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65年我参加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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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已经开始了。从电视上看到一千三百多万的各地考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奔赴考场。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60年前我独自徒步走向考场的情景。

那年我的高考场地设在静安寺附近的市西中学，离我家有5km的路，虽然中间有一段3km左右的路线可以坐3路有轨电车，车票只要3分钱，但我们那时的高中生几乎都没有家长的陪同，三天内十二次自己来回徒步走向考场，有时中午还要小跑回家吃饭。进考场只能带一张准考证，两支吸墨水的钢笔，二支铅笔，一把尺子。我带的手表还是临时向别人借的。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带。

7月初正是上海出梅后的高温季节。在2小时的考试时间内，没有时间喝水（那时没有瓶装水），顾不上去厕所，只能带条干毛巾擦汗。六十年代教室里没有空调，大多连电扇都没有，有不少同学都中暑晕倒在考场。现在高考改为6月7，8，9日三天，还是从2003年才开始改变的。

那年的高考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旅途的轨迹。高考结束后一个多月我就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上海，到西安去上军校，毕业后在甘肃平凉关山脚下的三线军工厂生活工作了整整20年，一直到1990年年才千方百计的回到了上海。所以中国的高考几乎是每个学生都必须要经过的一座独木桥。他会改变一个人后半生的旅途。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学生成长过程的特色。我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环境，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高考就象给我们安装了一对会飞的翅膀，出窝后就可以自由地飞翔。

这一年六门课高考的题目的难度大部分都还属于正常的教学范围，只要你记忆力好，完全可以得到80分以上的高分。想不到数学考题成了一个黑天鹅，满分是120分。第1至第6题共70分，有几题就是送分题，大部分同学完成没有太大困难。第八题属于附加题20分，超出标准100分的加分，都可计算在总分之内，可惜极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去做。从考后的数学成绩统计来看，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数学得分都低于60分，应该都是卡在第七题这道门槛上了。第七题是一道解析几何的题目。这个题的计算分数为30分。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完成，原因是已知条件没用具体数字来表示，而用字母来代替，这样在解题过程中间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核对每一步自己设定的已知条件的字母，而且分为三个小题的答案是逐步加深叠加的。这是我们平时教学过程中间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都习惯于数学计算的答案和已知条件都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对解题过程中的推理往往很不重视，我们的教学和海量的刷题，往往也只注重对答案，而不是去很好的分析解题过程中的规律。我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题目解答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看附加题。就是前面的比较简单的题目，也因为时间不够，没去好好地复查，本可以被发现的一些小错误被扣掉了8分。在一开始审题的时候，我一看附加题是一个证明题。当时马上就准备好放弃了。我想现在的老师和学生也一样，宁做十题解答计算题或二十题判断题也不愿做一题证明题。（以下的考卷是才从网上查阅到的，每题的评分标准和当年不一样，如果按此打分不至于当年会有那么多人不及格。我记得第一题才8分，1-6题也不是平均分配得分，因为难度逐步增加，第7，8题的评分我记忆深刻，同龄人也都有同感）

1965年是文革开始前最后一届进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当年报考大学的人数是36万，录取16.4万，录取率达到45.6%。

我们的新中国是从1952年开始进行全国统一高考。到1966年文革开始，停止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这十三年来一共招收了大学生230.8万。这对于7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只占千分之三。所以当年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很多城市家庭都没有一个大学生，农村里一个几百人的村也没有一个大学生。

文化大革命10年，大学停招了，就是中小学生也没有进行系统完整的文化学习，包括我们这一届在内的所谓老五届大学生，也没有学习多少专业技术知识。1970年我们毕业离校后，中国这么多高校就进入了“空窗”期，虽然从1971年至1976年召收了几十万不用考试由单位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二年制的“回炉生”和“定向培训生”等，没让大学教授们“失业”。一直到了1977年，才开始恢复全国高考。刚开始三年报考人数有一个井喷式的数量增加，但实际上这批学生的文化基础程度参差不齐，录取的比例很低，进校后的大学课程教育也都没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大学的教学也是从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刮进校院后才逐步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大学的扩招是从1999年开始的。从此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

这里是一份我毕业的上海育才中学的高65（1)班的近60名学生在1965年参加高考以后，被各大学录取的“实况”名单。当年在段力佩老校长的精心领导下进行了教改，使我们的德智体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和推广，当时又有一批德高望重的特级、一级老教师的辛勤培育。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高校录取率达到了70%以上，而且大部分都被第一张志愿表的重点大学（现在的985，211)录取。当年我校那一届共有4个班同时毕业，录取的情况和我们班都相似，那一年我校的高考录取率达到了顶峰。那届在毕业前，临高考一个多月时，校领导从本校高二几个班中选了6个人，让教育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专门给他们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突击培训高三课程，和我们一起参加高考，结果成绩都达到了6门课平均80分以上，被清华，复旦，上交大等名校录取。当年还有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等一批上海一流的重点中学都达到了和我校差不多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我班有十几名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有部分是因为政审没达到要求而没有被录取，但是都在当年马上就安排了上海的工厂或职校等工作，做到了100%有适当的安排，基本上每个人都很满意。现在看来这些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和我们考上大学去外地学习工作的晚年都是殊途同归，幸福满满，人生的道路有千百条，只要自己肯努力都可以过得很美好。那时不存在“毕业即失业”的担忧，就业率几乎百分之百！

