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系列之十八: 难忘的“公路养护队”岁月

邓琮

　　在陇原大地的褶皱里，总有一些经历让人难以忘怀，总有一些身影被风刻进年轮。哈达铺——这个因红军长征留下红色印记的小镇，除了漫山遍野的故事，还有一群把青春铺成坦途的人。当开车在路上远远的望见那一抹桔红，那些藏在铺路石里的岁月，便在记忆里泛起了光。

故事，就从我、我家门前的那条公路和守护它的同伴们开始吧……

一、择业“三选一”进入养护队

1970年，公路养护体制迎来重大变革，公路被下放到地方养护。在宕昌甘川公路沿线，12个公社纷纷成立了亦工亦农养护队。这一年的7月3日，我踏入了哈达铺公社公路养护队，就此开启了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

在我之前，村上有个王姓青年已在养护队，但公路养护工作条件艰苦，他仅仅坚持了一个月便打了退堂鼓。那时，“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当地的供销社、药材收购站和经济工作有关的不少人被拉出来，背着草人挂牌游街批斗，更有甚者进了监狱。在那个识字之人相对稀缺的时代，我有幸获得了三个工作选择机会：一是邮电所招‘两名邮递员，二是公社电影队招收一各放映员，三是公路养护队补充一名亦工亦农养护队员。电影队能经常看电影，邮电所可免费看报刊，我的内心自然倾向于前两个单位。然而，历经各种运动的父亲态度坚决，他严肃地对我说：“电影队卖电影票，邮电所订报刊、卖邮票，都和钱打交道。看看那些游街批斗和进监狱的，都是和钱沾边的。哪怕一辈子种地，这接触钱的工作咱不能干。”我家家风严，父命不可违。无奈之下，我只能认命，走进公路养护队。

养护队的工作艰辛，待遇也不高。国家每月发放38元工资，其中20元要交给生产队记工分以参加分配，剩下的18元则用作零花钱和大灶伙食费。而且规定必须吃住在养护队，在大灶就餐，每月生活费一般在12 - 15元。口粮按特重3级标准，每月48斤，其中国家供应18斤，食油2两，其余部分由生产队提供。

7月3日，我正式上岗，成为了一名养护队员。当时，养护队共有11人，除我之外，还有吴后云、王玉安、蒲长寿、王代娃、王跑娃、李月林、闵王云、杨生荣、牟柳才、王二娃。队长是王二娃，副队长王玉安，交通员是国家正式职工郭文亭。我报到后，郭文亭向我介绍了队里的情况，并让我担任统计员。这意味着我除了要像其他人一样照常上路养护公路，每晚还得辅导队里的“天天读”活动，并认真做好记录。每天要画考勤，统计完成的工程量，制定月、旬作业计划，每月还得做报表、办理报销事宜。

二、第一天上路作业的尴尬

第二天，郭文亭有事回宕昌。两个队长毫无明确目标地带着我们来到下罗“抢人沟”口工作。这里是个急弯，公路设有超高，呈现内低外高的状态。队长说：“这段路不平，一边高一边低，今天咱们把它填平，大家有信心吗”？于是，10个人，两辆架子车，就这样干了整整一天，我量了一下，移动砂土50多立方米。终于把路填平了，工作效率很高。大家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回到队里，满心期待着交通员回来后能得到一番表扬。然而，次日郭文亭回队，看了我们前一天的工作成果，顿时火冒三丈，把正等着被表扬的两个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里是弯道，按照弯道半径设有路拱横坡度，也就是超高值。你们把坡度填平了，车打不过来方向，开出路基了可怎么办？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奈之下，大家又灰溜溜地用了一整天时间，把昨天填的砂料拉出去倒在了路外。

此后的日子，便是白天上班养护公路，晚上雷打不动地坚持“天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读完之后，便是大家发言讨论，分享体会和认识，还要结合工作进行对照检查。先是交通员发言，接着两个队长分别讲话，然后大家依次讨论发言，会后则是交通员和两个队长进行总结发言。一旦有人当天工作表现不佳或者发言不够积极，就会遭到一顿严厉批评。交通员郭文亭为人沉稳老练，而副队长有时则显得过于激进，常常上纲上线。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天天如此。每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进行学习讨论，结束时往往都已过10点。

