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碎忆（一）

老长不大

　　七十多年前，新中国诞生。我也像一株小草似的在一个偏僻小山村破士而出。

我们这代人，成长在新社会，虽没有父辈那样历经战乱创伤的艰难岁月，但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雨历程，目睹了一系列运动及改革开放等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参与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

我们这代人，又是从缓慢生活的农耕社会，突然过渡到一日千里的信息智能化时代。想往昔，我年轻时曾跟先辈一样，在烈日下或风雨中耕地、播种、培禾、收割等原始式劳作，看如今，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器化、智能化作业，一天能耕种收割几百亩，两相对比，天壤之别。过去资讯贫乏闭塞，如今面对手机电脑浏览着世界上纷繁多元的信息，思考着现实与未来。这种从肩挑背驮的手工操作年代，突然闯入到信息智能化的当代，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这代人仿佛经历了数百年。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日新月异、万象更新，又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时代。在我一个孩子的眼中，自然看不清那一场场潮起潮落般运动的历史真相，但在幼小的心灵里却留下了一些零星而难忘的印象。

那是我的童年，也是新中国的童年。

1951年农历春节刚过，我的家乡与全国各地一样，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活动，正在全面进行。时值青年的父亲瞒着母亲和祖父母悄悄地向乡政府报了名。

那时我家除父亲外，还有五口人：60多岁的祖父母，母亲和三岁的我及刚出生的妹妹。父亲是独子，按当时的政策，不属报名参加志愿军人员的范围。因此，乡政府根据政策和我家的实际情况，开始没有批准父亲参加志愿军的申请。这下可急坏了父亲，一边反复恳求与说服母亲和祖父母让他去参军，一边在乡政府的一次参加志愿军动员大会上，当场咬破右手食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血书，表明坚决要求参军的心志。

父亲满腔热血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举动，曾经轰动全乡。这是我长大后从母亲及乡邻处知道的。当时幼童的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淡薄，连他的面容都不清晰，只依稀记得父亲参军离家的那天，祖母和我倚躺在乡邻们抬着的“元宝篮”里（一种竹编大筐，供老人或病人使用），到一个叫西经堂的地方去送他的情景。还有就是我最喜欢最早会唱的《志愿军战歌》和《嘿啦啦啦》两首歌。行笔至此，头脑里就情不自禁地蹦出旋律优美易唱动听的：“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那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的歌曲来。

父亲如愿以偿地走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血战沙场英勇杀敌做英雄梦去了。可是留下的一家五口，老的老、小的小，怎样生活下去的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了。

母亲，是最爱我的人，也是我应该最爱的人，可我没有做好，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事。

母亲姓朱，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农历正月廿九日。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是双胞胎。她与小哥和双胞胎大哥均依次相差七岁。外公外婆非常宠爱这位小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可惜在她三岁时，外公染疾身亡，家里失去了顶樑柱，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外婆守寡给人家做佣工把四个孩子拉扯成人。尽管如此，外婆还是让母亲上了四年学，双胞胎的大舅只读一二年书，小舅舅连学堂门都未进过，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十七岁的大舅给人做长工。二舅去上海做学徒谋生，刚满师自已做生意时，被日冦侵华的松沪会战中日军飞机炸死，其时才20几岁，兵荒马乱中外婆无法去上海收尸，不要说见到人，连尸体存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小舅舅十岁就给人家放牛、打短工，尽管后来长得壮实帅气能干，一手好农话，终因家境贫寒，一生连老婆都没有讨上。

外婆家在金家池头村，离我村只有一里路，两村都能抬眼相望。该村村民绝大多数姓朱不姓金，跟我村姓陈不姓张，马家桥村姓朱不姓马一样，让人感到这些相邻小村的姓蛮有意思。

外婆家是我小时候的乐园，不，成年亦是。外婆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坎坷，忍受了许多的伤痛与悲苦，中年丧夫，临近老年丧子，真正的苦命人，但她以宽厚豁达、善良慈爱、勤劳能干、坚忍顽强地面对生活，始终不向命运低头。她的凄苦人生，我以后另行再述。

艰难贫困的家境造就了母亲坚忍要强的个性，能吃苦，能忍耐，勤劳俭朴，自强不息。

　　父亲离家不久，就是春耕春种的农忙时节。我家土改时分到约三亩土地，一块在家附近的山脚下，另一块在我村最东边叫“牛轭秋”的地方，与邻村金家池头的土地接壤，虽然离家远了些，但好处是舅舅过来帮忙干活方便。

