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兵到高级工程师

长耳

自述：从士兵到高级工程师

吾名颜世彪，生于一九三七年农历六月十七日，出自佃农家庭。幼年，其家境十分贫穷，靠给地主种地求生的父母，艰难地供自己念了三年多乡村私塾。

据知，这是颜氏祖上几代人中唯一的一个于解放前念过几天书，能简单写写算算的“文化人”。家乡刚一解放，又到数里外镇上一所公办小学走读了两年，高小毕业后，无奈家庭经济拮据，未能继续学业，旋即回家务农，并在村里担任“村财委”和“农业合作社会计”。

一九五四年秋，自愿投身行伍，在陆军通信兵连队当一名无线电通信兵。其间，努力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求上进，晋升上士军衔，加入了共产党。从班长，到代理排长，获优秀士兵、技术能手称号，多次立功受奖。

一九五八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被分在超声研究室从事技术工作，还兼任该室首届党支部书记。

一个毫无学历背景，仅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子弟兵，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科研单位工作（据后来传说，方知是“掺沙子”来的），深感知识贫乏和力不从心。

为不辱使命，边工作边学习，拜老同志为师，立志从工作实践中走自学成才之路 。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职工业余文化学习，并从高中课程学起，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吃不饱饭和得了浮肿病及“GPT”严重超标的困境下，仍然振作精神，坚持晚间上课和按时完成作业；除此外，平日里的所有休闲时间，全都用于文化学习上。

历经几多艰辛努力，最终从本所职工业余无线电学院念至大专毕业。其后，还通过各种技术培训和到大学里旁听以及被单位选送到北京大学无线电水声物理专业进修班脱产学习了一年半，藉此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自一九五八年转业步入中国科学院后（转业前被提升为预备役军官），一直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退休，历时三十九载。在数十年的科技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业务学习和埋头苦干，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凭借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从“跑龙套”到“独当一面”地完成科研业务。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职称后，于当年首批晋升为工程师，又于一九八五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在国家八五期间，作为技术负责人和主要参加者，先后从国家计经委部门承接多项有关“节能环保”研究课题，均获得了成功。

如“重油掺水乳化节能炼钢”和“COM燃料制备及其燃烧技术”，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又如“柴油掺水超声乳化技术及在柴油机上的应用”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研制的“大型平炉油掺水燃烧技术”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国家计委列为一九八八年度重大节能推广项目之一（即见计资源《1988》297号文件）。

回首以往，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所有这一切，盖缘于个人勤奋努力，不断进取和长期坚持自学成才之路的结果，是知识改变了人生。

乡村私塾回眸

解放前，我在家乡农村私塾念了三年多书，时间虽很短暂，但受益匪浅。而今，时光已过去了近八十年，回想起当年那段念书情景，仍依稀记得。

那天早饭后，母親领着我，手提礼品，去到先生家说明来意后，深明事理的母親，要我给先生磕个头，就这样，先生答应收我为学生。从此，开始了念书、识字的学习生活。

教书先生名为薛学纯(号秉良)，是淮安师范生，也是当时家乡农村中少有的科班生。先生从居家三间房屋中，腾出中间一大间(俗称堂屋)用作教室，摆放了几張定制的双人书桌，櫈子由学生自备。该教室内，除在入门正对面的墙壁上高高悬掛起一幅硕大的孔圣人画像外，别无它设，十分简约。

凡来此念书的学生，都是周边的农家子弟，约十来人，多至十二三人。所学科目，为单一的语文课，即基础国学知识。主要是教学生念书，识字。再就是练习写字，以提高书写水平。入学者，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这几本书念起，而后再奔《四书》《五经》之类。这些课本，大都是文言文，晦涩，难懂。加之我那时尚处懵懂期，理解力有限，只能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留待日后慢慢消化。授课方式，拟用"一对一"的面授，实行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学习方法。所学课文，随到随教，不受时间进度制约，学会为止。因此，念书者其学习进步快慢，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加勤奋。何谓念书，其实就是背书。每天所教的课文，几经反复熟读后，能在先生面前逐句且一字不拉的背诵出来，并能说出课文的大概含义，得到先生点头认可后即学习新课文。私塾里不设数学课，需学者，可向先生申请，酬劳另议。笔者当年即花钱专门学习有关算盘(珠算)方面的基本运算(十一X÷)法则和生活中常用的数学计算知识。

