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啸霖：儒家与乡土文化视角的时代解构

家在大荔

儒家与乡土文化视角的时代解构

——品读《怪胎》

文/拜啸霖

被誉为美国编剧教父的罗珀特•麦基认为：“作品是作家和故事的艺术。”小说作品也是作家和故事的艺术，把熟知于心的故事讲好，艺术地处理好故事与结构、故事与风格、故事与生活、故事与时代，即是好的小说作品。夏春晓老师的小说《怪胎》，堪称作家与故事相得益彰的好作品：构思奇巧曲折，可读性强；叙事如行云流水，不急不缓；用笔圆润娴熟，不枝不蔓；语言沉稳老道，雅俚双绝。

小说《怪胎》以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解构了“文革”至““改革”时代的社会杂色。小说传奇色彩浓重，情节充满戏剧特色，《今古传奇》将其作为 2025年 4 月末的头条，不惜占用一半的页码，足见编辑对小说“传奇”价值的认可。但如果仅仅把小说归为传奇故事，我以为只看到了小说表像的故事情节和叙事特点——即令人难以置信的千古奇事、怪事垒叠的故事。从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思想分析，小说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影子，透过表像可见“乡土文学”的底色，行文中又有着“现代文学”的思辨。总体来看，我认为小说是儒家文化与乡土文化视角的“一甲子”时代解构，这种解构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又超脱了主流意识，是经过近三十年时间的沉淀，对“一甲子”时代的进一步反思，极具“新历史小说”的特性。

　　一、小说以传奇故事挖掘“怪胎”背后的根源，是新历史意识的觉醒和反思

小说描述了三河县沙苑地区沙老汉、沙老太家的女儿沙枣生出一个怪胎，上门女婿石错生寻找“怪胎”根源，牵扯出“一甲子”时代朱国荣丧尽天良的丑恶行径以及扭曲的社会价值、心理行为，沙枣接受不了与同父异母哥哥石错生结婚“违背伦理”撞水泥电线杆身亡、沙老太气绝身亡、沙老汉喝 1059 农药自杀、石错生跳黄河自杀未果遁入空门、“怪胎”被华山道姑温妙华（沙枣四姨）带入道门，沙老汉一家人亡家息的人间悲剧。

小说是作家潜意识里的社会镜像或意象，《怪胎》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是社会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政策导向，作者在描述“怪胎”的形状时，以“隐喻”或“暗示”的方式表达了对错位时代的观点：“娃的每只脚，每只手，俱是左边”，似在隐喻社会一边倒的“左倾”；“都是六指（趾）”隐喻社会的物化形态超越了正常的体态；“两个鼻孔朝天”隐喻一幅不切实际、盛气凌人、藐视一切，唯我独尊的心理形态；“兔唇”隐喻说出的话或表达的思想难以自圆其说，走风漏气：“没有双耳”隐喻那个时代听不进、听不得、也听不到外界的不同的声音；“娃的尾骨处，竟还长出了一条像成人小指粗细长短的肉尾巴”隐喻脱离时代或倒退的“返祖”……这些隐喻，借助生物界的“怪胎”，昭示特定时期社会的“怪胎”。“石错生”是特定时期道德危机导致的“现实中实实在在的错生”，不应出生的“错生”本已是悲剧，其与同父异母妹妹沙枣的结合已不仅仅是“错”了，而是难以承受的人间悲剧。

小说的结尾，借助庄明道教授之口，表达了作者的深层思考，“一个家出现了怪胎，结果给该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一个行业、一个领域、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也出现了怪胎，那有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个思考是深沉而宏大的，在作者的思想意识里，“怪胎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也许将来还会有；不仅中国有，外国有，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有！”“生生不息，广有分布”，面对形形色色的“怪胎”，作者振聋发聩地发问：“怪胎是如何产生的？又怎样才能防止和避免怪胎的产生？若万一出现了怪胎，人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去解决呢？”问题的指向，如果仅仅只是指向生物界的“怪胎”，其影响或许还不足为虑，但如果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怪胎”的危害可能不仅仅是个体，而是所有的人与实体，甚至是与人类有关联的人与实体。

