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科举制度”有多残酷

彭世广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吸收了大量出身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国家官僚体系之中，但这一考试制度的淘汰率也是极高的、残酷程度远超现代人的想象。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制度。它创始于隋炀帝时期（约公元600年），以彻底废除之前的“九品中正制”为标志，直至清代光绪时期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止（公元1905年）。

    科举制度能够延续1300多年，自然具有巨大优势，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极大扩展了封建帝国使用人才的社会层面、能够大量吸收出身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参与铸就了中华大地古代文明的辉煌。

    众所周知科举也有很多弊端、最终盛极而衰被彻底废除，其最根本的、最大的弊端还是极高的“淘汰率”！残酷程度远超现代人想象。这极低的“录取率”实际剥夺了绝大多数社会中下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实现“阶级跃迁”的机会。

    当代中国总有人把科举与高考、公务员考试相提并论，单就录取率指标而言，它们远没有科举考试残酷！高考，建国后录取率最低是1977年的5%、20人取一人；近年流行“985大学”的概念，录取率最高的省份大约是5%，最低只有1%、100人取一人；公务员考试，除个别热门岗位，近年大致是每50至100人取一人。

    科举，明清时期，即便最低级别考“秀才”，每次考试大约100人取一人（难度大于考985大学），全国“在世”读书人“童生”中（可反复参加考试）大约每30人出一名秀才。如果要出任地方小官，至少需考中“举人”，每次考试大约100名秀才考中一人，全国童生中大约每200人出一名举人。如果要做高官就得考中“进士”，全国累计更只千分之一的几率。

    总之，科举考试需从一千、一万名读书人中脱颖而出，残酷程度是当代高考、公务员考试无法比拟的，下面做些介绍。

        1、唐宋，科举“鼎盛时期”的考试录取率。

    中国古代科举1300年历史中，隋唐五代近400年属于“发展时期”，南北宋近300年属于“成熟时期”。唐宋时期，科举处于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勃勃生机、具有一定进步性，于是形成了中华古代社会文化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到了宋代，社会上的知识已不再囤积在少数士族手中，更多“中产”地主、商人家庭也有了培养子弟读书的实力，能力出众的普通百姓也能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阶层，其中不乏较贫寒家庭的子弟，如范仲淹、欧阳修。但这并不意味着科举考试录取率很高，实际录取率也只是1%至2%。

    先说唐代，还只有中央一级考试，每次参考者数千人（有不同的科）、考中者100多人、大约每50人取一人。其中最难考的“进士科”（能做高官）每次考中者不过30多人，录取率更低。更因只有一级考试，应试者大多是京城及各地官办学校学生、按比例分配名额，仅极个别自学成才者能参加州县选拔考试，应试者仍多出自经济富裕、底蕴深厚的世家大族，唐代300年间的宰相仍被20个左右家族“包办”。

    再到宋代，致力于在更大范围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成熟标志是每科取进士多达几百、甚至千人（是唐代的几十倍），基本实现了“进士治国”，北宋末期甚至已没有足够的官位来安排新科进士了。宋代中央一级，每次大约每20人出一名进士，但宋代开始逐步规范基层选拔考试（称“发解”），初期是每5人解送1人，南宋时期已达到每200人解送1人，于是真正考进士也是数千人取一人了。

        2、明清，科举“烂熟时期”的考试录取率。

    科举经过元代约100年“中落时期”（更有北方80年、南方50年曾停止科举考试）；再到明清500多年进入了“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的皇帝们更加重视科举考试，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繁荣，读书人群体、考生规模急速扩大，于是科举“三级考试”选拔考试制度完全定型，录取率则是不断降低、最终达到残酷程度。

