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上饶实施细菌战的罪恶

罗时平

　　2006年4月，根据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江西深度受害区史料工作会议”精神，我牵头组建抢救玉山县抗战时期深度受害史料课题组，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调查了玉山县日军暴行主要区域9个乡镇51个行政村的自然村、34个社区和20条街道里弄，采访了128位“亲历、亲见、亲闻”老人，最大的年龄98岁，最小的61岁，录音录相3000分钟，抢救出一批丰富生动的日军罪行口述史料，发掘出一批过去从未记载的日寇入侵上饶严重罪行和犯罪遗址，寻找到一批日军细菌战的受害人和见证人，查实了日军在上饶实施细菌战的主要区域和罪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正视这段历史，揭示历史真相，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指引。

一、侵华日军组建的细菌部队

细菌武器是国际法严格禁止使用的交战手段和方法。1899年《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1907年《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1925年《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等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使用细菌武器是战争犯罪行为。日本明知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犯罪性质，但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悍然组建细菌战特种部队，把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推向中国战场。

1、日军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

推动日军细菌武器研制和细菌部队组建的元凶是石井四郎。石井四郎1892年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1920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参加陆军任军医，1924年晋升一等军医。1927年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他被派住欧美秘密考察细菌武器发展情况，回国后，他大力倡导研制细菌武器，任三等军医主任，兼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晋升为陆军少佐。在陆军省军务局及参谋本部的支持下，1931年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起了细菌研究室，开始研制细菌武器。l932年石井四郎将细菌研究基地转移到中国满洲，在哈尔滨市以南约70公里的背荫河镇建立了细菌试验工场，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3年石井四郎成为日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开始实施他的细菌战计划。

2、日军组建的四支细菌部队

1936年日本天皇正式密令组建细菌部队，日军相继组建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支细菌部队。

一是日本关东军第73l部队和第100部队。第73l部队1933年称加茂部队，后改成东乡部队，1940年改组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正式启用“满洲第73l部队”番号，驻地为哈尔滨市郊平房镇。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与73l部队同时组建，驻地为长春孟家屯。这两支细菌部队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节制。

二是北京“甲”1855部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支对外宣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占领了天坛公园西门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1939年10月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正式命名为“北平甲第1855部队”，它是华北地区的日军细菌部队。

三是南京“荣”1644部队。1939年4月在南京正式组建，对外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 又称多摩部队或“桧”字部队。本部设在南京中央医院，它是华中地区的日军细菌部队。

四是广州“波”8604部队。1939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兴隆大街一座两层结构的黄色楼房里组建了细菌试验所，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它是华南地区日军细菌战的试验场。

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新组建的细菌部队与73l部队在人员和组织方面共同合作，开展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细菌研究工作，成为向中国各地进行细菌作战的据点和基地。除了上述四大细菌部队外，日军在很多军级、师团级部队中建有细菌部队性质的“防疫给水班”，担负细菌作战的任务，形成庞大的细菌攻击网络。

3、日军在上饶实施细菌战的部队

日军在上饶实施细菌战的部队是驻哈尔滨第731部队和驻南京荣1644部队。

731部队虽然对外名称是“防疫给水部”，其实是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开发、生产和实战应用的细菌特种部队，队员2270多人。为了加快细菌武器的研究进程，731部队直接用活人做试验，进行冻伤、烧伤、烫伤、真空、高压、人与动物血交换、空气注射、细菌感染及活体解剖等各种试验。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巨大，据担任过73l部队生产分部长的柄泽十三夫供认：73l部队理论上一个月内可培养出鼠疫细菌达300公斤，炭疽热病菌约600公斤，伤寒症细菌800～900公斤，霍乱病菌约2000公斤，副伤寒症细菌800～900公斤，赤痢细菌800～900公斤。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说：“当我视察第73l部队时，那里制造细菌战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

荣1644部队在上海、苏州、常州、南昌、九江、汉口、安庆等地设立l2个分部，部队总人数约1700人左右。他们在南京进行了长达五六年的细菌试验，培育出鼠疫、伤寒、炭疽、疟疾等20多种病菌，独立在华中地区进行细菌战的实战，造成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死亡。