三、养护队的工作不仅仅是养路，拿钱不多，管事不少。

养护队的工作可不单单是养路。日常工作中，除了养护作业，我们还要在离驻地近两公里的各居村水泉为公社大灶拉水、给各大队送信，逢集日有时还得去管理市场，也带去抓过赌博，夏收农忙季节还得派去各大队抢收。正如大家说的：“拿钱不多，管事不少”。 如此一来，工作愈发繁杂，公路却越养越差。人们都调侃养护队养的路是“晴天能卧驴，雨天能养鱼”。有时候路况实在糟糕透顶，公社书记便会下令，把全公社戴着“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五类分子”集中起来，交给养护队进行突击养护。每次大概持续三五天，由我开具出勤证明，生产队据此记工分。这些人普遍年龄较大，经过多年的改造和多次运动的“洗礼” ，干活踏实认真，从不让人操心。下街有个张某某，年龄偏大，年轻时没干过活，有一天实在坚持不住便装起病来。我让他回去休息，他却不敢走，既怕连累我落下“阶级阵线不清”的罪名，又怕回去后大队追查。他非要我写个条子，还说要是有人追查就让我承担责任。后来他见到我父亲，说道：“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你儿子提前让我回去休息，那十几个人里，就你儿子是个好人。”

四、机枪、劳动改造的误解

1970年，中苏关系紧张，苏修在中蒙边界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战备工作十分紧张。哈达铺上下街成立了武装民兵连，三天两头搞训练和演习，要求枪不离人。哈达铺养护队的吴候云、王玉安、蒲长寿三人是武装基干民兵，他们有两挺轻机枪、一支步枪，不管是上班还是晚上学习，要求枪不离人，时刻随身携带。有一次逢集日，路上赶集的人熙熙攘攘，我们在新寨村下面拉砂填坑槽，工地上架着两挺机枪和一支步枪，那场面看起来就像强制改造一样。恰好被赶集的阿坞亲戚们看到了，他们以为我犯了什么事，被押着劳动改造。回去后，他们便把这事告诉了我岳父。第二天一大早，岳父母就步行十多公里赶到我家，焦急地问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怎么会被人用枪押着劳动改造。我父母解释他们将信将疑，直到我中午回家见了面才把心放下。这场误会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五、第一次写“总结"

1970年底，县交通邮政局要求各养护队上报工作总结。可全队上下除认识人民币上的数字外，大多数人认不了几个字，这任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我身上。虽说我上过几天学，可老师只教过写作文，我从来都不知道总结是什么。那时候三天两头写大批判文章，也都是从报纸上抄的，为防止连累自己，都注明了出处，根本没有自己发挥过。这下可真是无从下手，于是我请来了在小学当老师的老同学帮忙，没想到他也不知道总结该怎么写。按照当时的文风和惯例，文章开头先写两段“最高指示”，可写完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两个人折腾了一整夜，在“最高指示”下面写了些当时的套话，中间罗列了些完成任务的数字，最后写了些表决心的“豪言壮语”，总算是勉强应付交差了。经过这件事，我深刻认识到，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到了社会上根本不够用。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工余时间多学点东西，以应对人生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

六、何家堡第一次鋪油路

1971年5月，我和李月林、闵王云、杨六十五（顶替王代娃）、杨生荣、蒲长寿、叶云个被抽调到何家堡铺油路。上百人都在大灶吃饭，住在何家堡村中心“过街（牌楼）”附近一个刚去世的五保户老太婆的旧瓦房里，和阿坞、南河养护队的二十多人住在一个大通铺。那时还没有电灯，而且听说这房子经常“闹鬼”。蒲长寿只有16岁，胆子特别小，每晚都非要挤在我的被窝里。他还有尿床的毛病，听说这房子“闹鬼”后，晚上更不敢出去了，三天两头绘地图把床铺弄湿。我每晚都想推脱，可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实在狠不下心赶他走。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发的水壶被红卫中学一个姓袁的同学借走了，大热天没办法带水，想请半天假去要回来。那天晚上正准备吃饭的时候，何家堡公社匆匆赶来一个干部，说：“你们工地有一个工人在小电厂游泳，冲进管道溺亡了。”一看蒲长寿不在，我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大事不妙。于是，我和一起来的哈达铺几个工友没来及吃饭，急忙跑步9公里赶到宕昌小电厂出水口。天色渐晚，只见蒲长寿的尸体一丝不挂、直挺挺地躺在岷江边。这个每晚和我挤在一个被窝的16岁少年，就这么突然地走了，我的心里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的难受。天黑了，一起来的工友们害怕面对死人，都借口去吃饭一个个溜走了，只有我默默地守在他身边，心情无比沉痛，后悔自己不该每晚上不让他进我被窝。

