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面的＂宴请＂

西风文艺

文／段金泉

安徽涡阳某商业银行的一纸通报，让几碗干扣面成了舆论焦点。两位客户经理与贷款客户在街边小面馆吃了十几块钱的面条，客户顺手结账，竟被定性为"违规接受客户宴请"，每人罚款3000元，连带支行行长也被扣1000元绩效。这出荒诞剧折射出当下执纪问责中的一个怪现象：严则严矣，却失了分寸；看似铁面无私，实则变形走样，沦为笑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礼之用，和为贵"，《礼记》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在商业交往中，一碗面的情谊本是最朴素的人之常情。明代商人范蠡与文种"一饭之恩"的佳话流传千古，清代晋商票号中掌柜与客户"同食一锅饭"被视为诚信的象征。而今，我们却将这种朴素的人际互动异化为洪水猛兽，不禁让人唏嘘。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曾言："矫枉必须过正"，但历史告诉我们，过正往往会催生新的弊端。执纪问责若失去理性判断，就会如同这位银行的做法，把正常人际交往也纳入"宴请"范畴，使纪律变成束缚人性的枷锁。

执纪问责的初衷本是构建清正廉洁的商业环境，这本无可厚非。但若将纪律教条化、机械化，就会陷入"高级黑"的怪圈。所谓"高级黑"，表面看是严格执行规定，实则是对规定精神的曲解和异化。就像这位银行的做法，形式上似乎是在严肃纪律，实质上却让纪律失去了人心。明代海瑞在《治安疏》中批评当时的官场风气："今之所谓清者，不近人情。"今天的这碗面风波，不正是这种"不近人情"的现代翻版吗？当执纪问责变成了数字游戏——罚得越重越显严格，扣得越多越显认真，纪律本身就失去了应有的教育和引导功能。

纪律的本质是维护秩序，而非制造恐惧。春秋时期，子产治郑，主张"宽猛相济"；三国时诸葛亮治理蜀汉，坚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但同时也强调"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这些古代智者都明白，治理之道在于把握分寸。反观这碗面的处罚，既无"宽"的智慧，也无"猛"的正当性，只剩下机械执行带来的荒诞感。银行从业人员确实需要遵守职业操守，防止利益输送，但将十几元的面条等同于"宴请"，无疑是对"宴请"概念的无限扩大化。这种扩大化不仅不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反而会让从业人员无所适从，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执纪问责需要建立科学的判断标准。古人云："过犹不及"，"不及"固然不好，但"过"同样有害。判断一个行为是否违纪，至少应考虑三个维度：金额大小、场合性质、主观意图。一碗街边小面，金额微乎其微；场合是普通餐馆，非高档场所；主观上更可能是随意的便餐，而非刻意讨好。三者皆不符合"宴请"的基本特征。将这样的行为上纲上线，只能说明执纪者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南宋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今天的执纪者是否也该"格"一下这碗面的本质，而非仅看表象？

过度执纪的危害不容小觑。其一，它会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关系，使正常的商业交往变得战战兢兢；其二，它会消耗管理资源，让执纪者疲于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它会削弱纪律的严肃性，当人们发现纪律可以如此随意解释时，反而会对真正的违纪行为放松警惕。北宋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小人之党，虽多而无害；君子之朋，虽少而可贵。"关键在于区分性质，而非简单计数。同样，在执纪问责中，我们更应该关注行为的实质影响，而非表面形式。

如何避免执纪问责变形走样？首先，要建立合理的裁量标准，明确"宴请"等概念的边界，避免无限扩大化；其次，要培养执纪者的判断能力，使其能够区分正常交往与违规行为；再次，要建立申诉复核机制，给被处罚者辩解的机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回归纪律教育的本质，通过案例指导而非简单惩罚来引导行为。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认知与实践的统一。执纪问责同样需要这种统一——既要知纪律条文，也要理解其精神实质。

一碗面的风波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大问题。执纪问责不是越严越好，而是要严之有据、严之有理、严之有度。过犹不及的古训至今仍振聋发聩。纪律应该是照亮前路的灯塔，而非束缚手脚的锁链；应该是促进健康交往的护栏，而非阻断人际交流的壁垒。当我们的执纪问责能够区分一顿海鲜大餐与一碗街边小面，能够辨别真情往来与利益输送，才能真正发挥纪律的积极作用，而非沦为笑谈。

回望这碗被过度解读的干扣面，我们或许应该记住《论语》中的那句话："礼之用，和为贵。"纪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促进和谐；不是阻断交往，而是规范交往。唯有把握住这个度，执纪问责才能真正成为商业文明的助推器，而非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