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山高级中學】昙花般开放的历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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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中的早期文革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达，文革开始了。一个月后的6月15日晚上，在乐山城里公园中的灯光球场，召开了开展“乐山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文革之火在乐山就正式燃起。

文化机构及学校是主战场，地委向我校等直属中学纷份派出了工作组，派到乐高的是以郭亨利为组长的工作组。随着是开会、动员、学习、讨论、揭发、批判、检查。大字报、小字报顿时布满了校园楼房墙壁及道路两侧，运动一时热火朝天，老师们陷入人人自危的局面。

而舞文弄墨的语文教研组无疑成了一个主攻点。

从1955年到1965年的这几年中，乐山高级中学语文组的教师变动是很大的。凭记忆所及如下:

苏庆湘：解放前曾任中学校长，解放初任职于眉山地区行署文教科。1955年就由青神中学调来我校。“文化大革命”中苦受审查追逼，无以自明，自杀未遂。1971年退休。

余继泰：解放前即任教于中学，1955年由犍为中学调来乐山高级中学，1957年打成右派，愤而自杀。

刘奉麟：1955年由眉山中学调来，任教研组长。因涉嫌与女生讲恋爱，被斗，降薪，免去教研组长，1961年患肺癌，不治而逝。

贺宗循：1955年自五通桥中学调来。1957年接替刘奉麟任教研组长。“文革”后期校招生后，他猥亵女生，免教研组长，降薪，调马踏中学。

万天星：1955年自乐山三中调来。肃反后调走，原因不明。

周纯智：1955年大学毕业调来，肃反中成为肃反对象，又因“莫须有”，调去青神中学。

杨志哉：1955年自青神中学调来，入党、评先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调地区文化局任领导。

吴慕唐：解放前曾任推事(相当于县长)。1957年秋，随乐山四中的高中班并入本校而调来。但已被打成右派，随即送去走马坪劳改，不久劳瘁而死。

胡道一：解放前任教中学。解放初曾任乐山师范校长，后调省教厅，于1958年调来乐高。

夏登涌：1959年大学毕业后调来，不久调去沐川。

罗守新：大学毕业调来，曾任65级1班主任，不久调乐山三中。

刘承泰：调来后不久调五通。

吴家祯：解放前于夹江任小学校长，后来到乐山师范教语文，大跃进后调来我校，后调眉山农校。

傅应奎：由乐师（？）调来，不久，调回乐师。

王树功：解放后任教夹江甘小教导主任，复读川师毕业后调来我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办，调回夹江。

杨昌俊：为了充实教育战线，1959年（？）由夹江商业局调来，1964年调回原单位。

黎玉冰：解放后任夹江甘小校长，后于乐山任教中学，1964年由乐师调来。“文化大革命”中本校停办，调回夹江。

陈万睦：先执教于乐山三中，后调乐山大学。乐山大学停办，由乐大调来。

张光金：大学毕业分来。“文革”中调回遵义。

刘贤普：大学毕业分来，不久，调乐山四中。

我则于1955年学校创办之初，由夹江中学调来，直至“文化大革命”，直至学校宣布停办。

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揭批运动中揭露岀来的材料，再学习批邓柘、廖沫沙、李伏伽等文章的逻辑与方式，语文研教研组那几个人问题已“昭然若揭”了。

第一个、胡道一写的两首咏物:“火柴”、“墨水瓶”两首四言绝句成了“罪证”遭批！ 胡道一，犍为人，是勤苦读书而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他比我年长。解放前他即执教于中学，还作过省乐中的训育主任。解放后又作过乐山师范校长。后调省教育厅工作，一九五八年调来乐山高级中学执教语文。他长于古文学、善诗文，一手好书法。他好饮酒，但家累重，从不和我们一道出入于茶馆酒肆。教学中和各种学习会上，他都严谨自束，拘于言行，不惮于自我贬贵。我知道，他也是钢丝绳上走过来的，和我一样，深惧跌落。

在批斗会上，胡当然否认对他的指责，只说他是在学习写咏物的诗，只求能状其形，别无他意。他认为“诗无达诂”，大家错误地理解他的意思了。我想，即使胡老师是在借咏物以抒如上所说之情，他敢承认吗？在那样的时代，那是要命的呀！

