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文革了，我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中断了学业。早已停课了，朗朗的读书声，被“造反有理”的喧嚣声所淹没。昔日的教室，早已空空荡荡；桌椅上满是厚厚的灰尘，墙角落里的垃圾，滋生出白茸茸的霉斑，散发着刺鼻的气味。</p><p class="ql-block"> 教室的玻璃碎了，窗框里的残片发出愤撼的呻吟。被砸坏了的课桌椅，四脚朝天，诉说着满腔的哀怨。大操场上长满了杂草，密密的野草几乎把球场吞噬……</p><p class="ql-block"> 校园内；墙上、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盖着一层。小操场上，拉起了一根根铅丝，大字报似尿布，一张挨着一张垂挂在下面，风卷着脱落的碎片在地上翻滚。几幅大标语架在显眼的空间，白纸黑字：“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打到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崔玉华”（他是县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散发着浓浓杀气。县中，已陷入了动乱的漩涡之中。</p><p class="ql-block"> 那日，办公楼前的操场上搭起了高台，架起了高音喇叭，一些红卫兵神气活跃地布置着警戒线。台下，人头攒动、拳头挥舞，口号声、叫唤声，一浪高过一浪。台上站着校长崔玉华，他是老革命，人高马大、铁骨铮铮。</p><p class="ql-block"> “我是共产党员，死都不怕！你们要干什么？”他双手叉腰，昂首挺胸。</p><p class="ql-block"> “崔玉华死不悔改，罪该万死！”台下响起一片口号声。</p><p class="ql-block"> “打到崔玉华！”台下冲上去七、八个红卫兵，蜂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反剪着崔校长的双手，把他的头狠命往下摁......</p><p class="ql-block"> 学校的各级干部，一个接着一个被押上了台。他们一言不发，以沉默来抗争。也许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抗拒这动乱的狂飚。 </p><p class="ql-block"> 每个人的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与罪行。团委书记顾小圆老师（我们的初二班主任），一介纤弱书生；消瘦的脸颊上，被摘去了高度数的眼镜，紧眯着眼睛，一副可怜巴巴的病态像。帽子上写着：“混进党内的小爬虫——顾小圆！”头小，帽子大，套下去罩住了半个脑袋；他只能举手托着，诚惶诚恐、一路踉跄。</p><p class="ql-block"> 所谓的批斗，颠来倒去，重复着那几句激进的政治口号。激动之极，拳脚相施。顿时，台下发出了指责声，随即一阵骚动，对立的两派学生闹得不可开交．．．．．．</p><p class="ql-block"> 教师们一个又一个相继关进了牛棚。男的、女的一律被剃成了光头。裸露的头皮在阳光下泛着青光，记下了非人的屈辱。昔日的造反派同事、学生小题大做，任意膜造各种罪名，对他们进行批斗、凌辱。教师们忍受着肉体、精神、心灵上残酷摧残。</p><p class="ql-block"> 东方拂晓，晨光微曦。一阵尖厉的哨子声把教师们驱赶到了操场上。腰弯成了九十度，背诵了语录后，再唱认罪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唱着唱着，女教师们羞愧地低下了头，男教师们索性放开了喉咙，以特有的方式控诉这种罪孽，宣泄心中的酸楚与愤撼……</p><p class="ql-block"> 绝大部分的农业户口的学生，停了课即回生产队干农活去了、阿培是其中之一。城镇户口的我，在县中呆了一年多；一则回家无事可做、二则出于好奇，或者说是被那种氛围吸引。但我从未有过一丁点的作恶，保持了一份良知。作为一名旁观者、我见证了县中所发生的一切。</p><p class="ql-block"> 1968年10月我下乡插队，成为了邬桥公社红旗大队第七生产队的农民。阿培是红旗六队的农民，昔日的县中校友成了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农民。攀了亲，我与阿培（姑妈的儿子）成了亲戚。阿培与我未婚妻同岁、他月生大（土话，早出生。）未婚妻叫他表阿哥。我大阿培一岁，顺女方关系、阿培成了我的表舅兄。</p><p class="ql-block">作者：陆剑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