    最低一级“院试”。在府州县“治所”举行，应试者为有志于科举、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读书人”，他们首先要在本地县一级“官学”经筛选注册备案，称“童生”，因此考试也称“童试”。以晚清为例，每县注册童生约几百人、大县近千人。他们要经县考、府考、院考等三级考试及面试，其中院试（院考）由皇帝钦差的主考官“学政”主持、分府举办。院试没有固定的考场建筑，一般是在空地上搭临时“考棚”，只考一场、一整天。总之，一府有几千名童生，考中即“秀才（生员）”，每次只几十人、大约每100人取一人，分到一县总不过数人。

    明清时期的秀才地位很高！他们见官可不下跪、可代民诉讼请愿、还享有免纳田赋特权，在一些穷乡僻壤之地已是了不起的人物了。由于秀才是“终身制”，每次院试考中的秀才逐步累加，一县之中在世的秀才总有几十人（大约每30名童生出一名秀才），又为限制“乡试”人数，秀才还会分等级，但他们都堪称明清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主要在社会道德秩序层面），通常是地方各种纠纷的调停者，还常常担当乡村人家签订商业、土地契约的“保人”，更充当乡间社会政治首领和代言人、出面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并会向官府反映基层民意。

    中间一级“乡试”。在各省省城“贡院”举行、每三年一考，考试时间统一在子（鼠）、卯（兔）、午（马）、酉（鸡）年秋季八月份（“会试”前一年），九月份“放榜”（方便考生赶赴次年二月或三月份的会试），因此乡试也称“秋闱”。高等级秀才便有资格应试，其他如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等也视为生员有应试资格。以晚清为例，每省乡试仅能容几千人、最多7000人参加，考中即“举人”，每次只几十人（个别大省百人）、大约每100人取一人，第一名称“解元”（是“连中三元”的第一元）！

    明清时期的举人已是地位显赫的“老爷”！普通一县中的举人不过寥寥数人，常有机会出任基层官员职位（晚清官僚系统膨胀，举人已无法谋到官职）。举人也是“终身制”，全国在世的举人总不过万人（大约每100多名童生出一名举人）。也可以说，乡试的规模是由贡院中房间数量决定的，考场中每名考生都需有一间独立的、仅够一人坐卧的小屋称“号舍”（一般宽三尺、深四尺、高八尺）。明清两代，小些的贡院也有号舍3000间，京城的贡院（兼做会试考场）则有7000间，延绵几千间蔚为壮观，在当时已达到建筑设施和社会服务保障的极限！

    最高一级“会试”及“殿试”。“会试”在京城“顺天贡院”（兼做直隶省乡试场地）举行、每三年一考，宋代开始固定在丑（牛）、辰（龙）、未（羊）、戌（狗）年春季二月份，因此会试也称“春闱”，全国举人都有资格应试。另如遇国家庆典（如新皇登基等）会增加“恩科”。以晚清为例，每次应试举人约7000人（顺天贡院规模所限），含头年新考中举人约2000人、其余为此前历次乡试选拔出的举人，考中即“贡士”、有参加“殿试”的资格。贡士人数依皇帝好恶而定，从只百人至400人，第一名称“会元”（是“连中三元”的第二元）！

    “殿试”明清时期固定在皇城保和殿举行（最多可容400人）、时间是4月21日。殿试虽只考一天、题目也只是“策论”一种，但名义上由皇帝命题、主考，考中即“进士”，每次100至200人不固定，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是“连中三元”的第三元）、榜眼、探花；二甲数十人“进士出身”；三甲约百人“同进士出身”。考生能面见天子已极具殊荣，而在讲究裙带关系的封建社会，被主考官选中即为终身“门生弟子”，因此殿试考中进士是“天子门生”。又以其中的一甲和二甲最受尊崇、可做高官，在参加会试的举人中也是大约每100人取一人。

    总之，这连续三个1%的录取率测算下来，全国一二百万读书人童生每次能考中三甲进士的以“万分之一”计，如考虑累计因素，全国在世的进士不过千人，在全国童生中以“千分之一”计，确实残酷之极！

