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匾额源流</p><p class="ql-block">匾，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必备的构成部分。匾字通“扁”，从“户”（门），与“册”（文书）会意，《说文解字》释为“署门户之文”。可见匾的本意就是写在门户上的文字。</p> <p class="ql-block">根据门头的形制，匾可以是横的，也可是竖的。横的叫“匾”，竖的称“额”。后世合称为“匾额”。</p><p class="ql-block">扁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出现，金文才有了扁。由此可推断匾的出现应始于周。周代的匾是青铜铸造的祭祀用礼器，多在器底中央铸“伯”字铭文（如“伯作父甲公宝簋”），标明作器者为大宗嫡系，彰显其血统的正宗。周代有为模范家庭赠“锦旗”（旌）的制度，《尚书·周书·毕命》记载：“旌别淑慝（tè），表厥宅里。彰善瘅（dàn）恶，树之风声。”就是在旌上写上表扬词，悬于模范家庭门户，起到扬善抑恶、教化黎民的作用。后来这种表彰制度与匾的物质形态相合，悬挂于建筑物中轴线上，就成为后来的匾额。</p><p class="ql-block">秦灭六国后，匾被纳入“书同文，制同规”的范畴，不仅禁用六国文字，而且制定了匾的使用规则：皇宫匾额用朱漆金书，尺寸逾四尺（约92公分）；官署匾额用黑漆银字，尺寸三尺至四尺；民宅禁题匾，仅允许在门侧悬挂木质标识牌，宽不超一尺。匾额文字必须使用篆书。匾额的礼制性被突出。</p><p class="ql-block">汉代独尊儒术，匾额又被广泛使用，成为官方推行儒家意识形态的载体。汉代延续了周代的匾额制度，《汉代官方政令》规定：“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汉代推行“表闾”制度：在里坊大门（闾门）悬挂榜文表彰孝悌义行，“旌表其门”，这就是后来的牌坊。</p><p class="ql-block">三国魏晋时期匾额使用成为重要建筑的标配，还出现了专门题署匾额的书法家，像三国时的梁鹄、韦诞、卫觊等，都是擅长署书的大家。</p><p class="ql-block">唐代的匾额进一步纳入社会管理范畴，规定重要宫殿、寺观匾额均由帝王亲题或敕令重臣书写；皇宫匾额用金漆九龙边饰，尺寸逾丈；王府官邸朱底金书，禁龙纹；佛寺道观青石阴刻，尺寸小于官署。科举制度的成熟，使进士宅第功名标识匾成为一大看点，如“进士及第”、“状元第”、“科甲联芳”等。</p><p class="ql-block">宋代城市化大发展，市肆商铺无不匾额高悬，既有标识作用，又是广告牌雏形，《清明上河图》中明确标注商铺名称的匾额达42处以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化的成熟。</p><p class="ql-block">明清时，匾额由建筑构件独立为一种书法表现形式，不限于门楣之上，亦可以悬置于书房、厅堂、园林和公共空间之内，成为文人雅好。尤其是风景名胜、园林古迹，匾额必不可少。在形制上除了传统的长方形外，还出现了圆形、树叶形及异形。</p><p class="ql-block">匾额的应用，从皇家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到园林亭榭、街市店铺，迅速流行，逐渐扩展到民间建筑，出现“无处不匾”盛况，成了建筑的“灵魂之眼”，其演变贯穿中国商业文明与建筑美学发展史。匾额融合教化、文学、书法、雕刻为一体，作为建筑门楣或厅堂的视觉焦点，是“建筑物的脸面”，彰显建筑的文化气质，为建筑的功能性附加了文化信息，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p><p class="ql-block">匾额使用的材质有木、石、玉、砖、金属等，其内容涵盖堂（庙）号、赏赐、酬赠、旌表、自勉等。从匾额的书法、内容、甚至用料，可以看出户主的文化品位、胸怀境界、社会地位。</p> <p class="ql-block"> 雁门关匾额：天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