在私塾里念书是很辛苦的，每日早晨五点即赶到教室向先生背诵先一天教的课文，如获通过，即开始学习新课文。早饭后至中午，一直伏案练习写字，初学者，由先生当面作示范，手把手的教学生如何用手拿笔，提笔部位及坐姿等要领。还对笔、墨、纸三者的选购提出要求，也是写好毛笔字的必要前提。紧接着先生把写好的简字贴(记得大意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供初学写字者放在宣纸下照着摹仿，稍后再摹仿名家字帖。大约一年左右，即开始自行书写了。无论是摹仿写的或是自行书写的字，都要送给先生评阅。对于写得好的字，会用红笔在上面打圈圈，其圈得越多越好。对于写得差的字，也会当面指正。下午时间，全都用于背诵往日所教的课文，期间不得交头接耳说话和打闹，一旦被先生发现，会受到严厉训斥；如需上厕所，要到先生处领取"恭簽"(仅一个)，方能入厕。先生整日坐守在桌旁，随时帮学生答疑，且督学态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于少数不刻苦学习，经常不能按时背出课文，一问三不知的学生，会受到严厉斥责；有时会动用介方(比尺子宽厚些)打手心和背上，乃至罚站数分钟。如此体罚，美其名曰：玉不琢，不成器也！为激励学子们奋发念书，先生常在众生面前引用古人某些名句，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云云。

学子们对孔夫子这位大儒家十分崇敬，顶礼膜拜。每天走进教室时，首先佇立在孔圣人画像前虔诚地双手合十，三鞠躬，而后才入座。离去时亦然也！在私塾里念书，每年学费为300斤大米，其他杂费另计。如此昂贵的学费，一般穷人家的子弟是念不起书的，故念书者绝大多数为富人家子弟。我非常幸运，靠租种地主土地求生的父母亲，虽目不识丁，但十分开明，不顾家中经济拮据，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供我念书，企盼我从念书中能够改变人生命运，为祖上增添光彩。我也是解放前我们高作颜氏家族上至曾祖下至我辈这几代人中唯一的一个念书识字的人。在此，我十分感激生我、养我、培育我的父亲母亲！

农村私塾是啟蒙教育，为农家子弟教授一些初步的传统文化知识，让学子们集中识字、写字，并通过书本内容的学习，对学子们进行人格的培养，懂得做人的道理和基本礼节礼貌，成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为人处世的准则。毋庸置疑，农村私塾在扫盲、治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随着家乡1948年获得了彻底解放，私塾也随之停办。吾有幸念了几年私塾，从中获益多多，终身难忘也!

2024，11，写

金婚（2012，长耳摄）

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的大哥大嫂，在《应用声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之一（1989，长耳）

佳佳与父母（2022，7，8，首都机场）

送佳佳（左2）赴美留学（2022，7，8，首都机场，颜冬、颜平、崔明及父母）

有关母亲的二三事

母亲名叫卞兆英，出生于农村中最贫穷的雇主家庭，其父卞立田，解放前一直给地主当长工，靠出卖苦力求生。其母卞徐氏，则给地主家当“老妈子”（女佣人），每天给地主婆、小姐端屎尿盆，洗刷马桶，打扫卫生，收拾房间，拖地，洗衣服等最卑贱，最脏累的家务活。而她本人在幼时也给富人家看照小孩，实因年龄小，有时累得打盹或睡着了，经常遭到雇主毒打，以致身上留下多处伤痕，后被家人发现并带回。

她年方十八岁时，因被媒人做“谎媒”（这是她自己常说的话）与比自己大八岁的男人成婚；夫家是个给地主看风车的农户，其家地少也很贫穷，其实是：“穷人嫁穷人”乃是“门当户对”也。他们婚后风风雨雨数十载，一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厮守一生。母亲卒于二00六年，享年九十岁。

母亲留给我的主要印象是：

1、 是个种庄稼能手。据我所知，无论是解放前租种地主土地或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其田间大小农活，从耕作、播种到收割等全靠她独自去完成，父亲只是在农忙时在家帮她干几天农活。

2、 心灵手巧。虽不识字，但她心灵手巧，会纺纱织布；会编结各类生活用品；她的针线活十分出众，如缝制的衣服和鞋袜，穿在身上十分得体，且很舒适。因此，周围邻居在缝制衣服时，大多找她帮助裁剪，她也很乐意帮忙；在同邻里相处中，为人随和，与人为善，乐意助人，故在邻里有很好口碑。