小说中的庄明道教授，是一个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学者，不仅有理论研究素养和专业研究能力，而且经历过“文革”的火热年代到“朱星寨”大队插队，“改革”年代以挂职副县长任职三河县，在一定程度上是三河县和朱星寨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庄教授的历史反思，代表的是小说作者夏春晓老师的历史反思，是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使命意识作家的社会担当和忧患意识。

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始终是一个多维度和多立场的难题。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认为：“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意即后人认识和了解历史，主要依赖于前人留下来的“文本”。但“历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需要阐释的空白点，那些文本的痕迹之所以能存在，实际上是人们有意识选择或保留的结果，可以说历史中仍然有虚构的元话语。”这段话的大意是，人们所知道的历史，并非历史现场，而是典籍和文献的文本记载，是修史者、记录者在权力运作与意识形态约束下的选择与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春晓老师的小说《怪胎》，是新历史意识下对“一甲子”时代历史的反思与解构，属于新历史小说的范畴。

新历史意识，是相对于传统历史意识的概念，与此对应的是“传统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是以传统历史意识为主旨的，强调正史的主导意识和政治符合性、方向约束性、舆论导向性，多选取重大历史事件、高大上英雄人物和宏大叙事；新历史小说，是作家基于自己的历史观，对历史的再认识和再思考，不同于一味向正史靠拢的“十七年文学”（1949-1966）“革命历史小说”，是作家以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体验、历史感悟和历史反思，以耳闻目睹、源自于民间的真实故事或轶闻趣事，经过加工、虚构等再创作而书写的带有民间色彩和人文温情的历史，其特点是远离上层、远离中心，更接地气，更为下层，甚至是接近边缘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底层老百姓更为熟悉、更易接受，是在尘土飞扬的民间具体生活情境中展开的，譬如家族变迁、婚姻悲剧、人生悲喜、爱恨情仇、天灾人祸、盛衰变易，譬如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微妙变化、琐事引起的轩然大波、乡村的生死仇恨，甚至琐碎如衣食住行的变化与体验……这些历史的碎片或琐碎的小事，替代了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新旧势力战争、政治的变化、王朝的盛衰、宫廷的内斗、官场的风云等等。

以新历史意识为旗帜的新历史小说，对于传统历史意识中“必然”“一元”“中心”论观点，提出挑战、质疑、颠覆，以“多元”“边缘”“可能”的视角解构历史，甚至提出“既然历史原本和现场无法还原，任何虚构和推测都有可能”。这种观点的极端，是脱离具体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治理模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一味从个人的意识、认识、体验、判断解构历史、推断历史、臆想历史，漠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治需求。所有的历史记载和文本，都有政治立场和观点的选择，新历史小说也不例外，都应在政治约束的范围内。

《怪胎》无疑是作者新历史意识的觉醒，小说没有史诗小说的宏大叙事，从最底层的平民视角解构“一甲子”时代，这种解构穿透了表面的一切闪耀与荣光，揭示了闪光面背后最为不堪与龌龊的一面，这种揭示不是浅表意识或归类意识的抹黑或质疑，而是一种正视历史糟粕或历史遗憾的历史回眸。之前与夏春晓老师闲聊中得知，他曾亲身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的“逃难”，也曾在农村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长职务，是火热年代特殊事件的亲历者，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诸多历史事件，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诸多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小说以平民的视角，还原了“文革”中朱星寨人朱国荣的“假红真黑”面目，以及其在“改革”年代适应“本本则”与“换规则”的发迹，使人们从其人生迹迹和种种迹迹中反思时代的“盲区”或“黑洞”，给社会和身在其中的人以某种警醒与启示。

