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哥闲聊敦煌之135

诗哥闲聊敦煌（闫学诗）

诗哥闲聊敦煌之135 英藏敦煌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第七（尾题）》，宽28厘米，长47厘米，是在公元6世纪左右完成的，具体时期属于南北朝时期。 敦煌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第七 (尾题)》的笔画线条普遍细腻而富有弹性，笔画的起落、转折处往往带有适度的弯曲，显示出书写者的高超技巧和对笔墨控制的熟练程度。 在字体结构上，注重平衡与和谐，字与字之间的行列布局较为均匀，整体给人一种平和稳定的视觉感受。书写速度较快，但却能保持良好的流畅性和连贯性。这反映了书写者在面对快速书写时仍能保持控制，使每个字符都能精准地传达信息的同时，也展示了其高度的专业素养。 作为佛教经典，《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的书法还融入了一定的宗教文字的特色，如笔画的加重、字体的稍微增大等，这些都旨在强调经文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敦煌写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第七 (尾题)》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不仅体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高超水平，也展现了佛教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摩诃”，是大的意思，形容般若的功德很大。“般若”是印度语，汉译为“智慧” 摩诃般若是佛教术语，意指一种广泛、深刻的智慧，类似于“大智慧”。这种智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聪明或知识，而是一种能够洞察事物本质、超越世俗认知的智慧。形容般若智慧像大海一样广大渊深。”。“波罗蜜”汉译为“到彼岸”、“度无极”等。 摩诃般若波罗蜜连起来就是大智慧到彼岸。 摩诃般若强调的是从内心深处直接体验到的智慧，而非仅仅通过学习或推理获得的知识。摩诃般若涵盖广泛，不仅限于知识的积累，更深入到心灵的深处。这种智慧深刻到足以触及生命的根本和宇宙的真理。 摩诃般若是一种直接的体验，不通过言语或逻辑推理，而是通过内心的直觉和洞察。在佛教修行中，摩诃般若被视为达到解脱和觉悟的关键。通过理解和实现摩诃般若，修行者可以超越生死轮回，达到涅槃的境界。摩诃般若的发露和体验，通常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内心平静和无我的状态，这是佛教中极为重要的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摩诃般若的实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困惑。通过培养摩诃般若，人们可以变得更加宽容、理解和同情，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个人心理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总之，摩诃般若是佛教中一个深奥而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修行的指南，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智慧体现。通过理解和实践摩诃般若，人们可以更接近生命的真谛和宇宙的真理。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是汉传佛教中的重要经典，也被称为《放光般若》、《放光摩诃般若经》等。这部经典主要阐述了佛教的般若（智慧）概念，强调通过智慧达到解脱。 该经文包含多个章节和品目，经文深入探讨了万法假有、万法如幻、二谛、法性等核心思想。此外，该经典还讨论了菩萨修行的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及这些修行方法如何帮助菩萨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是一部在西晋时期较早传译到中国的大品般若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思想价值。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在印度大乘教中出现最早。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所述，八千颂的《小品般若》在旃陀罗崛多王时出世，此王若为阿育王之祖，则《小品般若经》当于公元前四世纪之末流出。 据《大智度论》卷一百记载，《大品般若经》是二万二千颂，但印度南方另有二万颂的本子（《现观庄严论》所据本）流行，而玄奘法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二会则是二万五千颂（见《法苑珠林》卷一百）。这些都是因时因地流传而有增减，但都是以二万五千颂为经名。《小品般若经》于东汉光和二年（一七九）由竺伊朔和支娄迦谶译为十卷《道行般若经》后，三国魏沙门朱士行以《道行般若经》义不具足，于曹魏甘露五年（二六〇）遂西行至于阗求得梵书《二万五千颂般若》九十品，于西晋太康三年（二八二）遣弟子弗如檀（法饶）将经送到洛阳，越三年又送至许昌，再三年送至陈留仓垣水南寺。元康元年，无叉罗手执胡本，竺叔兰口传（口译），祝太玄、周玄明等笔受，译出了《放光般若经》，凡九十品，，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字。此经译出十二年后，流通的抄本因频繁的传抄，很不完善，因而竺叔兰和沙门竺法寂一起，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即太安二年（三○三）十一月十五日至永安元年（三○四）四月二日，在陈留仓垣水北寺对译本做了校定。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支谶传大乘般若空宗思想。在支谶译出《道行般若经》后，西晋无罗叉于公元291年，译出《放光般若经》。一百多年后，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经》。在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经》前，一个多世纪内，《放光般若经》是人们最清楚、最全面地了解般若义理的经典。