3、 是个贤妻良母。会勤俭持家，又善于人际交往，凡家中对外一切大的事务均由她出面打交道和操办，是父亲的贤内助。

4、 在逆境生活中同父亲一起通过自救方式求生存。在1959—1962年期间，在生活无着时，她毅然带着三个未成年孩儿 随同邻居薛学斌外出逃难，期间，母子四人夜宿在野外牛车棚子里，白天靠给当地人打短工，或去田间地头捡拾野菜，或走庄串户乞讨方式充饥度日，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小故事一则

算命先生不给自家人算命，不知为哪般。解放前，船是故乡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条来自异乡的住家小船，每年到了农闲之时，长时间停泊在我家门口的河码头旁。

经打听，船上一家人自称为颜姓，还是来自草埝口相邻的小颜庄人氏也。又经打听，船主人是位算命打卦先生，他来此是为故乡人算命打卦的。

由于经常相见，有时还在一起寒暄几句，久而久之，彼此间十分熟悉，加之，我们皆为颜姓，且又同源同宗（我们祖上源自草埝口相邻的大颜庄），交往中倍感亲切。

那位算命先生大约年长我父辈十来岁，故我们一家人对他尊以长辈“爹爹”相称呼，犹如一家人。

有一天，我母亲去到船上，想请这位算命先生给自己算算命，祈求能交个好运。当这位算命先生知道她的来意后，十分坦诚地并以“长辈”口吻对她说：“宝宝，我们是一家人啦，自家人不算命。”母亲听后，顿感诧异，又不好再问个究竟，连忙欠欠身子，口中嗯嗯嗯地起身离船上岸了。

后来，她才彻底弄明白，算命先生给人算命打卦，只是求生的一种手段耳。此后，她凡遇上算命打卦这类事，就不再理睬和参与了，知道这是骗人钱财的鬼把戏。

母亲与二儿世贵及孙女颜平留影天安门（1971）

回忆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颜玉奎，1909年生于一个贫苦人家。曾祖父是个艄公，离开原住地草埝大颜庄，漂泊在外，以船为生，不知何年落脚于古镇高作的周边，叫什么名字也不太清楚。我为此进行了多年的探访与研究，才把我们这一门颜姓的来龙去脉有所理顺。据盐城颜氏宗谱所知，曾祖父是盐城颜氏始祖良孚公的十二世裔孙。而良孚公于明朝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被“赶散”到苏北盐城这一带。

祖父年少起，就跟随兄长给地主家看风车，得以在风车旁的河浜上搭个草棚安身。后来兄长另觅它地谋生，这里的风车由祖父独自看管。风风雨雨，到了四十九年多，按当地有个约定，看风车五十年，就可从僱主那里获得一份养老金。哪知只差几个月，就遭地主大管家的无故弃用，不让看了，养老的待遇自然泡汤。这样只得另寻活路，举家向北，搬迁到名叫五节桥的一侧和尚庵的河滨上，搭个草棚安顿下来。靠租种地主的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祖父在我出生前一年的1936年，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妹妹。为生活所迫，自少年起，即给地主当“小伙计”（童工），仅混口饭而已。虽年少，但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且又凶猛玩命，被地主戏言为：“小土匪”。而这一戏言，在时过数十年之后的“文革”中，竟蒙遭“造反派”质疑，经查证，最终为“一笑了之”。母亲曾悄悄告诉过我，说父亲在童年中还乞讨过，但他从未在子女们面前提及过，而是将这一难言之隐，一直深藏在心底中。正因家境十分贫穷，父亲将至而立之年，才娶妻育子，母亲卞氏也是寒门农家女，育有五男二女。

父亲自立门户后，为养家糊口，一边种田，一边给地主家当“伙计”（男佣），因他为人忠厚，又肯吃苦耐劳，办事勤快，认真负责，还善于人际交往，很受雇主赏识，后改做“跑腿子”伙计，即专司对外操办各种事务，诸如采购货物，承办各种业务来往及疏通关系，传达信息等。每日早出晚归，整日奔波，在外只有当农忙季节到来时才在家中干几天农活，因此，有关田间大小农活全靠我的母亲独自去干。