1965年高考6门课的总分实际是635分。其中数学满分是120分，其中第八题是附加题20分，如果都完成的话是可以计入总分的。物理滿分是115分，很多同学都超过了100分，但总分计算时最多只计100分。我当年物理得了114分，实在想不出那一分扣在哪里，记得中学有次考试卷上老師曾写着字迹潦草扣一分。那时中学考卷有时用黄草纸油印的，我们都用吸兰黑墨水的钢笔写字，字写到纸上笔迹都会化成很粗，甚至反面都渗透出来，可见当时上学的艰难程度，那还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的教学条件！1965年理工科考试六门课总成绩全国第一名是569分，由福建考生吴硕贤取得，他数学和物理都取得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查询于“百度”网）

当年在报考大学校的志愿表都是在高考前就填写好的。全国的大学分为两张志愿表，第一张是全国性的重点大学，现在大部分都是985和211，相当于现在的一本。第二张的大学属地方性大学，大概现在是二本学校。填志愿表时，毕业班的班主任的“指导意见”起着很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审的结论是不公开的，只有班主任心里清楚，但也不便于对学生或家长明说，有些只能意会。其次老師会根据平时对每个学生的各方面的表现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估，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当然班主任会找每个学生个别交流意见，会尊重个人的选择，那时的家长基本上插不上嘴。我们班当年有八个同学进了上海交大，主要在那个年代，上海人都不愿到外地去，认为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机会比较大。其实这八个同学至少一半以上夠进清华的资格，我们中学好象与清华有个默契，每届都有近二十个学生被录取，当年清华的教务长给新生讲，进校的门槛是480分，我校那届考生至少有三分之一过了这个分数线，所以班主任在起调剂平衡的作用，因为每个大学在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录取名额的限制，超出计划外的学生，如果分数排得稍后一点，就有可能会调剂到其他名额没有招够的“冷门”学校。那年我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也是清华，老師让我改报中国科技大学，说清华出工程師，中科大出科学家，至今给我深刻的印象。中科大虽然是1958年才建校，但属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毕业生分到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各顶级研究所的机会比较多，这些研究所都在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但相比“清北”知名度比较低一点

1965年高考时，还有一张特招的志愿表，除了有对体育，艺术类的专长生招生的专业、学校以外，还有一大批军校通过高考公开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些军校生的待遇比普通大学生要高很多。除了享受现役军人的供给制的生活福利待遇外，学习用的课本，练习册等费用也都是免费提供的。每月还有6块钱的现金津贴费，这在1965年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毕业以后授予少尉以上的军衔，成为职业军人。如果你能在部队干到30年以上的军龄，退休时，一般都能达到大校師级的待遇。退休金远高于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同等级别的同学、同事。这简直可以说是个“钢饭碗”。

当然军校生招收的标准也是很严格的。首先体检要达到部队招收的标准。政审的要求更加严格。第一条就是不能有海外关系，包括港澳台。阶级成分只要符合国旗上五颗星的标准范围也就可以了，当年高干的子女可以受到一定的优待。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也高于普通大学的一本录取分数线，而且在普通大学招生开始以前，首先由军校的招生组来进行挑选，享受特招的待遇。所以竞争也非常的激烈。我们高中当年军校的录取率也只有5%左右，4个班200个毕业生中大概不超过10个人，只有清华录取生的一半。

有志于投身军校的考生。要有一辈子准备吃苦的思想准备。军校的学习生活完全按照部队的规章制度进行，起床、吃饭、上课、熄灯都要按时集体行动，连叠被子都按连队战士那样要求，没有普通大学可以那么自由地行动，所以开始还是很不习惯的。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岗位有的也非常的艰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坚持在部队干一辈子！

1965年公开招生的军校不象现在那么多。理工科类的，主要是哈军工和西军电。由于我从小酷爱无线电，所以选择了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这所军校是我军从红军时期就成立的第一所通信兵专业技术学校。1958年在西安按苏联红军红旗通信学院的兰图，建设了新校址。当年还有不少苏联专家来校进行教学。几十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关注下，由军委直接领导。部队番号总字411部队。所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为我军培养了大批的电子技术干部，1965年时有6000名左右学员，有无线电通讯，雷达，计算机等十几个专业共五个系。我被分配在1系无线电通讯工程专业学习。

