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大屠杀始末细节回忆（三）

素缘了凡

烈焰中的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半夜凌晨两点
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突然冲进渣滓洞内院，每两人站在每间牢房门口，把枪口对准铁窗后面的人们。随着看守长徐贵林的一声哨响，无数子弹向牢房内倾泻，地狱般的屠杀开始了。

特务们拿出机枪向每一间牢房进行扫射，胡其芬怒喝一声，喊出了反抗的口号

那哨声，盛国玉和傅伯雍永远难以忘记。枪声中，难友们纷纷倒下，坐着的头部中弹，站着的胸部中弹。土墙弹孔斑驳，烟尘四起。
盛国玉回忆，胡其芬一直站在门口，观察着外面的动静。枪响时，她第一个喊起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口号声、骂声随之响成一片。胡作霖扑向牢门，试图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枪眼，胸口被打成蜂窝状。何雪松也像钉子一样死死地守住牢门，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傅伯雍记得：“打枪时，张学云就站在门口。他一把抓住门洞伸进来的枪管，想要夺枪。但是弹匣太长，卡着进不来。敌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而被打中了脚部的陈作仪更是直接站起，对面前的特务大吼道：“你不要打我的脚，直接打我的头......”


前门扫射完后，在徐贵林的指挥下，刽子手们又绕到后窗扫射。未中弹的难友中弹了，已经牺牲的身上又增添了新的弹孔。前后扫射完毕，徐贵林命令：“把牢门打开，进去仔细搜查，挨个补枪！”张学云的鲜血喷洒在傅伯雍身上，却因此保护了他，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当特务们打开第八室时，两个年幼的孩子“监狱之花”和“苏菲亚”正哭着在尸堆中爬来爬去寻找母亲。
身受重伤的罗娟华挣扎着向孩子爬去，想用自己的身体把孩子护住。然而，她刚爬到孩子身边，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端起枪对准她们打了满满一梭子子弹。补枪完毕，门重新锁上。除几人在走廊上巡视外，其余刽子手争先上楼，搜寻难友们留下的可用之物，并将木柴堆在楼下，泼上汽油后纵火焚烧。霎时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整个渣滓洞都在燃烧。
枪声一响，盛国玉就倒下了。刽子手补枪的时候，用枪托砸她的肚子，看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以为她没命了，才放过她。在火海中，盛国玉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厕所。过了许久，渣滓洞的大火烧得老高，把旁边兵工厂的家属引来了。他们发现了晕倒在便池里的盛国玉，才把她救了出来。
傅伯雍冲出牢门后，往墙边跑。他知道，夏天发水，那里的墙曾被水冲倒。特务犯懒，就让难友们自己修。大家偷偷往泥里掺了好多沙子、石块、树根。墙垒起没多久，就又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墙上又有了缺口。此时，有幸存者攀着墙上的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还没撤走的特务发现火光中人影晃动，对着墙的方向又是一阵扫射，又有一批人中弹倒下。傅伯雍连忙躲进了大米储藏室，撬起地板，钻进地沟，一直躲到天亮。

魔窟中的一线生机
雷天元与李磊将渣滓洞化为一片火海。当雷天元带队返回时，白公馆已人去楼空，只有昏暗的牢灯幽幽闪烁，与远方的烈火相照应。他们以为剩下的人已经被“解决”了，便没再深究。而此时，罗广斌等19人，早已趁着夜色的掩护，钻进茫茫的山林了。他们是怎么逃脱的呢？看守杨钦典曾长期受到狱中同志的教育引导，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不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当看到杨钦典拿着钥匙走过来，罗广斌探头问：“杨班长，把我们集中在这里，究竟要怎么处理？”杨钦典说：“看守长交待，你们的案子归雷课长管，雷课长一会儿就回来，让我留下看着你们。”众人一听，仿佛看到一线生机，恳求杨钦典放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钦典心乱如麻。犹豫不决的杨钦典锁上了大门，顶着骂声跑了。生机转瞬即逝，难友们的心跌到了谷底。
不知过了多久，大家听到院子里有响动，发现杨钦典又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大屠杀前释放的因盗卖军事物资被关押的李育生。李育生为人豪爽，有江湖义气。他在成渝公路潮水般的逃难人群中碰见了杨钦典。听说白公馆的情形后，李育生劝杨钦典把19人放了，也算戴罪立功，或许有条活路。杨钦典这才下定决心，折回白公馆。
罗广斌和众人劝说道：“杨班长，不要再犹豫了！你放了我们，等解放军来了，担保你无事，还要给你找工作、安顿老小，让你生活无忧！”得到大家的一再保证后，杨钦典打开了门锁，但未取下。为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如果警卫部队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号。