旧社会靠租种土地的农民是十分辛苦的，他们用血汗浇种出来的粮食，其大部分要交纳给地主，剩余的仅够糊口而已；若遇上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也必须交足给地主那份租赁粮，故灾年的生活是十分难熬的。贫苦的农民，在经济上不仅遭到地主残酷的盘剥和压榨，还时时遭到当地土匪（俗称：“扒虎子”“强盗”）的抢劫。这与他们居住在泥草屋里，无甚防范能力有关。

据母亲回忆，有一天晚上约十点左右，忽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父亲觉得有“情况”，便立即从窗户口向外跑，未等他落地时，就被早已守候在窗户底下的土匪托住，并押到一边，用刀和枪逼着他交出藏粮的地方，然后几个匪徒从屋中把搜索到的粮食统统抢走，还顺手牵羊把我身上戴的银制饰品（项圈、手镯、锁子）抹走。

还有一次，刚入夜不久，就有土匪来敲门，住在一旁的四叔闻声后，立即从窗户口爬出，并跳入屋后的河中，他一个“猛子”潜到百米以外，然后上岸大呼“土匪来啦”！以示求救。这时住在河对岸的地主家，不断向我们住处开枪射击，土匪见势不妙，才罢手离去。

我家住在河浜上，不远处就是五节桥，交通要道，过路行人，来来往往，必从边上过。每到夜间，父母都不敢入睡，时刻提防土匪来抢劫。每年总要受到土匪“光顾”数十次。遭劫后，只能靠山芋、胡萝卜、糠菜等杂食充饥度日。

随着家庭人丁不断增多，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此时深感养家糊口责任之重。为此，他决然辞去“跑腿子”差使，和几个好友各自做起“盘米”小生意。所谓盘米，无非是使用碓和石臼的最原始加工方法，把稻子舂成大米出售。他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即动身，肩挑200多斤大米，迈着沉重步履，赶往数十里外的集市上叫卖，从中赚点血汗钱，用来补贴家庭生活。几年后，他甚感盘米生意十分辛苦劳累，且获利无几，遂又改做“水上贩运”生意，还专门制作了一条小木船，往返家乡周边地区及远至兴化、泰州、仙女庙等县城，贩卖各类农副产品，以期从中获利。

父亲为人憨厚，心地善良，但不谙外面世道，在远离家乡贩卖中不少吃苦头。路上“关卡”很多，每过一道关卡都得交一次“过路费”，否则过不去。有时还遭到异乡地头蛇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他因目不识丁，在货币交易中，对于买主混夹在钱币中的假币及过了期的纸钞均无识别能力，多次蒙遭坑骗，吃亏上当。这也是他，日后下决心让儿女读书的缘由。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头脑聪明灵活，加上多年来的磨练，善于捕捉商机，在买卖中总能获利，只不过是大小而已。故他一直坚持贩运农副产品生意，从而为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时光匆匆，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家乡政治风云突变，社会急剧动荡，其时，共产党的先遣工作队悄然进驻苏北农村大地，领导并组织贫苦农民建立武装组织（如“民兵模范班”“农民自卫队”），同当政的国民党政权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大都驻扎在县城和把守一些重镇要塞，而农村中的政权主要是通过它的代理人分保长来维持。随着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日益发展与不断壮大，“国共”两党为争夺地盘，由“小打小闹”进而发展到大的武装冲突，且战事愈演愈烈，十分频繁。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不断下农村围剿共产党的武装人员，同时，还强行抢走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家禽及牲畜；抓民夫进城构筑防御工事；还抓壮丁充军等一系列活动，广大平民百姓深受其害，生活极不安宁。

然而，时过不久，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即入侵我国的日本鬼子由邻省山东窜来苏北大地，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家破人亡。此时老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到处“跑反”（逃难），不敢待在家中，甚恐遇上鬼子，惨遭杀身之祸。

留影出生地（长耳摄）

据一些老人回忆说，鬼子下乡大扫荡时，见到男人不是用刺刀捅死，就是逼着挑东西（抢来的）进城而后再杀害，十分凶残。父亲有一次因来不及躲藏，被鬼子抓去挑东西进城，他趁鬼子不备之机，才侥幸逃脱虎口，总算捡了一条命回家。可恶的鬼子，见到了妇女，都要实施强奸，一个也逃脱不了。鬼子在离村前，在老百姓家中的米缸里，灶台上，煮饭锅里拉屎撒尿，尔后再放一把火把民房烧掉，无恶不作，毫无人性。穷凶极恶，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最终被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投降，直至滚出了中国大地，真是大快人心！

