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株待兔》的原意

王武成

　　近日，看到师大附小一位老师三年级下册《守株待兔》这一耳熟能详故事的备课笔记本：要求通过这个故事，学生们不仅能够学到知识，还能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习惯；重点是理解《守株待兔》的故事寓意，即不能靠碰运气过日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知道不劳动不会有收获这一道理。我仔细发现了课文中《守株待兔》没有原文中“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最后这句话。

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古人孔子，其曾祖父孔防叔是春秋时期宋国司马孔父嘉的曾孙，家族因为政治方面避难迁徙到春秋时期鲁国，孔子的祖籍仍保留在当时宋国栗邑，即今天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孔子自称是“殷人”即宋人，而不是鲁人。年轻时曾多次回到宋国考察殷礼，这些经历对他的思想和学说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在临终前也强调自己是殷人，这表明他对宋国文化的认同感非常强烈‌。孔子对宋国的文化认同源于他对三代礼乐文化的继承和推崇。

孔子

　　在《论语》篇幅中，孔子提出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明确地表明，西周在夏、商两代制度基础之上发展出更加完善的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在于礼乐制度的传承与革新。孔子将周礼视为理想的社会规范，认为其蕴含了“仁”“德”等伦理内核。儒家思想以“复礼”“为仁”为核心，强调等级秩序与人伦道德，这直接源于三代(尤其是周代)对礼制的系统化及其伦理化改造。因此三代文明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可归结为礼乐制度与道德伦理体系的奠定。

孔子的治国思想主张受宋国三代文明影响，集中于以德治与礼教构建社会秩序，强调道德教化与人伦和谐。核心理念‌是以“仁”为本，通过道德示范和礼乐教化引导广大民众自律，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治理手段则‌强调君主修身示范、家庭伦理推广（如三纲五常）及“克己复礼”的社会规范。

韩非子

　　韩非子大约在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是当时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和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集大成者。他师从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但观念与其不同，没有承袭儒家思想。“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韩非子把法家的思想提高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从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系统。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其作品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

韩子所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子去世后，其法家思想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而最终统一六国。

后圣的治国主张推崇法治与权术，主要是通过严明法律和君主集权实现国家控制。其‌‌核心理念‌，主张“法、术、势”三位一体，法律需严明且具强制力，认为“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民就利也”（《韩非子.有度》）。‌‌‌治理手段‌是以奖惩机制约束行为，通过中央集权与官僚体系来控制社会，推崇“尊君卑臣”的等级秩序。‌‌

孔子和韩非子两人的理论依据，差异在二个方面：

①‌人性假设方面‌。孔子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通过教化引导向善（“性相近习相远”）。‌‌韩非子持性恶论，认为人趋利避害，需通过法律强制约束（“造车者欲人富贵，造棺者欲人死，非有仁憎，利在之故”）。‌‌

②‌社会目标方面‌。孔子追求“天下大同”，以道德整合社会秩序。‌‌韩非子聚焦国家强权，以“定一尊而除群害”实现集权稳定。

两个人的实践路径对比：

孔子的权威来源‌‌是君主道德威望与礼制传统；控制方式‌是软性教化即（礼乐和伦理）；经济基础‌是重农抑商，强调稳定农业社会。

而韩非子的权威来源‌是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法律条文；控制方式则是硬性的约束（法律、刑罚）；经济基础同样是重视农业，但更关注资源集中以支撑战争与集权‌‌。

毛泽东批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子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制、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韩非子对孔子的评价呈现出双重性，既承认其圣人地位与智慧，又基于法家立场批判其治国的理念。‌他一方面在《显学》中称孔子为“天下圣人”，肯定其历史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学说脱离现实，主张以法治取代德治。‌‌

一、‌对孔子个人身份的认可‌。

《韩非子.显学》明确将孔子列为儒家学派最高代表，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承认其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引用孔子识人失误的典故（如澹台子羽、宰予之事），侧面反映韩非子认可孔子言行记载的真实性，并以此为论据批判“今世儒者”脱离实际。‌‌