日军731部队旧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

731部队是细菌武器研制、生产和实战应用的细菌特种部队

日军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

二、日军在上饶实施两次大规模细菌战

上饶地处江西省东北部，东邻浙江，北接安徽，东南与福建相连，浙赣铁路贯穿全境，信江横贯东西，水陆交通发达。抗日战争时期，上饶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东南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战略地位重要，这是日军两次对上饶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直接原因。

1、日军1940年在上饶的细菌战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感到战争资源的严重不足,为其向南洋扩张,夺取战略资源,日军统帅部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进行“保号作战”。所谓“保号作战”,就是实验在实战条件下用飞机撒播各种传染病菌的有效方法,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特殊手段。

时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井本熊男少佐积极与日军统帅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和专事细菌生产的731部队联络。1940年6月5日,他与日军参谋总部作战参谋荒尾兴功中佐、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南京“荣”1644部队)部长代理增田知贞中佐就细菌战问题进行了协商，初步计划在7月份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为“浙赣沿线城市”，决定作战由中国派遣军直接指挥,负责人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长、细菌战的罪魁石井四郎。攻击方法,即“用飞机在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雨下法撒布鼠疫跳蚤。”作战使用的机场为南京句容机场。

7月2日井本熊男在军医学校同石井四郎进一步谋划，21日又到哈尔滨同石井731部队具体策划“保号作战”,决定由731部队人员编成“加茂部队”进驻南京原中央航空学校作为前线基地。石井四郎接到实施细菌战的指令后,立即返回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组织专门撒布细菌的远征队，由大田澄、增田美保等40余人组成，关东军参谋山本源一参加指挥。同时，集中人力生产供这次作战使用的各种细菌。原在731部队生产部供职的柄泽十三夫在苏联伯力法庭供认：1940年下半年,他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准备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供石井的远征队使用，他又从第二部(731部队共设四个生产、研究细菌的分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远征队培养了五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撒布鼠疫；原731部队雇员田村良雄也供认：1940年7月初至9月下旬,10旬至11月中旬,石井四郎从各部召集了大约120名人员，编成了大量生产细菌的大队……在两个细菌工厂里制造了大约270公斤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由航空班送往南京及华中地区的远征队使用。

1940年9月初，参加“保号作战”的人员陆续到达前线杭州,各种细菌也运抵杭州和华中远征队。参加这次运输的石桥直方日记记载：装有细菌的航空炸弹七百发,专用装有细菌具的汽车二十辆。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灭绝人性的“保号作战”(浙赣细菌战)准备就绪。

9月“保号作战”正式开始。日军先是大量增加了浙赣地区的飞机侦察,对攻击目标作战前侦察。经过侦察，731部队远征队决定9月中旬进行攻击。首批攻击目标选择了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和浙赣铁路上的战略要地衢州、金华地区和江西玉山。首次攻击的情况,井本熊男作战日志9月18日中有详细的记述：“18/9,星期三，一、(略);二、生产量,每日10公斤(C)[霍乱],(T)[伤寒]在其上;目标……玉每平方公里2公斤(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0.7公斤-0.8公斤)。”据10月7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记载的细菌战进展情况：1.运输迄今为止共6回(其中船运2回).2.迄今为止攻击次数共6次，跳蚤IG约1700只。3...6.(山本参谋提出目标及攻击法可以灵活)，(决定)攻击法可以重复…9.保号作战的将来(要继续下去)”。

　　从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日本军机在玉山和衢州、宁波、金华等上空采用降雨先后6次撒下了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和染有鼠疫的跳蚤等各种烈性传染的细菌，散布在城区街道、住宅区、河流等地。玉山县东五里洋机场和附近，撒布的密度每平方公里竟达2公斤，当时可直通城区的岩瑞、六都、三都、下镇、横街、必姆、临江湖等村庄，每平方公里达0.7-0.8公斤。10月8日，井本熊男被调到参谋本部第一作战课，临行前与其后任吉桥戒三和增田知贞等人就“保号作战”交换了意见，提出在12月份结束“实验”，对于正在进行的细菌战，则认为“C[霍乱]”可能不成功，“P[鼠疫]”也许可以成功。