　　二、小说以儒家文化视角审视前后三十年的社会思想与心理，是现代氛围中对传统文化再次反思

儒家文化的主旨是伦理道德与三纲五常，推崇的是“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核心是“礼”，礼即秩序、规则、等级、尊卑，一切都是有差别的。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朝，是程朱理学所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其所推崇的“礼制”思想，教化人要自律，克制自身的欲望，男人以“三纲五常”为行为标准，女人以“三从四德”为行为标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牢笼般的禁锢。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儒家文化是一种“彻底砸烂”与“完全抛弃”的态度，无论洗澡盆里的“儒家文化”好坏，不分精华与糟粕，一股脑地倒掉了。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放，以前的一些规则、秩序、纲常不复存在，人性中潜在的一些被儒家文化视作“恶”的念头被释放了出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又裹挟着工业文明中的诸多推崇人性自由与价值多元思想海啸般冲击着人们，如同刚从黑屋子走出的人，在刺眼的阳光下短暂失明，分不清善恶好坏，不由自主地投身其中，享受着应该不应该的一切。朱国荣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能考上“某体育学院”，说明其有一定的新事物接受力，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时代判断标准，其道德的沦丧和价值的扭曲，是前后三十年社会价值观、思想观和伦理观的缩影。小说中描写“朱国荣非常会演戏，又善于察言观色，投机钻营，是个典型的两面人，别看他表面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内心非常肮脏，尤其是男性荷尔蒙又分泌特别旺盛，见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动。”在“文革”那个火热年代，像朱国荣一样一面喊着革命口号，一面干着见不得人的事儿的不乏其人，但任由“荷尔蒙”四处挥洒的已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范畴，一定程度是法律缺失与“丑事不外露”思想的束缚。

小说中有一条暗存的儒家信条与伦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道德伦理束缚着包括沙苑人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在观察、评价他人的人品与事件的对错中，也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受到影响并以其为衡量的标杆。沙家女儿沙枣生出怪胎后，无论沙枣、石错生、沙老太、沙老汉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自己出了问题：“沙枣哭着对丈夫说：‘错生哥，我对不住你，给你生了个怪物娃！’”沙老太与沙老汉相互哀叹，“咱这辈子没亏过人吧？”“咱没亏过！”“那咱女子为啥生个怪物呢？”“这是命！”没有答案的时候，只有将一切归罪于“命”，或者抱怨“神不灵”。 小说中石错生与沙枣的第一次媾合，是一个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的暴雨天气，两个人在被村里人视作“神树”的老榆树的树洞里避雨时的激情结合，这种在神树洞中的“结合”，似乎也在暗示两人的冒犯之举，实则还是现实中无可奈何时的一种心理寄托。这些人物对话的潜意识里，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在乡村数千年的延续，一方面是佛教思想“三世轮回”与“因果报应”的反映。

作者借石错生的理性思考，寻找“怪胎”的根源，“他知道怪胎即畸形儿，知道生畸形儿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孕妇抽烟喝酒过度；二是女方在妊娠期间，因患病用药不当；再就是近亲结婚。”石错生认为最不可能的第三条，恰恰是儒家文化最不能容忍的违反“礼制”之举，正是这违反“礼制”之举，最终要了沙老太、沙老汉、沙枣的命，固然这一切的直接根源是朱国荣造的孽，但逼死沙家三口、导致沙家家破人亡的，除了朱国荣的丧尽天良、违反伦常，其背后的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学”思想残渣在乡村的舆论威力，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存在。另外的因素，是一股脑砸烂、抛弃儒家思想与文化后无所顾忌、无所适从，以及欲望过度释放对人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自我价值为上”“追求自由”等等价值观的侵入，在抛弃了儒家思想，新的思想没有建立起来的环境下，一切似乎都没有了顾忌，人性中恶的一面被释放，“经济价值”几乎取代了一切，“黑猫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价值推崇，短时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在发展经济中埋下了潜在的祸患，引起了价值观的无序与缺位。

从小说中““朱星寨”的村名，似乎也能嗅出不受儒家文化所容的味道，“朱星寨”的潜台词或许就是“猪腥在”，有牲畜一样的猪——朱国荣的存在，村庄在特殊时期始终飘着令人窒息的“猪腥”味，这种味道是朱国荣的味道，也是为朱国荣创造疯涨氛围的社会与环境。朱星寨及其周边的人深处这种令人窒息的恶臭环境，内心深处满是不屑与厌恶之情，人人心里都清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但是面对朱国荣之类的社会毒瘤，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击、清除手段，束手无策，大部分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蔓延：无论是朱国荣借助“反右”诬告了夏原县金堤高级小学的校长，堂而皇之地当起校长，以校长身份强奸了小学六年级的金凤；还是朱国荣在特殊年代当了“朱星寨造反派总司令”恩将仇报，“他先把高文山打成走本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他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还拳脚相加，随后又罚他戴上白袖章，义务打扫公共厕所、扫大街……”朱国荣之所以第一个斗“恩人”高文山，“一是高文山没给他第二次机会，撤了他的职，开除了他；二是高文山挡了他的路。”至于之后以“互相帮忙”为由强奸安徽来的红卫兵学生石蕾、以“割生产队苜蓿”要挟多次强奸二嫚致其疯、趁温丽华妹妹患血癌急需救命钱之困迫使就范，更使人感到人间地狱的存在……而这一切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逆来顺受”“纲常思想”枷锁对人的有形无形的束缚，明知是恶，任其存在，明知是魔，任其蔓延，只是祈求着“神灵”前来伏魔，而不是自发的主动阻止和改变这一切。

