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之启蒙教育

余建雄（旋辉）

父亲对我的文学启蒙教育，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父亲的性格鲜明而独特，他冲动且争强好胜，总是抱打不平；同时，他又能屈能伸，量力而行。他热爱写日记，喜欢文学，也爱写报道，还钟情于体育运动，常打乒乓球。这些爱好，我或多或少地遗传或继承了下来。

听父亲说，四十年代之前，我太爷在怀城开杂货铺和蒸酒卖，家境还算富裕，因此父亲小时候能上学读书，虽只读到五年级，但也算是有点学识的人。解放初，15岁父亲参加土改队，1953年因“征购余粮”工作得罪了不少亲戚，乡政府负责人体谅他的困境，主动向上级领导推荐他，之后，我父亲被调入县城怀集花纱布公司，给南下干部赵金山经理做勤务兵，从此转变了一个农村少年的命运，踏上当干部之路。

　　在我读书的岁月里，父亲并未在文化课上给予我太多指导，但在人情世故和历史故事方面，他却讲了许多。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父亲在家用毛笔写了一首藏头词，以悼念总理：

周老忠贞为国酬

恩德美名播千秋

来涵传电不断绝

同表哀思与离愁

志宇轩昂品格高

永世长存万古流

垂名扬誉英灵在

不负总理凌云志

朽木蓬春盛九洲

客厅挂着周总理的遗像，悼念诗词就贴在遗像下。读着父亲的诗词，我深感他的文采犀利，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高大。于是，我邀请几个同班同学到家，向他们介绍父亲的悼念诗词。

父亲告诉我们，他是1956年从怀城调到梁村工作后，开始订阅《萌芽》杂志，阅读巴金的《雾》《雨》《电》以及《家》《春》《秋》，从而接触文学。在乡镇工作时，夜晚无事，他便看书学习。他经历了“肃反”、“整顿”、“四清”、“文革”、“工宣队”等历史时期，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因此，他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写悼词时能够有感而发。

1976年秋，我上山下乡务农，尽管工作辛苦劳累，但我仍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写作。1977年初夏，我完成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喜悦之夜》，它的第一个读者便是我父亲。那时，父亲帮我修改了几个错别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知青场双夏工作结束后，我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夏收》，中秋节回家时拿给父亲看，他仍是第一个读者。这次，他指出并修改了小说中的一些语法错误和形容词的不当使用。虽然父亲只有五年级的文凭，但他的工作学习经历丰富，见识广博。因此，父亲成为了我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1981年，我和几个场友重回知青场后，我写了一篇散文《毛稔》，记录我们重回知青场的感受，这篇文章发表在《封开文艺》1982年第一期。那时，父亲是港务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还是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他鼓励我多学习、多创作。当年，《封开文艺》第三期又发表了我去武汉龟山旅游的散文《啊！绿色》。我都会拿给父亲看，父亲开心赞扬，并将他在六十年代用电影片名写的小故事给我看，让我结合新时代要求重新编写。一年后，我以200部故事片片名串连编写成一个恋爱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1983年县团委、文化馆在江口影剧院举办“五.四”文艺晚会节目比赛，我代表医药公司团支部参加表演，讲的故事就是《张铁匠的罗曼史》。表演效果不错，收获三等奖，评委委员《封开文艺》主编李尚拔把它收录入《封开文艺》1983年第三期发表了。

随着我的文学作品从手写原稿纸变成正楷铅字印刷成书出版，我心中涌起莫名的成就感，这为我增添了文学创作的动力和信心。于是，那几年的业余时间，我都投身于文学创作。通过文化馆众多老师指导，文学创作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我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给自己带来了无限乐趣，也提升了我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在工作中也受益匪浅。

回想过去，在这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我想对在天堂的父亲说：谢谢您，父亲！谢谢您给我带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