尸体停放在宕昌桥头走计子川的小路路口，一整晚大家都在忙着买衣服、棺木，为他入殓。大热天，后半夜尸体口鼻开始出血，我从桥下打来清水，把他口鼻的血迹清洗干净。天亮后，我们将他送往哈达铺，交邮局提前给公社打了电话，没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只说有事情让他父母在家等着。蒲长寿的一个叔叔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被“结合”在“三结合”的公社革委会，但他父亲戴着“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听说县上来了电话让他在家等，他以为要抓自己，我们把蒲长寿送到他家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踪影。他妈妈哭得撕心裂肺，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此后每天晚上睡觉，望着空荡荡的被窝，我好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七、在极“左"思潮下，被“交通员"开除。

何家堡铺油路时，喊出的口号是：“大战三十天，完成油路五公里。”但由于当时铺油路还处于探索阶段，一切都靠人工操作，尽管大家苦干了五个月，最终也只完成了三公里。记得我们好像是在国庆节前回到了养护队，又继续过上了白天上路，晚上学习的生活。

交通员郭文亭调到宕昌城关后，梁怀忠（非实名）接任哈达铺养护队交通员。因为梁怀忠说话走路都颇具女人模样，所以大家都叫他“梁阿婆”。他在岷县段曾被“造反派”揪斗，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经常跟我们诉苦，我也很同情他。可从岷、宕分段分到宕昌后，他说话办事却以一种更“左”的姿态出现，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年底的时候，我患上了重感冒，还引发了急性咽炎，吃饭、说话、张口、下咽都十分困难，但仍坚持上路工作。有天晚上到了学习时间，梁怀忠却让我领读“老三篇”，我说：“我重感冒还带着急性咽炎，口都张不开，没办法读。”没想到他听后，立刻大发雷霆，用当时造反派惯用的语言，给我扣了一大堆帽子。说我家是“中农”成份，“与党和人民不是一条心”，“自以为有文化，不领读毛主席著作，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和刘、邓穿一条裤子"，还骂我是“臭知识分子” 。（我小学未毕业，这“臭知识分子” 受之有愧，高抬了）。最后他竟然说：“别说你有文化，哪怕你会造飞机大炮、会造火箭也好，我们不要对党和毛主席不忠诚的人，更不要和刘、邓一条心的人，你马上给我走！”我听着这些无理指责，没有反驳，只是把会议记录及各种报表摔在他面前，破门而出，当晚就回了家。在那个特殊年代，只要有一个人做伪证就可置人于死地，为了防止坐实“与党和人民不是一条心” 、“对毛主席不忠” 的罪名，当晚我就给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王士杰和县交邮局领导雷步云写信，说明了事情经过。

这件事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让我走也没有正当理由，而且还未经县交邮局和哈达铺公社同意。其实要不是父亲非让我干这“不沾经济的工作” ，我早就去了别的单位了，不仅不看别人眼色，相反会干得更好。后来他几次向公社要人，都没人理会。我在家住了两个月，正好供销系统招人，我们村去了两个，我要去报名，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这时公社又来人叫我回养护队上班，说公社和交邮局沟通好了。那个人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他没有这个权，公社和交邮局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也不同意他这么做。我提出要我回去可以，但必须先让他走，我不想和他共事。没过几天，他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我也回到了养护队继续工作。