当老百姓过上安定生活不久，战事风云又起，内战开始爆发了。被共产党人称为“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其战场以军事重镇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

徐州地处南北东西铁路交通大动脉的集合部（枢纽部），极具军事战略价值，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个古战场。淮海战役的战场，在我们家乡的西北边。战斗打响后，来自战场上的大炮隆隆声，飞机轰炸声，响彻天空，震耳欲聋；夜晚天空是一片火海，弥漫的硝烟，笼罩着苏北大地，这一切令人窒息而阴森恐怖……此时，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大军结集在家乡的各个村庄里，待命出发。国民党的侦察飞机整日在天空中盘旋低飞，追寻共产党大军的踪迹，故这些大军白天待在民房内休整，向老百姓做政治宣传工作，或帮老百姓干点活，夜幕降临后，这些大军才一队队地开赴作战前方。

渴求翻身解放的苏北盐阜人民，热忱欢迎共产党大军的到来，并积极参加支前工作，许多热血青年（如颜世章、姜祝山、薛学彩、薛学尧、薛学高、薛学良、姜桂乾、朱之礼、周义才等十多人）先后报名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直接上前线杀敌。而广大妇女们（包括我母亲）在驻村女工作队员的组织下，日以继夜地忙着赶制鞋袜，以支援前方战士。少数思想进步，政治立场坚定的中壮年男性，被征召到前方战场上“抬担架”，从战火中抢救受伤挂彩的指战员，把他们抬到后方去治疗。

我父亲也参加了抬担架行列，他和薛如清（担架队小组长，系地下党员）、马益宏、黄其美、孙绍常等在农会干部许儒（地下党员）护送下，携带干粮，背着担架，日夜兼程奔赴淮海战场，并立即参加了抢救伤员的行列。不言而喻，战争是十分残酷的，我父亲和同去的战友们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用“担架”演绎生死大拼搏，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指战员从战火中救出并抬到后方治疗。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抬担架历时六十余天，不知抢救了多少伤员，直至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才回到了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民工不幸牺牲在战场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父亲在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在睡梦中呼喊着：敌人飞机来了，快卧倒趴下！把头低下来往前走，快跟上，不要掉队……这类呓语。可见，他在战场上抬担架遭受敌机轰炸的恐怖阴影，在他脑海里，一时挥之不去。

我父亲在支前之前，一直为生活而不停地忙碌着。时至一九四七年深秋，正当他远在外乡用小木船忙于生意，而母亲正在田间忙于农活时，家中突发大火，顷刻间把仅存的几间稻草屋及屋中存放的粮食和其他物件烧个净光，一切化为乌有。所幸的是，当时蹲在屋中“窝篮子”里的三弟世才（约十个月大）被双目失明的祖母摸到屋中及时救出，才幸免于难。由于大火把家中存放的粮食全部烧焦，已无法食用。因此，灾后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吃饭问题，正当双亲对此一筹莫展时，邻居薛如清大叔向我们伸出了温暖之手，他把烧焦的稻子拉回去喂鸭子，并支援我们拾担（约几百斤）好稻子，这才使我们可以顺利地度过了当年的生活难关。对于薛如清大叔的义举，我辈至今仍一直铭记在心中。

淮海战役结束后，家乡随之获得了彻底解放。共产党组建各级政权后，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及镇压反革命等项运动。一些民愤大的恶霸地主被“穷大农”（最贫穷的雇农）用“翻身棍”活活打死；一些曾横行乡里的旧政客、地痞、流氓、土匪等坏分子统统被绳之以法，格杀勿论；还把地主的土地及家财没收后分给了无地的农民。我们家按人口共分得了十二亩土地和一些浮财。昔日贫苦的农民，从此过上了“耕者有其田，不愁吃不愁穿”的新生活。

此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仍盘踞在长江南岸沿线作垂死挣扎。“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宣传标语，张贴在解放区的大街小巷及各个村庄里。这预示着离彻底消灭蒋家王朝的大决战已为时不远了。果然不出所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大军，在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的全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向盘踞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发起声势浩大的总攻击，在横渡长江天堑中，解放军依靠从民间征来的渡船及其它船只，将大队人马强行摆渡到长江彼岸。

