去西务、兴居一带追杀八路军，所以他们心存侥幸，对干部们的劝说不怎么上心。

第二天黎明，两队气势汹汹的日寇从城关出发，就像两条毒蛇一样经柏子、中峪两条大路向好村扑来。正当人们吃早饭时，从中峪方向来的一队鬼子最先接近了好村，老远就被山上放哨的民兵发现并把“树哨”推倒，随即大庙上的铁钟也被敲得当当乱响。一时间，正在屋里吃饭的老老小小，包括地主富农们也乱成一锅粥，纷纷抓挖一些吃穿之物跑向村公所，但他们都不知该往哪儿躲藏更安全。

此时，心急如焚的赵守印撇下父亲妻儿跑到大庙上，马上与其他同志分头组织全村300多名群众向北梁、四梁、南沟和大南山转移。当他将200多名群众安顿在森林茂密的南沟后，准备回身寻找自己的亲人时，一个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说村东头还有不少人影在晃动，估计这些人要么听信谎言，不相信鬼子杀人；要么惊慌失措，不知该往哪儿逃跑。而此刻，人们在山上已经看见中峪方向的路上冒起尘土，鬼子们戴的钢盔也发出了刺眼的贼光。大家明白，这伙杀人魔头就要进村了。

在这关键时刻，赵守印不顾众人劝说，转身下山往村东头跑去。当他带领这些群众往东山方向转移时，“叭、叭叭”的枪声突然在村东头响起，鬼子已经开始杀人了。其中，村民刘栓牢就是被鬼子一枪从后背击中，子弹从颈部穿出流血不止而亡。然而，这些群众中都是一些老汉和妇女儿童，他们你拖我拽，惊恐万分，多数人还未趟过东河滩。在这危急关头，赵守印心里明白，如果大家再不快跑，就有被抓住的危险。当即，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只身向反方向的畅村跑去，意在诱敌，保护村民。不料，当他跑到小南山下的河滩时，却又发现柏子方向来的鬼子就在一里地开外，黑森森的钢盔串成一溜儿，犹如毒蛇般向好村游来，那面惨白到令人不寒而粟的大烧饼旗也看的明明显显。见此情形，他急忙扭身往小南山上爬，却被追赶而来的鬼子连开数枪打中，一头扑倒在冰冷的河床上，殷殷鲜血染红了洁白的冰面，光荣地献出了他23岁的宝贵生命！

当日寇肆无忌惮地进行一番扫荡走后，天黑时好村下起了鹅毛大雪。而赵元则此时还在东山的密林里躲藏。当他听说大小子守印在南河滩被鬼子打死的消息后，痛苦地嚎着回家找了一张破席子，拿了条扁担和麻绳，在几个亲戚的陪同下走向南河滩，去寻找儿子的尸首。

寒风猎猎，举步难行。好村被风撕扯着，雪越下越大，赵元则生生哭干了眼泪。当众人好不容易在积雪里扒拉出僵硬的赵守印时，在场的亲们人流下了眼泪，心头都燃起了熊熊怒火，恨透了这伙吃人不眨眼的豺狼。

然而再多的泪水也浇不灭众人心头的怒火，赵守印的牺牲也让意志消极的一部分人看清了日本鬼子的凶残嘴脸。当天夜里（农历十月二十三），赵元则一家在好心人们的帮助下，将赵守印掩埋在了东山的赵氏祖坟，一代英烈从此长眠，永垂不朽。

当赵守印为保护群众而牺牲的消息传遍全村时，劳苦大众包括一些地主富农群情愤激，人们的斗志愈加坚定，纷纷发誓绝不投降、绝不搞维持，宁肯在山上饿死冻死，也要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开展围困并坚决消灭鬼子。

几天后，当噩耗传到六七十里外的灵石县抗日政府驻地石台村时，我姥爷悲愤地流下了滚滚热泪，痛苦地爬在炕上呢喃“哥哥、哥哥”。但哥哥的壮烈牺牲，没有将他击垮，愈发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心里升腾起要与鬼子拼命到底的绝心。

1941年的农历大年一过，我姥爷为了给亲人们报仇，并显露一下自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与能力，他主动找灵石县委书记赵其谈心，说了自己想通过加入青帮组织获取良民证，然后到敌占区工作的想法。赵其说：“可以，但必须请示太岳区总工会研究。”4月，我姥爷借回太岳区总工会开会之际，大胆地向区总工会主席袁致和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袁致和主席认真而严肃地回答：“可以参加，但是注意不能叫他们（青帮）利用了。”