入校以后，由于“军训”和到陕北参加“社教”运动，所以正规的学习时间不到一年。1966年4月1日“西军电”和“哈军工”、“南炮工”一起从军队编制改成国防科委所属的普通大学，所谓的国防“七子”。5月16日又开始了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我们在校的5年时间没有进行很多系统的文化学习。校名先改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虽然现在仍是“211”重点大学，也出了多名院士和很多科研成果，毕业生就业率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但于当年的“著名”军校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在1970年8月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五机部的三线军工企业5204厂，在甘肃平凉关山脚下的大山沟里。虽然在这个新40火箭弹的专业引信厂，生产的压电陶瓷也属于电子元器件，但与当年报考大学的梦想，已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还是砥砺前行地在那个深山沟里坚持干了20年。生产了400 多万发新40火箭弹，八十年代没有军品任务后，又开发了煤气灶用压电点火器和点火枪等民用产品，没有虚度年华，也算报答了国家对我的培育之恩。后来军工厂划归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管理，经营日渐困难。1990年我千方百计地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筚路蓝缕三十多年，成立了一家民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也算是还有一点自己的事业。

文革前高考的分数是不公开的。我这张表是根据班指导员给我的一张原始记录来统计编写的。当时指导员是为了要我计算全班的高考平均成绩分数。我私下保存了这份原始记录60年。内容是确切可靠的。

1965年我校从全国十六个省市共招收了600名左右的新生。其中上海、北京、江苏、江西4个省市是公开招生的。每个省市招收80名。所以分配到我们班的人数是最多的，几乎占一半。其他省市虽然没有公开招生，但是采取推荐与高考相结合的方式。都招收了当地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具体的人数我就无法查询到了。本文在网上发布后，遭到个别本班同学的责疑，认为我在炫耀当年的高考成绩，首先大家可以检查本文内容是否有弄虚作假的部份，如有立即指出改正。考试是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拿“我就是这次没考好”来原谅和搪塞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就永远没有“考好”的一次！

我们的高考已经过去60年了。我现在公布这张统计表是为了让我们反思当年的学习和教育的情况，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经验教训和今后发展的建议。

第一点，理工科类的学生，当年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语文和外语仍然是必须要学好的文化基础课。现在还应该加上“计算机（手机）”和“人工智能”这两门新兴的学科。如果在学校里没有打好基础，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再要补上这部分短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应该从小就培养起对这4门课的兴趣爱好，不断的积累起丰富的知识，扩大阅读的范围，增强动手的能力。甚至一辈子都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加强修养和提高。从这次考试成绩来看，我的语文成绩应该是70多分，是6门课目中最低的。这恐怕是理工科考生的通病。

第二点，数学是所有专业技术课的基础。看起来九年普教阶段的数学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是这些貌似简单的公式和定理组合起来就是变化莫测。我们的平时的教学都是靠刷题来加深对这些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但是往往忽视了解题过程中间的推理思维过程，能够做到融汇贯通，举一翻三，我们当时是缺乏这种对数学理念的悟性。这也是一般的教师在课堂上很难做到的教学水平。所以现在会出现那么多课外的奥数补习班和考试、竞赛。我也总感到这些数和图形非常的虚无缥缈，不能看透他们之间的真相，虽然这次取得了高分，但离真正掌握他们还距离很远。我的总成绩在我大学上海地区招生的考生中是排第一的，因为当时招生组点名的时候，第一个念到的名字就是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后来老师说这名单是按分数的高低来排队的。但是当年所有考生的成绩都没有完全公开，我不能确定我的排名在我们高中是第一名，更不用说在全上海地区了。其实排名第几也没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不过当年总分能超过540分的确也算是一个较高的台階，据清华的同学讲，蒋南翔校长当年亲自接见了十来个超高分的新生。

第三点，物理，化学是理工科高考的必考课目，但不见得所有大学专业都是必修课，我们电子类的大学连化学教研室都没有。但是我倒是建议在九年基础教育中的生物课还应加强动、植物和人类生物方面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必要时也可列入高考的课目，以加强对生物技术的重视。

第四点，政治课没必要和以上的课目都成为单独的必考项目，其实可以和历史，地理这些课目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基本知识来进行普及教育和考核。

从改革开放的40年来，我国已培养了1.5亿左右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10%，为我国的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基础，这是我们今天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高考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措施，中国高考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最难的考试。在推动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从公元500年随朝开始就创建了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的1905年，有近1500年的历史。这种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改变了封建社会官僚世代相传的传统，给平民百姓中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当然从科举考试到全国统考，这1000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演变过程。已经从单纯的文章写作而扩展到现代科学的各个课目的考试。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表达，就是首先要持续积累脑子里“储存”信息的量和改善脑力的“算法”的研究。人脑和计算机一样。都首先要学习收集以前的现成知识，所以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学习各种知识，从语言，文字，数字开始，储存在脑子里积累的越多。就给以后提升算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人工智能的计算机也一样首先要储存大量的原始资料，否则即使有最聪明的算力也不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这次我写作的过程中也应用了部分A丨的技能，但得到的结论並不能完滿地表达我想要的意思，所以还要再人工编辑。我们老一代脑子里“存儲”的知识和“算力”的研究结果要传给我们的后代只能靠教学来转达，也要多写一些总结经验的文章来讨论发展的方向。中国的高考和高教虽然有优久历史的传承，但世界正在一个重大改革和变型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