牢房里的16个人屏住呼吸，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牢房里一阵骚动，难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泪如雨下。紧要关头，罗广斌说：“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听我指挥。”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成五个小组，以便相互照应。
11月28日凌晨，听到渣滓洞那边密集的枪声，郭德贤换上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等待着最后的命运来临。她把两个孩子哄睡了，在他们的枕头上各放了两颗糖，又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简要身世，用仁丹盒装好，放在女儿的衣服口袋里。她希望，万一孩子们侥幸活了下来，有人能收养他们。正在此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郭德贤暗叫一声“来了”，一下子爬了起来。牢门打开，来人却是罗广斌和周居正。
不等郭德贤开口，罗广斌急促地说：“敌人撤走了，赶快跑！”命运逆转，郭德贤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求生的本能下，她无暇多想，背起儿子小可，周居正帮忙背起她的女儿小波。19名幸存者跑出白公馆，爬上了左面的山梁。罗广斌嘱咐过大家，不能往山下跑，那里情况不明，要往山上跑。或许是紧张，或许是激动，大家竟忘了罗广斌的提醒，顺着石梯往山下大路奔去。
刚到石梯中段，有几辆卡车从渣滓洞方向开过来了。“什么人？”特务厉声喝问。在前头引路的李荫枫急中生智：“二处的。”对方又追问口令，李荫枫哪里知道，一时语塞。顿时，机枪子弹横扫过来，枪声在山谷中回荡。众人迅速掉头往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19个人因此而跑散。所幸敌人停止了追击，骂骂咧咧地爬上汽车疾驶而去。

集中营“白公馆”死里逃生十六位突围中的女志士蒲太太（云阳人，廿七岁，本名郭德贤，同其夫蒲华辅于今年一月卅日在成都被捕，带着现年五岁半的女孩小波，四岁半的男孩小可，一同进入集中营。其夫蒲华辅于十月廿日遭重庆特务匪首徐远举提到重庆，同其九位志士一同公开枪杀）她已带着她的小可受尽惊险和苦难的安全脱险了。可是她的爱女小波至今还无下落，因为当时是托另一位同逃者携带，在突围紧急时，被追杀的特务匪徒冲散了。她非常想念这个无辜陪她受难可爱的孩子，昨天她到集中营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可能是被附近的人民收养了，她说如果有人收养，她很感激，但希望能送还她，如果有人知道小波的下落，也希望能告诉她，她的地址是和平路前伪市党部脱险革命同志联络处。失散的小波是一个很逗人爱的孩子，身穿灰棉大衣和红毛线裤。
她述说她脱险前后，非常动人，尤其她那女人本能的母爱更使人感动，下面是她自我述说的脱险前后，她说：“廿七那天晚上，我看见下午那些同志分批殉难的情形，我想我是免不掉了的。我没有悲痛，我只想到两个无辜的孩子，他们该不会忍心杀掉。我把他们两个的衣服都脱掉。让他们睡了。每个坑头上放了两颗糖，写了他们两个的姓名、年龄和出生年月日和一些经过，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我想他们两个起来吃了糖看见我不在了，会自己走下楼，走到外面去被附近的居民发现了，总会收养他。我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瞧见那些杀害同志们的刽子手，已经来拿出死人的好饼干和一些吃的东西在楼下喝酒，有一个刽子手一边喝酒，一边向同帮说：
“他跟老子耍喊耍闹，老子#给他个不痛快，叫他慢慢杀死，看那个痛快些……”