父亲又一次应征参加了支前民工，成为一名不拿枪的战士。他和孙绍常、薛国仁等在区武装干部吕殿明的带队下，来到长江北岸高港渡口，充当一名水手（划船工），和同去的民工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地竭尽全力划着桨，顺利地将解放大军护送至长江南岸，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献。

全国解放后，有了土地的农民，沿袭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耕种方式，过着自由的小农经济生活。

到了一九五三年时，党中央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于是，把单干的个体农户组成“互助组”，到“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以此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生产力。

一九五五年时，党中央又把原先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回国有，并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一种集体经济所有制性质，农民（被冠之为“社员”）由公社再下生产队统一安排劳动生产，以“工分制”获取劳动报酬，同时还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与此同时，在生活上也搞集体化，扒掉每户人家的锅灶，让所有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统一吃集体食堂（又称公共食堂），一日三餐，定时去食堂门口排队领取定量的饭食，再拿回家吃，故社员们对此称为吃“大锅饭”。

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国已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称之为“大跃进”年代。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工农业生产中坚持发展“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战略方针。

为使我国的钢铁年产量达千万吨以上，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齐上阵，大搞炼钢运动，从城市到农村，小高炉林立，比比皆是；大批机关干部、工人、大中学校师生乃至农民脱产投入到炼钢热潮中，日夜奋战在小高炉旁。每当炼出一炉“钢”，人们兴高采烈，用敲锣打鼓的形式向党中央报喜。为了钢产量的完成，在农村中，还把社员家中的煮饭锅和带铁的劳动工具及生活用品，统统拿去用作炼钢原料，此举能否炼成钢，真是天晓得。

在农业生产上大搞所谓“亩产万斤粮”的高产田，不惜人力和物力，对所有农田进行深翻深挖，直至生土全都覆盖其上，据说，这样做能提高粮食产量；还有人胡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形而上学主观唯心论；更有甚者，个别少数人为创造粮食高产“奇迹”，竟把数亩农田收割的稻把堆放在一亩田里给上级领导参观，还美其名曰：“大放卫星，”以此弄虛作假，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由于不按科学精神种田，一味追求少数“样板田”的粮食单位产量，却忽视了对大片农田的种植管理，使其荒芜，造成粮食收成大幅减产，给社员的生活带来了莫大困难。加之，那年代老百姓吃饭一度不要钱，还可放开肚皮吃，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最后连社员的最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面对这一困难，政府决定解散所有集体食堂，让社员自己重新起炉灶生活，从而将吃饭这一十分尖锐矛盾转嫁到社员头上。

大跃进，实质上是大冒进，有悖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以食为天”，吃饭已成为了全民一大难题。为缓和供需矛盾，政府决定对全国人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即城镇人口每人每月为30斤左右，而在农村中各地不一，在我们家乡，每人每天吃“五两六钱”，对于一餐能吃一斤左右大米的农人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肚皮问题。为了活命，大多农民被迫以野菜、植物根茎、树皮、树叶等杂食充饥，因此，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不能参加劳动；还有一些人因长时间吃不上一粒米，以致饿死。这些死者我知道，都是左邻右舍，有名有姓，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自一九六0年起，连年闹灾荒，洪水泛滥，大批农田颗粒无收，天灾人祸一起袭来，农民生活极端困难，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强烈求生欲使然下，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携儿带女，挑着简单行李，远走他乡逃难。

在逃难人流中，母亲也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弟（五弟世虎5岁，四弟世祥10岁，三弟世才12岁），随同本队邻居薛学斌夫妇一起踏上逃难征途。他们徒步不息，一路走一路乞讨，几经辗转，到了黄河西（今宿迁以西）一带落脚，离家几百里远。在那里，母亲靠给当地人打短工换口饭吃；或到田间地头捡拾一些可食之物，用随身带的小铁桶煮而食之；再就是走庄串户，靠乞讨生活。对于这些苦难，在县中住校读书的二弟世贵，并不知情。