儒家信条在小说《怪胎》人物言行与思想中体现，可从金凤的父亲和刘红英的母亲“面对朱国荣对女儿的强奸”如出一辙的态度可窥一斑——“即靠上了有本事的朱国荣，是女儿和家庭的福气”。这种思想，来自于儒家文化与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定位，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附思想，始终把女人当作男人的附属品，而不是当作活生生的人看待。

金凤的父亲“早年在城里商号，跟人学过‘相公’（学徒），染了一身善于察言观色、曲意逢迎、拍马谄媚的毛病！还长了一双势利眼，一贯爱瞅红灭黑”，其把女儿金凤当作可以牟利的货物，认为女儿傍上了金堤高级小学校长朱国荣，就如同攀上了皇亲国戚。“靠利益捆绑的婚姻长久不了”，随着“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朱国荣沦落为普通社员（农民），因暴打故意找茬的岳父离了婚。

刘红英的“母亲五十出头，旧社会给地主当过丫环”“生性眼角小，爱占小便宜”“家里有个智商不全的哥哥”“刘红英的父亲死得早，剩下一家三口，生活极其困难”，或许是生活所迫，或许是爱占小便宜的天性，或许兼而有之，得知女儿被村里面粉厂厂长朱国荣强奸后，刘红英母亲没有说朱国荣的任何不是，而是“心平气和地劝导着：‘你还小，不懂事，听妈的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没文化，国荣可是上过大学的人，还当着厂长，你若是嫁了他，往后有你享的福哩。’”如果单从物质层面地享受分析，刘红英得到了应该享受的，但人不仅仅需要物质，还需要基本的尊重、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刘红英最终因精神空虚、生理需求极度饥渴、得不到丈夫应有的基本尊重，选择了自杀。

金凤父亲和刘红英母亲如出一辙的“婚姻观”，源自于其“早年在城里商号里当学徒”的“商业换规”意识，源自于“旧社会给地主当过丫环”所受的““主奴关系”印记，是将女儿当作私产、将女人物化、奴化现实反应，也是儒家文化里纲常思想和奴化意识的残余思想，在他们的意识里，女人只有依附于有钱有势的男人，就是幸福的一切，就是他们的面子与荣耀，而女儿作为人的生理、心理与精神需求，都可以忽略不计。

小说中的儒家文化在乡村的体现还有四处：

一是金堤村、朱星寨，甚至三河县、西都人评价人与事的言谈中，都有浓浓的纲常、阶层观念，都有安于现状、不求突破的潜意识；

二是诸如军属张忠和、张二婶、高文山、赵国胜的言行和处事，都有着儒家文化里仁义智信、忍辱负重；

三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子孙会打洞”的宿命思想，朱国荣的父亲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朱国良的母亲是个“富家小姐，知书达理，为人诚厚善良”，朱国良“十六岁考入三河师范”，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到成都任行政官员”，二儿子朱国荣的母亲是个风尘女子，是朱国荣的父亲朱天启“在西都当少爷时，于青楼勾栏所识”，朱国荣虽“有幸考入某体育学院”，但因“入学第二年，就和一名叫萧姗的同学谈起了恋爱，还搞大了女方的肚子，严重违反校规校纪，被勒令退学”，再后来的更是无恶不作；

四是温丽华成为杀人犯，是孙绍明意识里的儒家“贞节观”，认为温丽华结婚前失去了贞洁，是一个不洁的女人，于是近乎变态的折磨温丽华，导致温丽华不堪折磨趁孙绍明熟睡之际“抄起那把劈柴的斧头，劈开了他的脑袋”，而孙绍明“之所以一见面就像中了”温丽华，“盖因”温丽华和他的初恋女友石蕾“长得太像太像了”，孙绍明追寻的是梦中的“初恋”，却因过度的“贞节观”丧了命。

