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书贵有金石气

无尘

署书贵有金石气

现今题署，借助电脑扫描、机器雕刻，即便是蝇头小楷，也可轻松放大。以前无此便利，或直接在匾上书写，或以原尺寸写于纸上再摹于版上镌刻，殊非易事，要求书写者有扎实的碑学功底与榜书功夫。

三国时期，韦诞是名播朝野的书法家，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皆出自诞手。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凌云台。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大殿封顶，魏明帝巡视时，才发现竟把尚未题署的匾额版钉上去了，当即令韦诞到现场，将他置于笼中，以辘轳长绳绞转，将韦诞升至匾额处，悬空题署“凌云台”三字。匾额离地二十五丈高，木笼在风中摇摆，韦诞恐高，惊惧不已，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写完，下来后竟鬓发全白了。如此带有侮辱性的奉旨题署，对韦诞刺激甚大，以至于他因此立下家训，告诫子孙日后千万不要学习大字楷法，以免再罹此险。

这个故事一直影响到一百多年后的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建康城大规模修建宫殿。太极殿建成后，需要题署，这当然要找当朝一流书家。宰相谢安本人的书法水平就很高，但他认为署书还是非王献之莫属，命人带着上好的木版到王献之家，请他题署。为皇宫大殿题署，这本来是一种殊荣。可王献之非但不领情，反而一脸的不屑，对来人说：“扔到门外吧。”后来，谢安见到王献之，再次促请：“请君为太极殿题署，以为万世之宝，像前朝韦诞那样，名传后世。”不提韦诞还好，提及韦诞，王献之竟冷冷地答道：“魏祚所以不长。”意思是正因为韦诞为凌云台题署，所以魏朝短命。对于王献之的不合作，谢安非但没有生气，还“以为名言”。

《世说新语》记载这个故事，是要表现王献之的清高孤傲。但王献之拒绝题署的真实心理，难以琢磨。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建凌云台时，大臣高堂隆曾极力劝阻，希望朝廷惜用民力，曹叡不听。曹魏政权共执政46年，实则在曹叡之后，就成了司马氏的傀儡，这当然不能不说与曹叡的昏庸无能有关。‌也许王献之亦对当朝皇帝晋孝武帝大兴土木不满，以史为鉴，遂有“魏祚不长”之说，所以“谢以为名言”。

但清阮元《北碑南帖论》有另一种分析：匾额宜用篆、隶榜书，北朝书家以隶书、碑体见长，较擅长于匾额榜书，《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就是榜书代表作。而南朝书家以帖学见长，二王特精行楷，尺牍精美，却不习篆、隶。故王献之以看不起韦诞为托辞，拒书太极殿榜，实则是“自藏其短”。

虽然后世所传二王书法多为尺牍，但以二王所处时代和书法水平，“不习篆、隶”是不可信的。只是因为时隔太久，未见有篆、隶传世而已。阮元讥王献之“自藏其短”的说法，恐为臆测。但他说的一点可以采信，那就是匾额题署宜用篆、隶、楷体。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在秦代，已经有了隶书，但题署这样的重要场合还得用篆书。到汉代隶书成熟，开始用隶书题署。汉末时梁鹄是一位隶书大家，其书法深得曹操喜好，常“悬着帐中”观摩。梁鹄尤擅隶书，用笔能“尽其势”，长于擘窠大字，故“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可知汉、魏时期匾额字体仍以篆、隶为多。之后楷书、行书成熟，才渐有以楷、行书入匾额。

西汉中褒谷中的褒河山崖石刻 传为曹操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