1940年玉山所受细菌攻击的受害情况没有记载，因为那时人们并不了解细菌战的危害性，多将其归类于自然流行病。1941年9月26日，针对日军的细菌战，上饶县公布了省政府颁发的《江西省鼠疫防治暂行办法》《江西省疫情报告暂行办法》，提醒大家了解并注意防范疫病的流行危害。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1940年日军对上饶的细菌攻击，效果并不显著。关东军军医部长棍隆二也供称：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其汇报1940年细菌战时说：“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统统会死掉，细菌只能在500公尺以下投掷，但在低空投掷时，细菌散布的面积又太小……所以实施起来很难”，“因为细菌要从低空投掷，但在低空投掷便使敌方能自由地扫射飞机，而且使用这种方法(低空投放细菌)就需要极多的细菌。”日军1940年“保号作战”对玉山的攻击方法是从“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雨下法”撒播稀薄菌液，飞机高度太高，细菌在下落的过程中已死亡。这次细菌撒播是把细菌赤裸裸地投掷下去，没有使用媒介物。石井四郎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这种情况可减少飞机有被敌方高射炮击落的危险。”所以，玉山虽然遭到了细菌攻击，但并没有出现疫病的大流行。

由于霍乱、伤寒等细菌攻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军从10月中旬以后把攻击重点放在撒布鼠疫细菌方面。11月27日和28日，日军在金华城区上空撒布鼠疫菌，完成了1940年浙赣细菌战的最后一次攻击。日军通过1940年“保号作战”的细菌攻击，对比了不同浓度的细菌菌液效果，对不同的地区使用了不同的菌种，为他们进行更大规模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实施细菌战提供了实战经验。

1941年，南京的荣1644部队独立在华中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据1941年12月3日浙江省第四公署5733号电:“前据密报,绍(兴)敌运到百斯笃(鼠疫)、及肠窒扶斯(伤寒)两种烈性传染病菌,并派男女汉奸携带赴我后方散布。”

2、日军1942年在上饶的细菌战

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特中校率16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轰炸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完成任务后计划返航中国衢州、丽水、玉山机场降落加油，再飞重庆。由于燃油耗尽，信息不通，除8号机因故障飞到苏联海参崴降落，其余15架飞机在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区域坠落或迫降。中国全力营救杜立特行动突袭队员，获救的64名飞行员安全撤到后方。日军害怕浙赣地区的机场被美军所用，为了报复并阻止类似的进攻，日军大本营发出命令，指示中国派遣军发动摧毁浙江、江西境内军用机场的浙赣战役。为贯彻这一命令，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决定把1940年对浙赣“保号作战”与陆军地面进攻相结合,利用陆军占领浙赣前线各机场之机，大规模在地面撒布细菌,以达到日军撤退后各机场所在地区变成各种烈性传染病流行的目的,以此阻碍中国方面修复和再次利用这些机场。

1942年5月15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东线杭州日军沿浙赣线向西攻占金华、衢州，于6月14日占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饶；西线江西南昌日军5月31日沿浙赣线向东攻占进贤、东乡、鹰潭、贵溪、弋阳，于7月1日东西线日军在横峰会合，打通浙赣线，摧毁了衢州、丽水、玉山机场。