　　三、小说以乡土文化视角书写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是新乡土文学的突破与嬗变

乡土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血缘关系与宗族制度，是植根于特定地域、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化形态，既包括物质的文化元素，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元素，以及乡则民约、宗族制度等等，是在尘土飞扬中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文化，既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又有道家的旷达不羁与道法自然，还有佛家的与人为善与因果报应。

乡土文学，无疑是彰显乡土文化的文学类型，其源于鲁迅先生以 1919 年回乡经历所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故乡》，以“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为结构，刻画了闰土、杨二嫂等典型人物，揭示了乡村的衰败、凋敝与人情的隔膜、人性的异化。后来鲁迅先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首次提出“乡土文学的乡土气息与地域特色二要素”，之后各个时期的论述虽角度不同，但“地域”与“乡土”是不变的标签。

当代乡土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政治需求、文艺思想和时代导向的影响，写作的侧重点、写作手法不同，表达的价值、思想观念差异很大。

新中国乡土文学的起步，始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主张——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在此文学主张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成名的作家大多被边缘化，来自于解放区或亲历了新中国革命历史的“革命作家”绽露头角，书写工农兵形象、革命英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新农村建设题材成为主导，作品的突出特点是与革命观契合，为主流意识发声，甚至是阐释政治主张。“文革”后，文学从单纯的政治服务中解放出来，1979 年邓小平在给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人物，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则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文学艺术被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之后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繁荣，书写小人物在历次运动中的命运、书写“文革”中遭遇、书写知青岁月成为一时的潮流。改革开放后，文学艺术也随之获得更大的创作空间，1984 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解放思想，深入生活，保证创作自由与‘双百’方针”“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的文学主张，文学创作获得空前的宽松环境与自由氛围，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思想也随着开放潮水般涌向国内，一时间良莠难辨、香臭不分，引起争鸣的作品层出不穷，书写农村土地承包制带来的思想观念矛盾、进城农民工遭遇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城镇化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的颓废、黄赌毒卖淫嫖娼的沉渣泛起与传统儒家观念的冲突……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思想、观念、价值、治理矛盾与冲突，以及官场、官员、腐败，成为作家思考与展现的主题。

陕西是乡土文学的重镇，有一批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家和作品，比如“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乡村革命”的柳青《创业史》、王汶石《黑凤》《春节前后》《卖菜者》；书写“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民进城矛盾”的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废都》《白夜》《土门》；以“新历史观视角书写陕西乡村嬗变史”的陈忠实《白鹿原》《梆子老太》《四妹子》、冯积岐《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遍地温柔》、高建群《最后一个奴奴》《最后的民间》、叶广岑《青木川》，书写“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颓靡”的贾平凹《高老庄》《秦腔》《高兴》、方英文《后花园》、马玉琛《金石记》……在这些作家作品中，路遥被作为书写陕北乡土文化作品的代表，陈忠实被作为书写关中乡土文化作品的代表，贾平凹被作为书写陕南乡土文化作品的代表。

夏春晓老师在小说《怪胎》的书写中，潜意识里受到陕西浓郁乡土文学的影响，无论是小说中描写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邻里关系，还是价值体系、舆论导向、思想意识、人性异化……都有关中东府乡土文化的影子，比如文章开始的“沙老太问神婆子”，“神婆子”只是“沙窝窝深处”一个年届古稀之年的老太婆，“双目失明，耳聋声哑”，命运多舛——“十六岁出嫁，过门后三年，生下一男一女，相继夭折，从此一病不起”，五十岁左右夜梦“黄巾力士”成神，“沉疴顿愈，体健如常人：双目能视，双耳能听，言语朗朗”“能知过往之旧事，能卜未来之吉凶”，问题是传得神乎其神的“神婆子”，竟然没有卜出“沙家要生怪胎”，这种民间占卜文化，是农耕文明下民智不济的存在；还有诸如小说中对村口神树老榆树的描写、丧葬礼仪文化的描写、朱星寨乡风民俗的描写、农作物的描写、“文革”特色语言的描写、不同季节风物的描写、村容村貌、民居布局的描写、人物服饰的描写、方言俚语的引用……乡土文学中的地域文化，核心是地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不仅影响着作家的审美趣味、思想观念，也影响着作家的表达：一是时代语境下的写作方式与书写对象的选择，二是以何种立场、何种姿态面对书写对象；三是以什么样的语言艺术书写人物。