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梵本为三国曹魏汉族沙门朱士行西行于阗得之，是朱士行从西域取回的，他在于阗抄写了一个九十章、六十多万“字”（大约二万偈颂）的梵本。此经有二十章，九十品，但现存只有十卷，二十七品，失去了三分之二。其译出与朱士行有很大关系，朱士行求得大品般若后留在西域，直到逝去，派弟子把大品般若送到洛阳，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罗叉执胡本，竺叔兰口传（译），在陈留界仓垣水南寺，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译出。 译者无罗叉，又作无叉罗，于阗人，生卒年不详。出家僧，稽古多学。竺叔兰，南天竺人，生卒年不详。其祖因国乱被害，父因避乱而携妻及两位出家妻兄来到中国，定居河南，并在此生下竺叔兰。叔兰天资聪颖，自幼从舅舅受学经法，精通梵文、汉语及文学，并兼通中国经史，浸染于当时清谈风气，与名士交游。性嗜酒，每饮至五六斗方觉酣畅。据传曾死而复苏，自言在阴间见及竺叔兰后在洛阳译出业果，因而改节修慈，专志经法，成为优婆塞。从西晋太康元年（291）（二九一）五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垣（今河南开封市北）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祝太玄、周玄明笔受。后竺叔兰又和沙门竺法寂对上述译本作了校订。后竺叔兰在洛阳译出《首楞严经》二卷、《异维摩诘经》三卷。因遭石勒之乱，投奔荆州，其后无疾而终。 经中系统阐述了般若学的基本思想，对中国僧人理解佛教般若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的佛教学者们从中吸收了般若精义，并把般若与玄学思想相结合，对般若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形成各自的宗派，对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佛教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记述佛在给孤独园说般若波罗蜜法及其功德，劝导众生修学，自《放光品》以下至《嘱累品》，计九十品，经名盖依初品而立。 经中系统阐述般若学的基本思想，宣讲诸法皆空之义，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有为空、无为空、至竟空、无限空、所有空、自性空、一切诸法空、无所倚空、无所有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有菩萨，亦不见菩萨名字，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不行者，悉无所见。菩萨空，其名号亦空，但以空为法立名，假号为字。佛亦如是，但有假名，而无实义。如来法，真际及道亦然，皆由因缘和合，悉无所有，亦不可得。五阴无相，如幻、如响、如梦、如影、如热时焰，有为法如幻，如化，菩萨行般若，当解诸法如化。衍与空等，摩诃衍等，大乘本来是空，与空相等。了知一切诸法皆如幻化，自性空寂，无生无灭，应离颠倒认识，修诸功德，成就菩提，达到解脱。此经译出后，对般若学研究影响甚大，佛教徒皆奉此为圭臬，一时学者或加以注疏，或从事讲说，促进了格义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思想的形成。在其传播与影响下，六家七宗等般若流派开始逐渐形成。此外，《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对于佛教之外的学术思想，如魏晋玄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补充。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的基本思想包括： 性空思想：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没有究竟的自性，这称为性空，这是般若经及般若学的基本思想，《放光般若经》中对此多有阐述，如五阴性空、真际性空等，还以性空解说无所依的思想等。 万法假有：经中强调世间万物皆为因缘和合而生，并无自性实体，虽有假相存在，但本质上是空性的。 万法如幻：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如梦幻泡影，虽看似有，但实际上并不具有真实的实体性。 方便思想：指佛陀或菩萨为了教化众生，根据不同的根机和情境，采用各种善巧的方法和手段来引导众生领悟佛法的智慧。 二谛思想：即世俗谛和胜义谛。世俗谛是从世俗常识的角度看待事物，承认事物的假有；胜义谛则是从佛法的究竟智慧来看，洞察事物的空性本质。 法性思想：强调诸法的本性是空寂的，但又不否定假有的存在，引导修行者超越对现象的执着，体悟佛法的真谛。 本经异译本有：一、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六卷；二、西晋竺法护译《光赞般若波罗蜜经》；三、前秦竺佛念等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钞经》五卷；四、后秦鸠摩罗什、僧叡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五、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经》第二会。 《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中包含多个著名的故事和教义。其中一些主要内容有《朱士行取经》：朱士行是汉土第一个受戒的沙门，他大约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从西域取回大品般若经。他在西域求得大品般若后，由于当地小乘声闻学者的阻挠，并未能很快将经本送回汉地。他并未能很快将经本送回汉地。为此他还与于阗国的小乘学者进行了一番斗争。 《老妇人的供养》：在佛的弟子阿难跟随佛游化至舍婆提国时，遇到一位老妇人，她持破瓦器，盛臭潘淀，出门弃之。见到佛空钵而来，老妇人因佛的相好和钵空无食，认为佛应食天厨。虽无美味，但老妇人的诚心使佛接受其施食，并放五色光明普照天地。 《佛的广长舌相》：佛为何有广长舌相？这是因为前面佛放三种光明，照明度脱十方众生。现在准备开口宣说般若法要。般若波罗蜜法义甚深难解难信，所以佛出广长舌相，以证明佛言真实不虚。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佛教的教义和智慧，还体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深远影响。（图片为英藏《摩诃般若波罗蜜放光经卷第七（尾题）》局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