石井四郎在731部队本部着手组织参加细菌战的远征队和集中力量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细菌。日军大量增加细菌生产,日军军医学校校长桃井直干向陆军大臣提出“希望整备作战资料”的报告，申请“建造简易房舍,使老鼠的收容量从现在的2000只扩大到10000只。”根据时任731部队生产部长的川岛清(日本细菌专家、细菌战罪犯之一)在伯力法庭供认:“参加这次远征队的,有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工作人员……根据石井将军命令，我叫生产部制造了约一百三十公斤副伤寒和炭疽热菌攻供远征队使用。此外，第一部人员还带有由他们培养的若干罐霍乱菌和鼠疫菌，其必要数量则由他们在南京的荣1644部队就地培养。第二部人员携有充分数量染有鼠疫的跳蚤。”原731 部队雇员田村良雄口供也证实日军为“浙赣战役”细菌战加强生产了各种细菌:“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第四部一课……共同制造了霍乱菌、副伤寒菌、伤寒菌,推定约一百四十公斤……生产的细菌逐次由航空用飞机运往中国关内去,为细菌战使用。”另据当时在“荣”1644部队工作的秦叶修在伯力法庭供认:“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制造下列细菌是事实：一、霍乱；二、伤寒；三、鼠疫；四、赤痢。制造有关者为防疫科全部人员。撒布时间是昭和十七年六月至七月。”从6月底到7月初，731部队远征队分成好几个小队乘坐飞机和火车抵达驻屯在南京的“荣” 1644部队，进行浙赣战役的细菌战。

　　日军在浙赣战役初期的细菌攻击，给中国军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由于细菌攻击是与日军第十三军陆地进攻同时进行,有的是提前撒布的,日军进入这些感染地区后,也因休息、住宿时使用附近的水做饮料或做饭，发生许多传染病患者。据日军俘虏供认：“日军误入自己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地区，有一万人以上得病，死于霍乱的日军有1700名”。于是，日军内部对于是否继续使用细菌作战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决定采用“谋略细菌战”的方法，也就是在日军撤退时在居民逃亡地区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毒害中国人民。

8月下旬，日军按预定计划先后撤离江西上饶(19日)、广丰(20日)、玉山(21日)等地，在撤退时，731部队远征队对上饶和广丰、玉山县居民区地面播撒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井本日志》有这样的记录(8月28日)：

广信 Px[鼠疫](1)毒化跳蚤(2)施放经过注射的鼠。

广丰 (1)。

玉山 (1)、(2)、(3)把P(鼠疫]干燥菌混入米中。目的：鼠-蚤-人。

日军731部队远征队在玉山撒布细菌用了3个种类:(1)经鼠疫菌毒化了的跳蚤；(2)经过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3)把干燥菌混入米中,达到鼠一跳蚤一人循环感染的目的。所谓“干燥菌”,1954年10月10日田村良雄口供中作了说明:“1942年4月初至5月初间，制造了供给第四部三谷班的脾脱疽菌(炭疽热菌)、鼠疫菌约二十四公斤……三谷班将这些细菌制成了干燥细菌。”撒布方法是地面、水中、井中、食物中等。

8月25日，细菌战罪魁祸首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26日到31日的6天内，石井派飞机在中国军队的阵地及防空区撒布带鼠疫的跳蚤，同时派部队撒播细菌。从实施的方法上看，从原来的地面撒播、活体注射，逐步形成地面撒播、空中撒布、谋略投放等相结合的立体样式。日军大规模实施细菌地面传染法，用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蓄水池、水井、建筑物的办法进行细菌攻击，在食物中注射细菌，用污染的食物传播瘟疫；从玉山经由浙江开化、华埠至常山，从广丰经由浙江新塘边、清湖至江山投放霍乱等病菌。日军在广丰撤退时曾一反烧光的“三光政策”常态，在广丰县城张贴布告：严禁焚烧房屋，违者枪毙。后来事实证明，这其实是日军细菌战为避免烧死带鼠疫菌跳蚤的阴谋。古都良雄承认：“我于1942年参加过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所负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在玉山城一带对中国军队及和平居民进行细菌军事破坏工作，我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的工作”。日军撤退时在居民区留下了许多用细菌感染了的饼干和炭疽热细菌巧克力，把饼干和巧克力放置在院墙、树木下面以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他们偶然忘掉的。