第二个，黎玉冰在一次乐山语文中心教研组举办的教学观摩会上，讲贾谊的【过秦论】。课中表达了: 秦始皇以暴力得天下，又以暴力治天下，仁义不施，终至于亡。这本身就是贾谊论证【过秦论】一课的中心思想，也是选编教材者的初心，与黎玉冰有何关系？ 但在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伟人”面前，却犯了大忌！ 同样【十批判书】的作者～一代“马列史学家”大文豪郭沫若也犯了大忌、为此声称要将自己一生写的书付之一炬，何况你黎玉冰！看来与“伟人”同代，是要额外买单的。

第三个，年轻语文教师陈万睦又任66级4班班主任，为活跃班上的语文纷围，办起了班刋【浪花】，并在【浪花】上发表杂文“乌鸦”一篇。揭批运动一来，人们翻箱倒柜查出了此篇如同【三家村夜话】同样的风格的讽刺杂文，乐高美丽校园中这位年轻、风流倜傥的陈万睦老师不幸掉入了自挖的陷井，这如同黄泥巴落入裤裆，说不清了…。

一方面揭、批查现行，另一方面不忘历史～又轻车熟道查教师档案，把陈代珉， 钟秉孝等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又再次拿下。老师中有问题人员大致有普了，却忘记了“5.16通知”中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高考延期半年，教学活动短时期看来无法开展，教师当然继读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学生呐？ 于是66级毕业生1分为3，一部份留校参加文革，一部份参加农村社教，一部份回家。 67级、68级留少量同学参加学校文革外，其余回家了。 于是在66年夏天，在地委指示下: 乐山高级中学、乐山一中、乐山师范、乐山卫校、乐山行政学校、乐山四中等中等学校全体教职工，集中于乐山一中学习～后来有人将这说成是集中营，我没有进过集中营，当然无从比较，然而人们被控制起来，在严峻的斗争中，在危惧压抑下过日子，不知道将是什么后果，也就无怪要感到是进集中营了。就我来说，一开始我觉得还没有肃反时的紧张，虽然没有什么“五人小组”，但留校参加文革的部份学生与教师同住一起，负责看管着老师的安全: 列为“三、四类”的老师，一律将自己裤腰带交给学生保管，以防寻短见，需要外出时再向学生要回。表面上压力不那么大，但逐渐比肃反显得更猛烈。

党组织与工作组，已按情况（他们所掌握的）将教职工分为1、2、3、4类了。住寝室都要安排好。1、2类睡下铺和门口的铺位，便于监控3、4类，3、4类睡上铺和靠内的铺位，处于1、2类监控之中，免出意外。当时胡道一、钟秉孝、陈代珉和陈万睦，听说已定为四类，实际上已被控制起来。其他类别没有公布，黎玉冰、苏吉康为三类，我估计自己也属3类，随时就会踢到4类。不是吗？我睡的是中间靠里的上铺。

仍然是一系列地认真学习文件，深入地讨论政策，深入揭发问题，严厉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言行。接着满校园的大字报专栏显示揪出了无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

这些大字报专栏是怎样产生的呢？首先是对那些重点对象（4类分子）出专栏。要造成声势，专栏就得像个专栏，大字报要多，揭得要深，批得要猛。这就得动员“群众”来写大字报。我还算“群众”，当然得写大字报，这是立场与态度的问题呀，怎能不写，怎能少写？可是写什么呢？不几天前，大家不都是一样的“同志”吗？才共同工作，互相信任，忽然要去指责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话从何说起呀？但还得写！好在领导小组要抛出一些“档案材料”，这是重炮弹。我们就接着这炮弹向“三反分子”猛投过去。再就是去看已经写出的大字报，加点分析之类，重新“出版”，也就是我的大字报，作为炮弹，向“三反分子”投去。

1966年的夏天，老师们尤其是那些划入四类三类的人过得提心吊胆，渡日如年、人生太难了！

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几干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天才”。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集一身的“伟人”。他总是“高瞻远瞩”为中国、为世界指方向，指路线的人。“伟人”是不会被事务羁绊、所有具体事宜均由他的下面人为之。