二、‌对儒家治国思想的批判‌。 ‌

否定仁义教化有效性‌：韩非子认为民众“屈于势”而非“服于义”，以鲁哀公与孔子的权力关系为例，强调君主应依赖法律而非道德感召。‌‌

反对以私德凌驾公法‌：批评孔子奖赏因孝逃兵的鲁人，认为这会破坏法制统一性，“因私废公”导致国家治理失效。‌‌ ‌

质疑历史依据的可信度‌：指出孔子推崇的尧舜之道缺乏实证，属于“愚诬之学，”主张政策应基于当下实际而非空谈上古。‌‌

韩非子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作为论证的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其中《守株待兔》这一篇寓言故事，就是借此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提出尖锐批评。

《守株待兔》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出自《韩非子.五蠹》，大意是：宋国有个农民，自己田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飞快奔跑的野兔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死了。于是，农民便放下劳动的农具，日日夜夜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然而，野兔子是不可能再次得到，而这个农民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而今，有些人居然想用过去的治国方略来治理当今的百姓，这不是犯了守株待兔一样的错误嘛！

韩非子在《五蠹》中，将儒家列为当时社会上五种害虫之首，是因为韩非子自己曾经是个儒家弟子的缘故，因此对于儒家的批判相当能够切中要害。

宋国籍人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守株待兔》发生地韩非子就选在了宋国。这个农夫则代表着孔子儒家学派的儒生们。韩非子通过这个寓言故事，批评了儒家那些企图用古老的先王之道来治理当今民众的做法，讽刺儒家治国如同“守株待兔”，因循守旧，不知变通，不懂得时移世易，因此需要变法来适应于时代的发展。从而宣扬自己主张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变法思想，此乃是韩非子所创作《守株待兔》寓言故事的本意，而并非是“妄图不劳而获”的思想和主张。

韩非子的“法、术、势”三位一体变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精髓，强调以法治国（法）、权谋手段（术）和权威地位（势）的结合，来实现其有效统治。这一思想虽然诞生于战国时期，但对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领导力培养乃至个人发展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以下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分析。

1. “法”：制度与规则的现代价值，韩非子认为“法”是公开、公正的行为准则，主张“一断于法”（《韩非子.有度》）。现代意义：

组织管理，是现代企业和机构需要明确的规章制度（如公司章程、合规流程）和确保运作透明高效。例如，华为的“基本法”通过制度化避免了人治的随意性。

社会治理，法治社会则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韩非子“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念相通。

个人层面，自我约束需依赖“个人法则”（如时间管理、职业规划），避免情绪化决策。

2. “术”：权谋与策略的辩证应用，“术”是指领导者驾驭下属的权术，包括考核、监督、激励等手段（如“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现代意义：

领导艺术，是管理者需要灵活地运用激励（如KPI考核）和制衡（如分权设计），但需避免沦为权术操纵。例如，谷歌的OKR制度通过目标透明化减少内耗。

职场生存，个人可学习“术”中积极部分（如沟通技巧、危机处理），但需以诚信为基本底线。

反思：韩非子的“术”易异化为阴谋，现代应用需结合道德约束（如商业伦理）。

3. “势”：权威与资源的杠杆效应，“势”即权力和地位的威慑力，韩非子认为“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现代意义：

领导力建设，领导者需借组织赋予的职权（如CEO的决策权）和人格魅力（如马斯克的号召力）树立权威。

资源整合，个人或企业需善用自身优势（如品牌、技术）形成竞争壁垒，类似“势”的积累。

警惕滥用，现代民主社会需平衡“势”与问责机制，防止权力腐败。

综合启示：动态平衡与时代适配韩非子的思想核心是“法、术、势”三者协同，缺一不可。这对今天的启示在于：

制度（法）是基础，但需配套执行策略（术）和权威保障（势）。例如新加坡的廉洁高效政府，既靠严法也依赖执法威慑。

避免极端化，法家思想因忽视道德被诟病，现代应用需融合儒家“仁政”（如“以人为本”的管理）。

个人发展类比，成功需要能力（法）、方法（术）和平台机遇（势）的结合。

韩非子的古代法家思想精髓，这一理论对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需要结合新时代法制精神与民主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吸收。以下从几个方面分析其现代的意义。