三弟世才回忆说，在逃难生活中，莫过于乞讨生活最艰难，有时不仅讨不到食物，还被恶狗咬破衣服乃至伤及皮肉。他有一次，独自去一村庄乞讨时，被一只凶猛的大狼狗追咬不放，无奈之下，他跳入小河中，才摆脱狗的追咬，然后爬上岸，脱去全身湿透了的衣裳，光着赤条条的身子，藏在芦苇荡中，直待衣裳晾干穿上身后，继续上路乞讨。在逃难中，他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大多夜宿在野外生产队的牛车棚子里，靠用杂草遮体防寒冷，有一顿没一顿，一直熬到春荒过后才回到了家中。

逃难中，还有些人把自己的亲骨肉送给当地人收养，这也许是出于一种无奈！我三妈就把自己的小女儿送给了一当地人家收养。如今，她的小女儿一直杳无音讯，是生是死，不得而知。这是人间一大悲剧。

我母亲在给当地一户人家打短工时，该户人家因无男孩，多次向母亲提及要收养四弟世祥，母亲因不忍骨肉分离，但也没有立即拒绝这位好心人，最后她选择了于当夜四点左右，趁着该户人家熟睡之时，带着三个孩子悄悄离开了那户人家，并远走别处去逃难。

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很困苦，但父亲并没有同母亲一起外出逃难，而是留守在生产队里干农活罱河泥（土语，即把河底淤泥弄上来）挣“工分”，以购回一家人的生活“周转粮”（所谓周转粮，即政府把每人的定量粮计划放在粮站，让你拿钱买），他还利用晚间，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一起搓草绳，织打草簾、草席，拿到集市上卖点钱，用于“人情”交往和购买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在生产队里罱河泥是一项重活，十分消耗体力。加之那年头长时间吃不饱饭，还得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一直坚持干活，久而久之，父亲的身体透支很严重，以致病倒卧床不起，这时家中无钱给他治疗，无奈只能买点营养品给他补补身子，让他在家卧床静养，一切听天由命。大约卧床四十多天后，他的身体逐步好转，不久又开始下地劳动了，真是大难不死，老天保佑。

回想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家老小八口人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以致今天过上了幸福生活，实乃不易！这一切全归功于我父母亲的顽强不息，奋力自救的结果。

1952年我高小毕业了，本想升学但念及家庭经济条件太差，且我又是长子，弟妹众多，我有责任先回家和父亲母亲一起劳动，共度生活难关，以待日后再寻机念书吧。

解放了的农村依然贫困落后，像我这样的高小毕业生也是一鳞半爪的，我们村就我一人。我回家不久，即被乡政府委任为村财委负责征收公粮等杂务。后来农业合作化开始了，又派我去县会计培训班学习月余，回村后担任农业合作社会计，直至1954年秋，我报名参军入伍，从此结束了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劳动生活。

记得那年在即将离家前夕，乡村干部及亲友登门为我送行，二姑奶奶(祖父亲姐姐，时年八十六岁)派人传话把我叫到她面前对我说，宝宝，听说你报名去当兵，到部队后要听首长的话，好好表现!又说，你年龄还小，出门在外，要管好自己，千万不能出事呀。我说，姑奶奶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听你的话，会争气的。她连声说，好哇!好哇!在我行将离开她家时，她特意给了我一盒大糕，并说，宝宝，步步登高！步步登高！我双手接过大糕后，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姑奶奶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起身告辞。这时她走到大门口，站在那里一直目送我这个嫡侄孙至远远离去。

入伍后，我被分配到陆军特种兵某通信兵连队，当了一名无线电通信兵。其间，我牢记姑奶奶在我参军入伍离家前对我的教诲及给我一盒大糕，以此为动力，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文化知识;在野外训练中做到不怕苦和累，苦练操作技能;在日常中严于律己，切实遵守军风军纪，服从领导，一切听从指挥，同时在政治思想上积极求上进。入伍一年后，我即被提升为班长，入了党。在短暂的四年军旅生涯中，我还获得了许多荣誉，诸如，多次受到团、师级领导嘉奖及物质奖，荣立三等功一次，晋升军衔中士升上士，在转业离队时又被提升为预备役军官。

我和父亲母亲生活在一起，只有十七个春秋。但父亲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是难以忘怀的。我特别感激父亲母亲在生活极端贫困下，让我念了几年书，使我有了初步的文化知识，有点“底气”走出农村，到大千世界去闯荡；并通过不懈的奋力拼搏，坚持走自学成才之路，最终成长为一名科技人员，这一切与父亲母亲竭尽其所能对我的呵护和培养分不开的。

