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王朝体系下的忠臣样板（七）

吃牛的草

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如此不同。

当然，历史不会重复，相似只是似曾相识，不同已是如此这般。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此时，距庆历新政，已过去二十六年，或者说，刚刚过去二十六年。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影响更深更远，至少从变法持续的时间上来说是这样子的。

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宋神宗一屁股坐在龙椅上，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国库的钱已入不敷出，不够用了！

对于王朝而言，钱不够从来都是大问题。如果说宋仁宗庆历新政时钱不够用，还有战事军费耗资巨大的因素，但此时王朝并没有大规模战事，在这样的情况下，钱不够用，直面的问题就是，整个财政收入不够维持王朝正常运转的各项支出。而这个问题衍伸开来，就是王朝整个体系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一直无法解决，那必将导致更大的问题：王朝的崩溃。

是的，当家才知油米贵，宋神宗急了。这位当家才刚刚二十岁的王朝君主，正当年轻气盛。年轻人总是敢作敢为，尽管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还不久远，但毕竟是前朝往事俱往矣，于是，年轻的皇帝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对王朝进行一次大手术：改革。

改法变制，革新除弊。爷爷辈宋仁宗失败了，并不代表孙子我就会失败。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当然，要这么做，除了有敢想敢做的魄力还要有实打实的权力。而王朝的体制决定，非特殊时期，年过二十的君主基本能掌握绝对的权力。可以想象，在决定改革的决择时节，已经拥有绝对权力的宋神宗，自然也会想起爷爷辈宋仁宗庆历新政失败的往事，也会通过其中一些存留于档案或人脑的细节真实反思其中成败的教训，但最终，年轻人身上那种向上向前的血气必将战胜或将失败的恐惧。

如同宋仁宗选择范仲淹，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都是当时名重一时，一等一的能臣。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范仲淹是北宋第一名臣的话，那王安石排第二，亦是不作第二人想。甚至，有点委屈了。当然，不同于范仲淹强大的认同感，王安石是个争议人物。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坐上了当年庆历新政时范仲淹的位置，并于次年拜相，官职更高于范仲淹，这一切，都是宋神宗为了让王安石主持变法。

王安石不仅文章写的好，唐宋排名进前八，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很高。不同于年轻皇帝的心血来潮，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十余年前1058年（嘉佑三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时，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症结所在，并开出自己所谓的药方，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当然，已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对普通人用以励志可以，但对皇帝通常而言只有一次。小人可以反复，比大人还大的皇帝自然是说一不二的。

王安石只有等待。不得不说，王安石是一个善于等待的人。在等待的过程中，王安石表现出了无意功名，不求仕途的高姿态。而这样的姿态，为王安石获得了更大的名利。 在王朝传统人生价值审美上，抵制本身欲望诉求的行为会得到相对比例的道德赞誉获得，你抵制的愈大，道德赞誉获得愈大，而这种道德赞誉的获得，在合适的时候，又可转而兑换成更大的现实欲望诉求。对于王安石这种一心想做大事的人杰而言，在王朝体制中，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通过抵制本身欲望诉求提升自己社会名望无疑也是最有效率的时间折成之一。

之前，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北宋实行州、县二级制，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兼纪委书记），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而王安石却已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他为谏官，王安石则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官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大儒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可以说，在王安石仕途刚起步出任地方官的前期政治生涯中，其淡泊名利的秉性作派，反而成了其仕途上进的润滑剂。这种有意思的用人导向，也是北宋名臣清流得以辈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王安石改革想法没被王朝最高层采纳而受到挫折后，王安石更是把淡泊名利做到一个极致。而事实证明，王安石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实效。说不要不要的，偏偏有人硬着要你。结果，王朝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最后考虑再三，决定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面对这样一件文人干活干文活的事，王安石也是辞谢多次才予以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这个职务王安石一接受，好吧，结果很多人心脏表示接受不了，士大夫们纷纷奔走相告，这真是和谐盛世哪，王安石也愿意到一线当官了。

当然，王安石志不会至此。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王安石知道，多病孱弱的宋英宗还不是自己等待的那个人。或者说，他还要再看看，再等等。只是，会不会等闲了白头，空悲切呢？

然而，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治平四年，这一年，王安石47岁，王安石等待改革机会，已等了近十年。这一年，王安石首先等来的是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的消息，王朝接班人的更替，对王朝的臣民来说，那无疑是最重磅的消息之一。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对于王朝的大臣来说，更是影响着自己的仕途命运。很快，王安石就接到王朝发来的诏令，自己被任命为江宁知府，还没来得及做出是否就任的决定，又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到皇帝身边去，到年轻刚上位的皇帝身边去。王安石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要来了。这一次，王安石没有犹豫，火速来到年轻皇帝的身边。

一个是想改革的君王，一个是想改革想了很久的大臣。这么两个人凑在一起，自然，你懂的。当然，或许有人会问，朝廷这么多重臣就近在眼前，宋神宗为啥要找远在天边的王安石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这些从仁宗英宗时代过来的重臣们，不想改革。而其中最为的典型的，就有富弼。

经历了庆历新政后，这位曾经改革派的核心之一，已成保守派的代表。二十多过去了，富弼已经相信了这样的相信，一个王朝的宿命是无法人为去扭转改变的。王朝的大臣只要忠心耿耿，把该办的事情办好就可以了。

也正是秉承这样的忠心，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被诏令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官职）、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也就是在十多年前，富弼已位极人臣，做到了宰相的位置。恰好，也是庆历新政失败十多年后。

一个人，会慢慢变成自己年轻时曾经反对的那个人。有时，哪怕是王朝的重臣，也不例外。此时的富弼，与多年前庆历新政时的章得象，很像。

于是，在改革前夕，就治国之道，宋神宗询问这位王朝的重臣的意见，富弼答道：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宋神宗沉默不语。两人就那么僵持的，直到日影西斜富弼才告退。

可以说，这不是宋神宗想要的答案。宋神宗要的答案是改革，而不是守成。于是，见面成了尴尬。当然，也就更加确定了宋神宗使用王安石的决心。

而之后，两人还有一次更尴尬的会面。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实施变法决心已下。由于与王安石不合，富弼多次上章称病告退。宋神宗问，“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宋神宗沉默不语，很久了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

最终，富弼被授职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任亳州。职级还是宰相级别，但实职却又从中央到了地方。

此前，是因为支持改革，富弼从中央到了地方，现在，是因为反对改革，富弼又从中央到了地方。轮回，皆有荒谬之处。

譬如，一开始，没有人能抵挡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如同，也没有人能抵挡宋仁宗曾经改革的决心。只是，富弼曾经是冲在前面的，而如今富弼挡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