除了地域文化选择和视角，乡土文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乡土文化，其核心是农耕文明或农业文明，是一种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文化形态，小说《怪胎》中对于参加过革命的老村长高文山、务瓜能手赵国胜、瓜农孙有庆的描写，都渗透着对于“安守本分”“安于现状”“与人为善”“紧跟上级形势”“与社员同甘共苦”“忍辱负重”“自给自足”等等品质的赞许，对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起来的朱国荣及其追随者“四大金刚”吴用、齐彪、李豹和窦尔墩是毫不留情的鞭挞与厌恶，对于为朱国荣提供经济支持和身份支持的潘更朝、曾做过侵华日军翻译官（汉奸）的潘建业在改革开放后“身份的变化”和受到的尊荣，内心是难以接受的不解和疑问。改革开放了，时代变了，价值标准也变了，曾经被划为“文革”中“三种人”，因“贪污数额巨大”“有玩弄猥亵、奸污妇女之恶行”“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被“判刑三年，锒铛入狱”的劳改犯，成为了县上“四套班子”座上宾、靠贿赂官员获得煤矿开采权、四处招摇的“企业家”“慈善家”，这种变化不能不让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深受乡土文化教育的人迷惘与不解，更有甚者，曾经是侵华日军翻译的潘建业，以“川田建郎”的身份，获得了官方贵宾般的尊敬，曾经的“坏人”成了“企业家”，曾经的“汉奸”成了“贵宾”，此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变化，是价值观的变化，也是政治风向的变化，但崇奉朴素乡土文化的人，完全接受这种变化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黑白”“是非”“好恶”标准的彻底颠覆。

《怪胎》所表现的思想价值，是新历史视角与儒家文化、乡土文化视角下关中东府前后三十年的时代解构。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夏春晓老师的小说《怪胎》，正是从普通老百姓视角，对这一论断的艺术反思与解构，无论是改革前的朱国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朱国荣，其道德与人性的沦丧，都是难以掩盖的。“文革”最初意图以温和的方式改变社会，荡涤偏离或不符合当时政治需求的“异化思想”，却以武斗的形式制造了“十年动乱”；“改革”意图以思想解放和西方模式推动经济发展，却在泥沙俱下中抛弃或污染了原有的文化与信仰，被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占据了灵魂。

朱国荣是前后三十年的一个时代标本，在其身上，既有“某体育学院”劝退生的的思想觉醒、自我判断与发展能力，又有欲望的过度宣泄、野蛮发展与道德沦丧，这几乎是改革开放后为数不少企业家走过的道路，早期的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围标串标、掠夺资源、大肆贷款、违法乱纪、贿赂官员，以血淋淋的方式实现原始积累，又以伪善慈善家的面目捐资助学、扶贫帮困、募捐赈灾……这是一个时代的困境，“价值观的颠覆”“发展中的原罪”“伦理道德的沦丧”“信仰的危机与缺失”“人性的泯灭”“乡村的颓废与凋敝”“城市的扩张无度与嗜血”“人心的离散与人情的漠然”“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社会危机”“治理模式面临的新危机”……

小说中的石蕾，固然令人可怜、同情与惋惜，但也不能否认是她自己在火热的年代迷失了自己，在朱国荣给她营造的“党代表”虚妄与虚荣中，不辨真假、善恶、红黑，迷惑于表像的虚躁与光环，将自己送上了人生的祭台。作者借用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中第三天第十个故事，哀叹石蕾如同可怜又无知的阿莉白，以为自己为上帝将魔鬼打入了地狱，实质被比魔鬼还坏的修士鲁斯蒂科诱导失去了自我的贞洁，朱国荣也是以自己主任、造反司令的名义，以“革命”的幌子，欺骗而占有了石蕾。

《怪胎》所解构的时代，是受儒家文化与乡土文化浸淫，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国内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碰撞，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中的时代投影，以及在亲历者意识里的镜像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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