1.“法”：制度化与法治建设

其核心思想是，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强调法律应明确、公开、平等适用，是超越个人意志的。

现代意义在于，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新时代国家的治理需要强调“依法治国”，法律需具有权威性和普遍的约束力，避免人治随意性发生。例如，反腐败需要法律刚性执行，而非依赖个人道德约束。程序正义，韩非子所强调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通。但有其局限性，韩非子的“法”服务于君主专制，而新时代法治需以民主立法和权利保障为前提条件。

2.“术”：管理艺术与权力监督

核心思想“术”是指统治者驾驭臣下的权术，如考核、监察、制衡等手段。

其现代意义是，国家组织管理中的策略，现代行政管理需要科学考核（如绩效评估）、权力制衡（如三权分立）和反腐败机制（如独立监察机构）。透明化与监督方面，韩非子的“术”具有隐秘性，而现代管理更需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如舆论监督、审计制度），避免权术沦为暗箱操作。领导力提升，管理者需灵活运用沟通、激励等“软术”，而非单纯权谋。

3.“势”：权威与合法性的构建

其核心思想，“势”即统治者的权威与威慑力，依赖地位和资源掌控。

现代意义在于政府公信力方面要求现代国家的“势”需建立在合法性（如民主选举）和公共服务。在效能（如政策执行力）基础之上，而非单纯强制。危机管理是在突发事件中，政府需通过快速响应和信息公开维护权威（如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动员）。其风险是过度依赖“势”可能导致威权主义，需以公民权利为边界。

综合启示与反思：

1.法治与制度的优先性。新时代国家应更加强调“法”的主导地位，通过完善法律体系约束“术”和“势”的滥用，避免走向人治或权谋政治。2.“术”的现代化转型是将传统权术转化为科学管理工具（如大数据监管、绩效评估），同时加强透明度，防止权力异化。3.“势”的合法性来源。新时代政府的权威需基于民主认同（如选举授权）和公共服务能力，而非单纯的暴力或威慑力。4.批判性警惕。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有轻视民意的倾向（如“民智不可用”）与现代民主相悖，需以公民参与和权利保障为补充。避免将“术”异化为官僚主义或形式主义。5.现实案例参考。新加坡的法治与威势结合，严格的法律执行（法）与高效廉洁的政府（势），但保留了威权色彩。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是通过国家监察委整合反腐败权力（术与势的结合），同时推动法治化（如《监察法》）。西方三权的分立制，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制衡（术），确保法律权威（法）和政府效能（势）。

韩非子的思想为新时代国家管理提供了“制度-方法-权威”的系统视角，但其工具理性需与民主、人权等价值理性平衡。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国家治理更需融合法治精神、科学管理和公信力建设，而非简单效法古代权谋。

总之，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其理性化、工具化的思维能提升效率，但过度依赖可能陷入冷酷功利。在当代的社会，取其精华（如制度设计、资源杠杆），去其糟粕（如权术阴谋），结合人性化与科技手段，方能够实现更加健康的组织与社会治理。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言：“一切历史思想，皆可为现代人作对照。”法家的智慧，恰在于提醒我们规则、方法与力量的平衡之道。

在新时代的世界范围内，国家治理已经分为了两种形式，一是美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选举制；二是以东方中央集权的一党执政制。从现实两种形式执政的政绩比较，各有千秋：美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人民的确“自由浪漫”；而东方集权式，人民确实国泰民安。但这两种制度都有弊端：美西方过度强调自由民主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状态，党派争斗削弱了国家良性治理。东方则相反，绝对权力容易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毒瘤。如果中央集权在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前提下，严明法治，用严厉的法律惩治官僚腐败，适当引进美西方权力制约体制，东方一党中央集权制会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