解放不久的家乡，农村还没有建立起互助组，更未成立合作社，村民都是单干户。我家没有劳动力，田里农活怎么办？母亲一脸愁容。虽然当时县、乡政府对没有劳动力的烈军属有“代耕代种”的优待政策，但是村里实施起来总是各家先忙完自已的耕种后，再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帮我家干些主要的农活，比如借牛来车水、耕地、耙地与插秧等。但后续的耘地、施肥、除虫等日常田间管理的农活，大多还得靠母亲和舅舅帮着来做。所以，我家的地总是落在别人家后面才耕种。农作物与节气休戚相关，在这个档口，播种早几天晚几天，收成的差别很大。母亲又是一个不甘人后要强的人，一心要把我家的庄稼收成不比别人差，所以，她的付出与劳累更是成倍于别人，从而也锤炼成母亲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性。

母亲与人为善，待人谦逊温和，处事有礼得体，从不在人背后说三道四，人缘极好。绝大多数乡邻对我家是非常尊重友好的、并给予照顾和帮助，但也难免有些心狭嘴碎或有意见的人，背地里会说些难听的话，如“谁叫她的丈夫非要去参军，现在让我们给他家干农活”，“他们是光荣人家，可光荣是建在咱们头上的”等等。母亲知道了，人前含泪忍受，家里伤心难过。

我家幸亏有外婆和舅舅帮衬相助，特别是小舅舅，在春夏秋三季农活最繁忙的时候全力以赴给我家干活；外婆来我家帮做家务和看管我和妹妹。若没有他们，我家是很难度过这几年难关的。

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庄稼的收成。母亲辛辛苦苦一年下来，除了上缴公粮，扣除生产成本，所剩不多。我家紧靠小山边，母亲在山脚下垦些山地，种些蕃薯、土豆、萝卜之类，又在屋前、河堤边种些青莱、茄子、瓜豆等蔬菜，作为下饭的菜与辅助主粮食用。母亲是个懂打算会过日子的当家人。

那时，我家的经济在村里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军烈属生活有困难，可以向政府申请适当补助，但母亲从来没有向村、乡提过任何补助与照顾等方面的要求。

母亲就是一个有志气、自强，不向政府与社会伸手的识大体的人。

农活的劳累，生活的艰辛，这对母亲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她记挂、担忧、焦虑和思念的是，父亲奔赴朝鲜战场后，足足有十个月没有任何音讯，连一封信都没有。祖父母和外婆也很担忧。

我在夜里有几次见到母亲睡在床上偷偷的流泪，不住地用手帕擦眼泪，用被角捂着嘴，不让声音发出来，怕被我和妹妹听到。其实，我有时候装睡，是清楚知道的，见她流泪，我也会伤心地哭，也强忍着不发出声来，有几次实在憋不住哭出声音来了。母亲听到就把我从脚后头抱过去搂在她的怀里，安抚着止住我的哭声。有时候，不满周岁的妹妹可能被惊醒了，不知就里地跟着“哇！哇！”哭起来。此时，母亲马上把妹妹抱紧，轻轻拍着妹妹的小背脊，止住妹妹的哭声，生怕吵醒邻居。

在此期间，我乡有几位去抗美援朝的人从朝鲜来信了。乡里也陆续传来一些消息，我乡与父亲同批去的二十几个人中有两人负伤、一人牺牲了。不到一年，伤亡比例已达百分之十几。母亲得知消息后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朝鲜邮路通了，各种讯息传来了，害怕的是父亲仍然没有信件来，也没有任何消息，倒底是死是活？母亲在这段时间里更是心神不宁，焦虑不安。

临近年关，父亲上半年从朝鲜发出的第一封信，足足走了九个月，终于到了母亲的手里。那天，母亲和我们全家真是喜出望外，比得到任何宝物都开心，母亲长久愁容的脸终于绽放了一丝笑意。

同时，乡政府和村干部也敲锣打鼓送来了父亲在战场上荣立的三等功喜报，以及一些慰问我家的年货。自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全家过了一次开心欢乐的年。

此后，母亲又陆续收到父亲的几封来信，忧虑的心情得到暂时的缓解。其中有两张印有和平鸽与北京北海公园高耸白塔的明信片，那是父亲用祖国人民的慰问品专门写给心爱的儿子——我的。可惜我没有珍藏保存下来。

母亲既要忙于田间农活，又要操持家务和抚养照管我和妹妹，已经是非常劳累了，可她还热心公益事务和社会活动。母亲读过四年书，在那年代里，与村里同龄人相比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旧社会农民生活贫穷，能读书的人少，多数是不识字的文盲。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号召扫盲，乡村为帮助人们识字，尤其是在冬季农闲时节，举办了扫盲班。母亲积极去当扫盲班的志愿老师，妹妹叫外婆看管。此外，她还经常代村民读、写书信，做些化解邻里和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及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比我家更贫弱的人。

母亲的为人和能力，得到村民和乡亲们的认可与好评，推荐选举母亲为我乡首届和第二届的人民代表。那时候的乡人民代表是很难当选的，其责任份量与声誉荣光也是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