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是由毛提出，刘邓是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人，于是派出各类工作组实现对文革的领导，毛当时也没有提出异义。谁知到了1966年8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指出派出的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文革运动。全国工作组撒出，学校文化大革命处于真空状态，原工作组培植校文革筹委会一仆人，与刚从农村“四清”撒回来的学生这一仆人因各自的信息渠道不同，观点渐行渐远，逐渐形成了两派。

而先前被控制的“"3、4类”教师没人管了，与“1、2类”老师一样，出现了难得的自己管理自己的悠闲日子。

乐山高级中学【红旗战团】成立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语重心长的教导”，是那一代人投身文革的初衷。

我是66级1班、下乡铜茨公社参加“四清”的队员，当工作组奉命撤出铜茨回乐山被解散、回到母校～时间是8~9月之交，当时由工作组操办的校文革筹委会虽已成立、以郭亨利为组长的工作组虽还未撤，其影响已日渐式微了。

没有党支部与工作组文革如何进行呢？我、当年还在“四圣公”读小学时(三年级全校搬迁新建的土桥街小学)，是校门右侧、较场坝街与盐关街十字口街沿的一个报拦让我养成了每日在此认字读报的习惯，十多年的积累对“政治”相当敏感了。人民日報社论及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讲话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66级3班徐文基也是下乡福禄参加“四清运动”的队员，他有一表哥在科技大学、我有一邻居学长在北航，北京邮来的传单源源不断。我们彼此交换信息观点也互相一致：即造反的观点。

随着北京学生运动的浪潮向全国波及，1966年八月，重庆大学的“8.15”事件与四川大学的“8.26”事件是四川文革的转拆与标志，成都、重庆及峨眉的唐山铁道学院等大学生们又掀起第二波造反浪潮。这对专县中学生的影响可谓巨大！从乐山合干校的峨眉班传来唐院造反的消息，于是全校同学在张凯带领下去峨眉唐院串联，回乐山后几乎全校同学造反，为乐山中学生文革造反之先。

约9月初唐山铁道学院、成都工学院学生入驻玉堂街招待所，刷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委！”的大标语，来乐山煽风点火。乐山中学生纷纷前往唐、工二院驻地串联，我也在其中之列。工学院有一个个子不高穿着朴素戴眼镜的女生姓曹，我们常与她接触、喊她曹大学。一到傍晚保省地委的人便围住唐、工两院的学生辩论，他们依人多势壮使辩论变成了大轰大嗡地围攻。打抱不平的人又与保派辩论起来。双方群情亢奋血脉偾张，辩到深夜意味犹尽；伴着那玉堂街、土桥街、东大街两边大字报栏彻夜不灭的灯光、与川流不息观报的人流，1966年乐山城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个不眠之夜。唐工两院学生在乐山的扇风点火，使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变成了造反派。

唐先龙、闫素材是我校留校参加文革的67级同学。唐先龙被安插在打成三、四类的老师中、并住在一起以便监视。到了晚上睡觉要将他们的裤腰带全部收缴、以防寻短见。上厕所或外出时再要回裤腰带。唐的内心遵从了常识与良知，同情他们且尽力宽慰这些老师。苏吉康主任就是其之一。老师自杀事件终未在我校发生、直至整个文革。当时适逢川大“8.26事件”发生，唐、闫二人去成都调查眼界观点大变，随后又去北京接受毛9月15日的检阅，回校后成立“9.15战斗队”造反了。

同时我与徐文基也打出了“天安门”战斗队、造反了。这是我校最早的两只造反派组织，支持响应者众多。61班我带头，李光华、丁贵华等响应，造反派占尤势。63班徐文基带头，陈玉清、郑贵云支持，造反派占上风。74班唐先龙、闫素彩带头，李德康、李福民、张银贵支持，造反派占尤势。其他班造反派力量星星点点，68级楊世琪、周国维、张凤群是造反的活跃人物。从而在乐山高级中学形成了与校文革筹委不同观点的两派。曾经，在学校大礼堂两派为“川大8.26事件”展开过一场辩论。支持川大8.26战团的丁贵华、杨胜奎等上台，均以“不忙啦，我来说两句”为开启语；对方的时新荣也上台发言一通，不知所云。双方辩论水平均不敢恭维，但都有君子风度。