        3、科举录取率极低带来的“副作用”。

    明清科举残酷的“淘汰率”，首先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考试题目固化和僵化，考试形式和过程非常严苛。

    科举作为古代的官员、公务员考试，以现代人眼光看，考策论才是正确选择！但科举1300多年历史中，都不以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其中有皇帝的原因，他们更多需要忠心、秉承儒家观念的官员，并不看重长篇大论“有主见”或哗众取宠之人，又或许他们体恤应试者，古代交通和信息闭塞，小地方来的读书人未必有高远见识、需做官后再慢慢培养。但主要还是技术原因：策论写作“门槛低”、也难有标准答案，无法规避考官的主观评价，不能在高淘汰率的考试中增加“区分度”和“公正性”！其实古今所有考试都是如此。

    于是唐宋时期科举最重要的进士科，都是以考“诗词歌赋”为主，不仅能考察应试者的基本素质，更是因其难度大、门槛高，便于筛选应试者。那时科举的状元之中，唐代如大诗人王维、大书法家柳公权，还有宋代的吕蒙正、文天祥等也颇有文学造诣。就是自宋代，考试内容增加儒家“经义”理解、仅从“四书五经”内容中出题，答题文体也在明代初期固定为“八股文”。主要就是为应对低录取率问题，属于考试技术的成熟，有利于评判、阅卷、打分。况且考察考生儒学道德文章，也可以培养读书人良好的“思想品德”！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过程也是漫长且残酷。院试及更低级别考试因条件所限，是用一整天时间考一场，考生要写“四书义”八股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高级别考试则要考三场、九天，包括省城“乡试”（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京城“会试”（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清代改在三月），每场都是清晨入场、持续三天两夜、中间不得离开，后仅隔一晚便再开始下一场。考生全程要在不到2平方米的“号舍”中住六晚，要写“四书义”和“五经义”八股文多篇（每篇约600字）以及韵文诗、策论、公文等。最终殿试只考一天，内容是策论。

    这样的考试内容和形式确实太过僵化！世世代代有大批读书人只能长期大量学习“无用”知识才可能步入仕途，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终生困于书斋，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巨大浪费。同时，经长期学习儒家经书、做八股文章而步入官僚系统者，也多迂腐木讷、无真才实学之人，整体降低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素质。或许唯一选拔的就是“智商”和基本道德素质吧。

    还有，考试录取率如此低、学习内容如此僵化，考生们便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不单是平民百姓，就是小地主、小商人也无法负担这样巨大的投入，于是能从科举中“走出来”的佼佼者，绝大多数是世家大族子弟，宋代如范仲淹那样的平民子弟官员，明清时期已绝无可能做官了。很多普通读书人选择走这条路，会终身受困其中、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如孔乙己。

    明清科举残酷的“淘汰率”，其次是引发舞弊问题，虽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深恶痛绝，但屡禁不止、无法根除。

    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考试，那些有权势、有财力的家庭，自然会想方设法避免子弟被淘汰，如果学习成效不足，就会动考试舞弊的歪心思，这是人之常情，因此科举中的舞弊问题总是屡禁不绝。

    就说明清时期的皇帝，对科举舞弊深恶痛绝，因为耽误了他们为自己的江山选拔人才！便下大力量防范、打击，不仅考场防范措越来越严密，且一经发现舞弊不惜大量斩杀官员。但在录取做官的巨大利益面前，各种舞弊行为仍层出不穷，舞弊者常上下打点、走关系行贿、动歪脑筋，可谓前仆后继、各显神通，尤其是在腐败盛行的王朝末期，舞弊更会异常猖獗、成为无法根治的“毒瘤”。鲁迅的祖父就曾在1893年有意为鲁迅父亲考试舞弊，因而受到牢狱之灾。

    总之，科举的“残酷淘汰率”确实戕害了大批的古代读书人。但不论如何，它大体上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也曾经铸就中华文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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