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柳文学 图片/柳文春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今年父亲节，长兄把父亲的遗物用手机给我拍来。这是父亲离世后唯一留下来的东西——《退职职工救济证》。看到它，不能不令我深思更令我动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看到救济证内容，从中能知道这些信息：1961年父亲42岁；沈阳市铁西区粮食局收款员；从省城沈阳退职，举家搬迁到偏远的铁岭农村开始务农；生活困难需要救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此时，父亲和母亲在沈阳已生育我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其中老姐夭折)，家里已经是七八口人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极其贫困的“低标准”年代。虽说父亲有正式工作，每月有52.5元的工资收入看似不少，但面对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仅靠他一人养家糊口，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考虑在省城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于是父亲决计放弃省城里的正式工作，带着母亲和我的四个哥哥(姐姐读高中没跟下放)来到了铁岭地区的西丰县乐善公社乐善大队第三生产队开始务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据母亲和长兄说，那时在城里实在吃不饱，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吃上玉米面包的菜团子就跟过年似的。考虑到农村能比城里好过一些吧，起码可以偷摸地开垦荒地种点什么用来充饥。然而，农村也是没好哪儿去，城乡差不多。关键是孩子太多，况且都是男孩子，正是吃饭的年龄，刚从城里到农村，父母又不擅农活。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家里是多么的拮据和贫困。偏偏这时候，在下乡的第二年又生了个我，这无疑又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正是由于这种窘迫吧，父亲向组织提出了申请，报告了情况，善良的组织决定给我们一家提供困难救济。可想而知，一个退职职工原单位又给补助了原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只是享受救济补助要从1965年8月开始，很难想象，那最艰难的前几年，父母是怎么带着我们挣扎着熬过来的。据母亲讲，母亲47岁生我，又没奶水，我是喝玉米面糊糊加点糖精喂活过来的。然而，享受救济补助没两年，父亲便在1967年因病去世。那年，我刚刚5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父亲节的今天，长兄把父亲的这个唯一的遗物给我传来，望着这个遗物，不能不潸然泪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为了生计，为了我们，父亲毅然辞去工作，携妻带子从省城来到农村，那是一种怎样的担当？又是一种怎样的父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可见父亲为了我们能够活下来做出了怎样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牺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父亲离去已经58年。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些，现在想起，除了痛楚还是痛楚！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