有关父亲母亲的苦涩人生，以及父亲母亲为人处世和立身做人的高尚情怀，我已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有详细记述。这里，我以不灭的感恩心情，永远深深怀念生我、养我、培育我、爱我的父亲母亲！

高作颜氏

1，据祖上口传，曾祖致善公(名字用字，系间接获得)，其祖藉源自本县草埝大颜庄"西门头"，有兄弟四人，在本门内称之为"老四房"。我辈依据这一口传线索，历经多年辗转走访，查找和考证，其结果已在《高作颜氏宗谱》主本中所及。

时至2019年2月，大颜庄颜氏就高作、大丰两地的颜氏入祖归宗事宜，专门召开了八门族长負责人联席会议，依据有关历史资料研判，确认我高作颜氏始祖致善公实属大颜庄六门(俗称河西门)十二世之人，其名字用字为继善公，並以文字形式通知我高作颜氏。现将该文收录于后，作为附件留存。

2，我高作颜氏归宗到大颜庄六门后，其宗子世系为:一世良孚二世印溪三世弘礼四世志用五世闻啟六世敬吾七世荣宇八世士聖(士忠)九世可颖(可举可知)十世器(偉玉)十一世有東(观云观海)，十二世继善(继德继章继闵)，十三世发美(发成)，十四世玉奎，玉山，玉广，玉宝。

3，大颜庄八门颜氏自十一世至二十二世行輩用字如下：有，继，彦，绍，资，履，立(宜)，廷，学，为，正，道。文革后又续了十二字:必，得，其，名，英，才，盛，世，恩，浩，朝，坤。

据2005年修谱时统计，大颜庄颜氏现有男丁4000余人，已传至二十二世(代)。其中最高輩分为十五世(1~2人)和十六世(10人左右)，都集中在五六七八门。

我高作颜氏在八门中是高輩分的一支宗族群体，现有男性成员二十三人，其中十五世为十一人，十六世为七人，其余都是十七世。其高輩分已远远超过其他门相加数的总和。为何尚有这么多高辈分者？除了曾祖继善公和祖父发美公在兄弟排行中是老小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曾祖继善公是个艄公，以船求生；所生两子给地主看风车，其家境十分贫穷，生活窘廹，致使后辈不能及时婚育，如祖父发美公与长子玉奎公在年龄上相差三十三岁，而玉奎公与长子世彪公在年龄上也相差二十八岁。

4，待考:在盐城颜氏各门谱牒中，都将始祖良孚公的父亲说成是颜伦公。笔者经多方考证获知，颜伦公是南宋时(1120年前后)其兄弟六人为官扈从康王赵构南渡江浙两地，随后都散居于斯。而良孚公是朱元章赶散时（即1370年前后)，被从苏州阊门赶散到苏北盐城地区定居。良孚公与伦公两者在时空跨度上相差200多年，他们之间岂能是父子关系？真是天大的笑话。笔者认为，良孚公是伦公的x代裔孙是无疑的，而良孚公的父亲究竟是谁？有待進一步考证。

颜世彪 2023，3，订正于北京家中

兄妹：桂华 世凤 世虎 世彪 世贵 世才（2018，老家旧居）

大哥世彪自退休后陆续写了一些回忆文字传给我看，被我留存了下来。今年农历六月十七日，是大哥的米寿生日。人活到这个年纪，高寿了，值得庆祝！

我于是想起了大哥写的一些回忆文字，写的非常好，何不从中选几篇加上图片，编一本美编书呢。以此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哥，祝他长命百岁，快乐每一天！小弟世虎也很支持，并认真细读了我所选的文字。

尽管大哥坚决不同意，但我还是做了。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大哥微信说，谢谢大弟不辞辛劳把我以个人所写的有关祖上的一些文字汇编成集。因想到我的两个子女对此不一定在意，故不打算复印此文了。再次鸣谢你！

我回他话，你就别管了，资料难得，留给颜家后人吧。

这是我的想法，要不是你的努力与坚持不懈的走访考证，连个颜家的门头谱也不会有，这是你的一大贡献。

再说，对有文化的人家不重视家谱，我以为是一大不孝也。钱够用了就行了，多了也是废纸。

长耳（世贵）2025，6，18，编后记

兄弟（2024，报社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