大约在9月下旬天上午，由合干校张凯、陈善民承头，乐高有我、唐先龙、徐文基；一中有罗德祥、杨敏政；还有草堂等中学学生在合干校碰头商量成立一个中学生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后定名“乐山中等学校造反联络总部”、地点设在合干校、张凯为召集人。此乃《红色造反兵团》的前身。那天午饭是在合干校吃的，比我们普通中学好多了！

约9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全国大中学中选举师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与中央检阅: 学生按10:1；教师按100:1比例，民主选举。我、徐文基、李德康、丁贵华、李福民、张银贵六人为选出的高级中学造反派代表。因唐、工两院大学生的煽风点火下，乐山文革已热闹起来。但对刚经历过工作组领导的恐怖文革的教师，都心有余悸保持缄默。草堂民中的年轻老师地主出身的赖奇龙却是一个另类，写出多篇要“保卫县(草中属县管)、地委”的大字報。此次竟“民主选举”为教师赴京代表！引起了中学生造反派的怀疑与不满: 一定是保皇有功！《造反联络总部》串联各中学造反派坚决反对。

“血统论、自来红”是红二代的发明，是皇权论的老调新弹: 是一批人想永坐、永享江山。由此提出的“红五类、麻五类、黑五类”一直左右着文革。此时我们采取实用主义以血统论的掍子打在赖先生身上，我与徐文基写出了“不准让地主的狗崽子赖奇龙赴京”为标题的大字報。言不由衷地说: 因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赖赴京会阶级報复危及毛与中央的安全。并警告由此引起的后果由相关人负责。大字报用两张淡紫色的道林纸写成，落款: 乐山高级中学《天安门战斗队》。张贴在百货公司转角斜面墙上，很醒目。恰遇小学同年级乐一中的谢子嵩等正往百货公司墙上贴“炮轰乐山地委”的大标语。

赖不服又贴大字报声称“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这激起了乐山中学生造反派的愤怒，于是几百名学生一傍晚湧进草堂中学找赖辩论，赖终于软了。当晚下起大雨，几百名学生冒雨回家。有关部门怕引起乱子，取消了赖的赴京代表资格。赖从此厄运连连，饱尝文革苦果。

10月16日，乐山赴京代表启程乘汽车去夾江再转乘火车专列进京。已商量好了的我们一上火车便自选了一个6人座位坐在一起。这惊动了我校其他代表，受大学哥、姐影响早有造反打算的李清贵、范云辉二人终下决心、与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扩大成了8人。10月18日下午列车进京，我们远眺卢沟桥、穿过丰台站、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到先农坛体育场集合侯公共汽车。上车时天色渐暗，我们越过华灯初放的天安门广场、目睹了金碧輝煌的天安门、来到东大桥一新区。我们8人住进一带暖气的新房间。早上醒来满屋是朝阳四射的金色光茫，时间不到6点比家乡早了1、2个小时。当早，我们吃了用柳条筐盛的火烧馒头与萝卜咸菜，与赴京代表团不辞而别。离开东大桥使馆区，沿长安街、北京火车站、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到西单口再往北、往65届学友吳永成就读的北京航空学院奔去。我们入驻于北航一个二楼会议室，也是地铺、暖气。

北京著名的八大高校分布在学院路两侧、两俩大门相对。清华北大离学院路不远都在海淀区。我们在等侍毛检阅的日子里，除了去各大学看、抄大字报、收集传单外，我们还在北航设立了一个“乐山赴京代表联络处”，地址是: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15舍区-2楼-3号，这其实是吴永成的宿舍地址。

　　 那时全国大中学生象决堤的洪水潮水般向北京涌来。来北航找我们的同学愈来愈多。

68级卢海丽、王咏兰等一行到北航来。卢个子小声音带童声，讲起话来还喜欢比手势，如同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吴永成称她为小朋友。她后来是我的小学同学好友郭正枢的夫人。提起她时称为“小朋友”。不知道她否知晓她还有“小朋友”这一称谓？