7月的一天，我姥爷只身背上羊皮夹祆到了敌占区南井沟村，做好了在敌占区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化名王二小，说自己是灵石县赵家墕村人，又由区游击队便衣马六儿介绍去参加李家山村的青帮组织。当青帮头目得了他“孝敬”的两元（伪币）供费后，又让我姥爷出钱买“海底”（青帮暗语，即密码的意思）并进城认师门，由此领到了良民证，敲开了在敌占区开展斗争的大门。但不得不说，我姥爷这次虽经批准参加青帮的经历，却在解放后的整风整党和肃反运动中，在他档案里留下了“历史不清”的底子，因此长期遭受一些人的批斗与人身攻击，并给儿女们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造成我母亲和舅舅不能入党提干）。

在我姥爷有了良民证后，因口音不对，他只好又说自己叫赵小二，是介休县瓦瓮村人，下过煤窑，懂点儿技术，并经灵石县城的青帮头目担保，介绍他到日寇武力控制的灵石县富家滩煤矿工作，在厂区担任了保管一职，负责管理、维修电石灯具和运煤的“驮驮”。

在此期间，我姥爷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过人的谋略胆识，通过各种方式在厂区内秘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救亡纲领，并暗中组织工人集体窝工、破坏井下巷道及采煤工具，积极开展针对富家滩煤矿敌特分子的一系列反抗运动。而此时的富家滩（原名胡家滩）煤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正处于日寇疯狂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之下。大批被俘中国军人和被骗被逮的无业游民，被日寇和汉奸矿警队每天用刺刀皮鞭和棍棒强迫下开挖煤，至死都过着不如牛马的奴隶生活。

当年入冬的一天夜里，在厂区井下挖煤的介休工人胡康武，为反抗日伪“把头”的各种欺压，密谋并组织六七名工友将厂主严金柱活活打死。当他们的壮举被矿警队发现后，就将胡康武等人全部逮捕，并对他们施行灭绝人性的拷打，试图从他们嘴里掏出我党地下组织进行活动的蛛丝马迹。

面对这场突变，我姥爷分析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但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务、保守党的秘密，自己却又不能擅自脱离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姥爷通过区游击队便衣向外围报告自身面临的困难，并希望得到上级的指示。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姥爷传递出去的情报始终得不到回复。面对如此难判的局势，我姥爷决定联络平时紧密团结在他身边、接受过革命教育的16名工友秘密开会，定下了在农历腊月二十三（1942年2月8日）“罢窑”这天，抢夺武器进行暴动的计划。

在这16名工友中，有沁源人、介休人和灵石人，也有外地无家可归者。在我姥爷的策动下，他们当晚将富家滩本地的日伪“把头”胡建川骗到宿舍劝酒后，突然动手用绳子将其绑起，逼胡建川说出厂区存放枪弹的库房位置，并试图将其押回沁源交给部队或者抗日政府进行公审。但胡建川诡计多端，假意顺从，当他带路走到一个仓库门口时，突然大喊“救命啊、救命，土八路、土八路”，并开始死命挣扎，试图逃脱并让岗楼上的鬼子们听明白，来袭的不是正规军。

这时，岗楼上鬼子的哨兵开始骚动，并朝喊叫的天空“叭、叭”地开枪。在这紧要关头，为了保护工友们安全脱身，我姥爷当机立断，命令大家把胡建川像拖死猪一样拖到一口枯井旁，亲手揪住胡建川的衣服将其推下去，并与众人往井里扔了一个石碾子和几块大石头后，迅速带领大家往沁源方向跑去。（注：胡建川生死不明。据我姥爷给我二舅讲，胡建川与其兄胡建山是投靠日寇在富家滩煤矿充任监视工人的汉奸走狗。不过胡建山平时比较同情工人，正好他那天夜里不在厂区，所以饶生了他。结果在1955年7月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中，胡建山在阳泉煤矿被人指认当过汉奸，后被依法镇压。）

当我姥爷一行于第二天黎明抵达鱼儿泉村后，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然而他们去石台村寻找灵石县抗日政府时，由于天寒地冻又逢年关，办公机关已经转移到外地，无法再与领导们取得联系。这种情况下，我姥爷只得与工友们商量就地分手，各寻活路。

当工友们相拥而立难舍难分时，大伙儿哭成一片。我姥爷一言未发，无奈地挨个抹掉他们的泪花，并安慰鼓励一番。在互道珍重后，这16人才怀着极其难受的心情，各自踏上回家之路……

今天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斗争时间较短、群众基础不牢，而且起事仓促、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我姥爷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领导了这起工人运动，可以肯定地说，一定程度上影响并鼓舞了我党各级干部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而他在党的坚强导下所做的一切斗争与贡献，厥功至伟，彪炳太岳。

（待续）

作者刘宏伟，笔名李峘，男，1972年8月出生在沁源县赤石桥村，籍贯山西省浑源县。从小喜欢阅读，爱好写作。代表作有《看班车》《刘奶奶》《戏曲人生》和自传《青春之歌》等散文与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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