这句话，他们是有意思的。现在听同志们说第一批就义的刘国鋕同志，临刑时因为朗诵诗和不断高呼，刽子手就更残忍的用刀把他慢慢刺死，有的还说把他的头都砍下来了的。现在想起刽子手们喝酒时说的这句话，可能就是谈的更残酷杀害刘国鋕的这件事。刽子手们喝过酒走了，时间慢慢的过去，特务匪帮们在外的一些恐怖行动和声音，对我都好像失了知觉一样，我只坐在两个孩子安静睡着的身边，望着可爱的孩子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莫人照管的那种可怜的苦难，心里像刀刺一般。正在这时——是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死的时候到了，但忽然听到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叫我赶快走。他说：他们都撤退了，快走。我就马上慌忙的把小波小可穿上衣服下楼去，背上小可，小波由周居正同志代我背起，和他们十五个同志一起逃走。那知刚逃下“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的卫兵还没有撤走。“口令”，我们答不出。接着机关枪像雨一样的扫射过来，我们就四散奔逃。我背着小可回头向上逃在最后，机枪弹就像下雨一样“##……”在我后面两尺远的石头上响。我不顾一切背着小可跑到了#上后面的石梯的那里，看见李荫枫在那里，他问我：“你受伤没有？”我摩了摩小可，又摩自己，没有受伤。但是脚却软得开不来步。好几只电筒，和机枪声又跟着我们后面进来了，我和李先生只好又逃命的向山上跑。跑到半山实在跑不动了，李先生说你就在那草里去休息一下，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正在这后面电筒光又追来了，李先生也不见了，我只好躺在那草里。幸好追上来的几个特务，没有把我搜索到。过了不久听到小波叫了一声妈妈，我想答应她，但又不敢答应，我以为她叫了一声就没有再叫，是被周居正蒙着了她的嘴不让她再嚷。假如我那阵答应她可能同归于尽了。就这样在草里躺着，听见特务们汽车匆忙的在山下急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已在发白，“渣滓洞”的火光正烧得满天通红。我马上赤足背着小可向歌乐山爬上去。翻过几重山，到歌乐山在一个农家去要鞋子。我说，我们家遭了土匪，那农家也真好，他马上就给我和小可每人一双。我们穿起又走，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走到那去呢？把一支钢笔卖了五块钱，可是几块钱也到不了重庆，并且又听说重庆很紧张。我于是就向白市驿那边走去，在白市驿的一个乡下农家那住了两天解放了绕进城来。现在住在这，（招待所）每天接待那些遇难同志家属，她们一#起就哭，我要压制着自己的悲痛去劝解她们，安慰她们，最难受了。不过现在我们总算在死里逃生的迎接到解放了，看到了天亮后的大地。最后她压制感情，坚强的说蒲华辅（她的丈夫）死了，我不悲痛，我只可惜他没有等到天亮迎接着我们人民的世纪！

我今天在这里谈话，不知是哭是笑也可说是悲喜交集。十月廿八日早晨，蒲先生被匪徒枪决了，对于死他是从没有畏惧的，他常常说：“重庆早解放一天，我就会早死一天；迟解放一天，我就会迟死一天。二十年来的奋斗，也够我安慰，够我光荣，而今眼见着解放大业就快完成，我已知道了我们新的国歌，新国旗，我将从容不迫地死去。”他也叮嘱我好好珍重，把两个孩子抚养起来。好的衣服收藏在枕套里，钢笔和表做一个小袋装在身边。听了他这些话我不知淌下了多少眼泪，然而眼泪毕竟洗不尽心头的哀痛。廿八日的早晨，蒲先生被匪徒们提出去枪决，临走时两个小孩扭住他说：“爸爸快回来呀？给我买新皮鞋回来穿……”他还叫小孩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当时情景不忍回思。直到上月廿七日获知蒋匪特要全部解决我们，我一心想救这两个孩子的小生命，生就为这两个小孩缝好了新衣，捡出两个小孩的照片，在背面写上名字、生期，放在他们身上，以便将来有人认领或义养。晚间，我先让两个小孩熟熟的睡去，恐怕他们醒来哭泣，还放几粒糖果在他们枕边，这时我只待匪徒们来提我出去了。等着等着，直到听见外面的同志呼口号，唱国歌，被枪杀。就在这最紧张，最惊险的当儿，有人来敲门，向我悄悄地说，外面守卫的兵丁已经撤走了，我们逃吧！急忙之中，我为小孩披上衣服，搀着逃走。枪声紧随着我们后面，流弹穿梭在我们周围。死里逃生，孩子也一声不响地拖着困累凌乱的脚步，在漫漫的黑夜里摸索爬行，直到次日黎明才爬完歌乐山的陡坡，得着一刻喘息的机会，但身边一个钱也没有，逼着把袋里的钢笔，以五块钱的代价就出卖了。我们再步行一整天，到白市驿的一个农家里去借住，多谢农家的维护，容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才来到重庆。我的丈夫死去了，但新中国已经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