八、宕昌铺油路，工效质量有所提高

1972年2月，全区战备油路工作会议之后，宕昌县把油路铺筑地点定在了城关区域。县上成立了县车队，交邮局革委会分管公路的副主任尹国清调任县车队首任队长。交邮局没有专门管公路的局长，油路铺筑工作就由王天福等其他人员负责。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交邮局有个刚从北京某大学文物考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郎树德，他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后调省博物馆工作)，在校期间参加过“5.16"，交邮局忙着开会搞大批判，清查“5.16”，“抓革命"有余，“促生产"不足，很少有人到工地来，施工人员集中驻扎在谢家店过道，工作基本上全靠大家的自觉性。相较于1971年的摸索阶段，1972年虽然依旧采用人工灌入法施工，但凭借着经验的积累，施工效率有了显著提升。大概在国庆前后，我们就完成任务回到了养护队。

九、公社直管的“营长"

说了我自己，再说说我的伙伴们。养护队原本有个牟柳才，是撮布沟村的。他担心自己出来工作后，兄嫂会独霸家产，于是打了招呼就回家不干了。村上又换来了一个叶云个，他是个孤儿。这个人头脑简单，性格偏激，而且不怕得罪人，在村上负责护林工作。我们这些来自非林区又缺少烧材的人，有时会去撮布沟割烧材，要被他逮住，烧材会被他全部没收，他从来都不留情面，所以哈达铺人都叫他“撮布沟的挡材娃”。因为他的身高及长相酷似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三连长”，我们便都叫他“三连长”。在何家堡铺油路的时候，尹国清主任开玩笑说：“这么厉害的人怎么能只当连长呢？官职太小了，该提拔一下，让他当营长！”从此，“营长”这个称呼就叫开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都叫他“营长”。

公社做饭的大师傅叫付福，患有气管炎，劈柴、拉水这样的重活干不了，营长经常去帮忙劈柴，还会在各居村水泉用架子车拉水，顺便有吃不完的饭菜也跟着一起吃。一来二去，公社干部也经常使唤他打杂，有时候他在养护队都不来上班了。对于这样一个“公社直管”的队员，队长和交通员都不敢说什么，一说就会得罪公社领导。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营长就成了养护队管不了的特殊队员。

十、故事大王王兰吉

养护队的工作艰苦，任务繁重，尤其冬季玉岗大桥河的打冰保畅，必须在早上八点多班车通过前完成。而且除了上班就是开会学习，枯燥无味，报酬又极低，根本顾不了家。再加上没完没了的运动，吴候云、王玉安作为武装民兵，也是村上的积极分子，耽误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他们两人轮换回村。后来，队里又补充了王兰吉、罗后成二人。罗后成性格比较内向，而王兰吉虽不识字，但肚子里装着一肚子的故事。他讲起《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封神》《水浒》《征东》、《征西》《杨家将》来，那是一套一套的，有时还会卖个关子，在讲到关健处会来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有意留有悬念。和这样一个同伴在一起，在拉着人力车往返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增添了不少乐趣。

十一、养护队没有文化生活，也有学习的乐趣

养护队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队里有乒乓球桌子，却只是个摆设；有一台收音机，放在交通员房间；还订了一份《甘肃日报》，平时由我负责读报学习，学完后就由交通员保管。那个年代的电影，只有八部样板戏和极少的几部战斗片。我们只要一听说哪个村放电影，不论路途多远，都会跑去看。我们大多二十岁左右，跑得最快的是李月林、闵王云和杨六十五，还有杨生荣。我们在距哈达铺七八公里的竜布、路路沟都看过电影，在何家堡铺油路时，还曾在河对面山顶的塔地山看过《红灯记》，回来时迷了路，回到驻地都已经是后半夜三点了。业余生活如此枯燥无味，在铺油路时，军人出身的尹国清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人不一样，很务实也会做思想工作，一有空就和大家聊天，倒也别有一番趣味，使不安心工作的人安心了不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家说话办事都谨小慎微。我们都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也没见过大世面，休息时间年轻人聚在一起聊的话题也都比较低俗。自从那次不会写总结之后，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于是，我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看书学习。在县文教局工作的弟弟给我买来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和语文学习讲座等书籍，鼓励我自学。这样一来，我和大家聊天说话的时间少了，但却从书本中找到了另一种乐趣。

十二、离开哈达铺

1972年12月，公路养护体制再次改变，恢复专业道班养护，宕昌设立了公路段，我和全区500多名养护队员一起转为固定工。至此，我离开了哈达铺，这段在公路养护队的岁月，成为了我人生中一段独特而难忘的回忆，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