72班的福禄同学王元熙一行来到北航、王便发烧咳嗽。吴永成、我一同陪她去北航医院看病，打针时紧张的她紧拽着吴永成的手；打完针时两眼眼泪潸潸。这应是在遥远的异乡生病时的乡愁与忧伤。多年后吴偶而谈起此事问起她时，我无言以对！一场上山下乡如大难临头、大家各奔东西，五十多年了无音讯！

在10～11月间，同学门川流不息到北航联系我们，乐高造反派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该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了。那时清华《井崗山》、北大《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而身处哈尔滨的哈尔滨軍事工程学院的《红色造反团》在北京的标语不少，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他们的团報《红色造反者》。哈军工是我高考志愿的一个选项成为我的一个情结。商量名字时我倾向于用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徐文基倾向用北航的《红旗》。最终因“红色造反兵团”被乐山各中学共用、乐高最后定为“红旗”，又因为它是一个广谱词，徐文基又建议加个前缀“首都”以示区别。制战旗时间是在红色造反兵团成立之后，名字最终定为: 《首都～红旗～四川乐山红色造反兵团》。并委托吴永成在北京制作: 透明的黄字红旗。

少年不知愁滋味， 那时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从夾江登上新崭崭的绿皮火车开始，穿成都平原、出川穿隧道过秦岭、越关中平原到中原、跨黄河入华北平原再进京，遇到的一切均是人生的首次，一切是那么的新奇、让人激动使人快乐！

在大串联的的北京赶公共汽车常常靠挤。我们八人出行还要一个不落下、难！我们靠人多不排队直往入口车门、假装维持秩序趁机上车，没上车的人迅速朝出口车门奔去钻空子上车。一次徐文基被出口车门夾住前手臂，夸张地哇哇叫，其实车门有比拳头宽的橡胶皮保护。司机只好再开关一次出口车门，意让他抽手，哪知又关住了他的后臂。司机只好打开车门让徐从容上车，引来全车人及司机的哈哈大笑。此后我们常用握紧拳头的手由曲伸直、伴以痛苦的叫声以示耍赖，开徐的玩笑。

那时同学们来北航找我们时有时临近吃饭，于是我们将我们的饭票让给他们，我们就去北航学生食堂蹭饭。北航学生每月饭票用油印机印在约A4大的彩色道林纸上，分早中晚共90份（月小）或93份（月大），以色彩区分月份，每份指掌大。每次就餐自己撕下一份餐票，往装了大半桶水的大黄桶扔去（化掉），再去大师傅处盛饭盛菜。蹭饭的我们有模有样地在黄桶中甩一下手就去排队打饭，轮到我们大师傅问：吃什么？ 心虚我们不禁露出了乐山腔: 包谷粑！(因它含甜味入口)，大师傅没听懂问: 啥？ 我们马上改口乐山普通话: 窝窝头！ 菜虽是一贯制的肉沫烘大白菜，只好用手指了。饭菜端出食堂，虽然已是深秋的北京，头上却冒着热气，好险！

1966年11月10日我们受到毛等领导的乘车巡视检阅。之后我们带着《红旗》战旗回到了乐山。旗帜一打出，那透明的“首都～红旗～四川乐山红色造反兵团”的三排黄字、忽隐忽现在飘荡的纱质红旗上，在乐山独具一格！注1.

注1. 老师部份缩编整理万鲁君先生【如此人生】“迅雷疾雨”部份，文中“我”指万鲁君老师。

学生部份中的“我”指彭文康。

　　乐高63班下乡福禄参加“四清”的队员合影。

　　百货公司那二楼斜面墙贴过我们写的大字报。

　　我的中学生赴京代表证。

　　我们在北京串联的学生乘车票。

　　我们一群乐高学生在天安门前合影。

前排左起范云辉(82班)、李福民(74班)、丁贵华(61班)、张银贵(74班)

后排左起李德康(74班)、李清贵(73班)、彭文康(61班)、徐文基(63班)、吴永成(学长，51班、北航学生)

　　乐高部份学生的【红旗】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