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书、尺牍何以兼美

无尘

在书法实践中，有人专擅粗犷厚重的擘窠大字；有人长于俊俏飘逸的尺牍手札。二者往往不能兼美。这是因为虽然都是书法，但这两种书体在审美上有矛盾之处，从行笔到结体，都是拧的：

榜书要悬肘执斗笔，书写径尺大字，强调“笔笔如柱”，于乱头粗服中显其厚重；而尺牍悬腕使小楷，表现纤毫变化，要求“锋颖俱现”的精微控制，宛如簪花仕女顾盼有情。

榜书需预设网格悉心安排，保证空间均整，留白要少；尺牍则讲究“行气贯通”的自然错落，信马由缰，通过强烈的疏密对比，体现动感。

榜书体现庄重肃穆的“庙堂气象”；尺牍反映萧散自然的文人意趣。

榜书是“设计的艺术”，尺牍是"即兴的哲学"。

因此，掌握空间构造的榜书大家，未必能驾驭时间韵律的草书尺牍。反之亦然。

能否化解“中锋凝重”与“侧锋流变”的对立，既擅经营静态布局，又能把握动态节奏，实现从庙堂庄严到书斋逸趣的自由跨越？

要实现榜书、尺牍二者兼美，也有径可循。那就是要从金文、汉隶入手，临碑以强其骨，浸淫“金石气”；从魏晋尺牍着力，临帖以丰其筋，增益“书卷气”。通过碑与帖的长期交互练习，达到大字如“扛鼎”（沉肩运肘），小字如“绣花”（悬腕活指），‌在理性空间设计与感性时间韵律间自由切换。

唐颜真卿是少有的将榜书与尺牍都写到极致的书法家。颜真卿楷书，宽博厚重，笔力千斤，很适合榜书。他的《大唐中兴颂》摩崖刻石单字径逾20厘米，以篆籀中锋写就，如“泰山磐石”般雄浑庄重，富有庙堂气象。

以这样的气度写匾额，必定尽在掌握。但你再看他的草书尺牍《祭侄文稿》，才会真正臣服。

《祭侄文稿》凝重沉郁而气韵通畅，笔触随悲愤情绪跌宕起伏，以篆隶圆劲中锋为基，绞锋与枯笔自然交融，线条顺畅但不飘浮，呈现出“屋漏痕”“锥画沙”的凝重，如戴着镣铐跳舞，彻底突破二王尺牍的秀逸范式。《祭侄文稿》呈现出的特殊美感，远非二王手札和张旭、怀素草书可比。世评《祭侄文稿》为行书第二，如果说第一空缺，这样说也不错。如果颜真卿只有楷书，他无非是在唐楷中占一个席位。但他的楷书加上他的尺牍，就足以奠定他在书法史上的领军地位。

当代书法家，能兼具榜书与尺牍之美者，更是凤毛麟角。郑林先生可算一个。郑林书法早年从何绍基碑学入手，打下扎实的碑学底子；后来广采博纳，吸收帖学的流畅，终跳出窠臼，尽脱何绍基习气，自成一体。其书法用笔简练，方圆兼融，间架豪放，收放合度。初看有点笨拙，不加修饰，但越看越有味。诚如董寿平先生所言：“郑林同志的书法天生浑朴，粗服乱头之中又是那么雍容大方，刚劲活泼。”正因为郑林先生既有碑学的底功，又兼帖学的灵动，他的行书题署，寓巧于拙，劲峭洒脱，尽脱俗气，意韵隽永：

董寿平评价郑林先生“ 有其人而后有其书，可谓传世之作。吾晋傅山之后，惟郑林同志足当大家。”这是十分公允的。

匾额是立体的史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过去，乡间闾里稍殷实点的家庭，其门户必置匾额。观赏这些匾额题字，可以看出户主的学识、志趣、品位，也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和文脉的传承；都市里，更是多见名家题署。笔者八十年代曾到北京、西安、兰州等地，徜徉在市井街衢，观赏一个个名人题署的牌匾，如行走于历史文化长廊，能感受到一个地方的历史演变、文化风貌与城市气质。现在，乡村已经消失将尽，少有的门户上的匾额无一不是工业化生产的“预制菜”，不忍目睹；都市高层林立，消亡了匾额之制。商业区的牌匾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统一规格，统一颜色，统一印刷体，再也没有驻足流连的欲望。惟有公园、庙宇还残存有零星的匾额、楹联，虽少有佳作，亦聊胜于无。我们就这样眼看着文化一点点剥落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