日军还利用被俘的中国军人传播传染病。据古都良雄供称，当时设立了两处中国战俘集中营，人数约为3000人。日军预备了3000多个特制烧饼，烧饼是由远征队队员参与做成的，里面注射了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然后把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吃，并进行拍照，以宣传日军的“慈善”行为。吃完后，把中国战俘全部从集中营放走，目的是让他们去传播伤寒和副伤寒流行病。1943年以后,日军第731部队没有再派遣远征队到浙赣地区，在该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任务交由驻南京的荣1644部队独立承担。到1943年初，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即荣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在《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后编7-2)》中记载：1943年4月,在参谋本部召开了有关方面参加的“保号”协商会。在会上,华中防疫给水部报告称:“关于粟（跳蚤）的生产正在进行毒化研究，现在的产量为5公斤。如能补给20000只饼（鼠）,二个月后可达15公斤”(《井本日志》)。会后,参谋本部立即从国内向华中补给了20000只老鼠。其后,荣1644部队用飞机继续在浙赣沿线地区撒布了鼠疫跳蚤、疫鼠和各种细菌。

三、上饶遭受日军细菌战的受害状况

日军对上饶的细菌战攻击, 从1940年到1945年,手段恶劣,目的罪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给上饶、广丰、玉山带来持续大面积鼠疫、霍乱、伤寒、赤痢、炭疽等各种烈性传染病,患者超过10万多人，死亡人数成千上万。

1、上饶城区爆发的鼠疫

日军1942年8月19日撤离上饶, 难民大量回城。逃难回城的居民在清理住宅时，发现老鼠成群，跳蚤很多，他们被带菌的跳蚤叮咬，起先并未在意，还以为是居民住宅被日军占作马房的稻草、马粪、垃圾引来的老鼠和跳蚤。继而居民中不断有人发病，症状相同：先是头痛发烧，恶心呕吐，无力行走，谁也没想到危害人体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鼠疫突然发生。

上饶城区出现第一个疫点：10月19日下午，马皇庙一家姓徐的居民家里，其6岁的小孩突然得病，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头痛，脸发红，呼吸迫促，起病十分骤急，以后发现双侧腹股淋巴腺肿，就进入谵妄，神志不清，昏迷状态，得病第二天，急死。此后疫情在马皇庙邻里间迅速蔓延，到12月中旬共死亡36人。

上饶城区第二个疫点发生在太子庙(现信江中路)。这个疫点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一家姓叶的铁匠家里，其女儿约5岁，于11月8日起病，症状为发烧头痛，恶心呕吐，昏迷，双脚无力，不能行走，步行蹒跚, 谵妄，以后不能讲话，是否有淋巴腺肿,未明，起病一天，于11月9日突死。继而附近15家住户患病，共死亡33人。

上饶城区第三个疫点发生在河街（信江中路与沿河路之间的路，现已不存在）。当时正在广丰检查疫情的上饶中心卫生院院长刘任涛回忆： “上饶医院给我来了电话，报告上饶市区那河街发生了疑似鼠疫病例，于是我又偕同化验员郭志楠赶回上饶医院，汪医师陪同郭志楠前往那河街给患者抽液检查，同样发现鼠疫杆菌”。当年上饶医疗记载三个疫点的鼠疫患者共有78人，死亡78人，死亡率100%。

根据1960年7月对第一个疫点马皇庙病源学调查，这个疫点病源菌有可能是日本人撤退时播下的, 更可能是8月21日日军飞机在马皇庙居民区投掷的数枚炸弹。两个月后,这个区域附近首先爆发了鼠疫。由此可见，病源菌是日本人播下来的，或是日本人输入的，由于存在疫源的输入，结合当时鼠密度高、蚤指数高，卫生情况不好,鼠疫就这样爆发起来了；第二个疫点是在太子庙铁匠家庭，这个疫点距马皇庙为800米左右，继马皇庙发生鼠疫后爆发，小孩先患病，发病的临床表现是腺鼠疫的典型过程，与第一个病例一样，先有死鼠，再有病人发生，毫无疑问太子庙鼠疫发生是马皇庙波及，其病源为马皇庙输入。第三个疫点距离太子庙200米，病源为太子庙输入。

上饶地方政府11月中旬发现鼠疫流行，立即派遣军队封锁了三个疫情点。驻军26军丁治磐军长派出军队把守城门，禁止逃难的居民回家，以免被感染，同时隔离患者，由工兵连用石灰和漂白粉消毒房屋，扑灭老鼠跳蚤，给疫区居民打预防针。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专门召开会议，请卫生防疫总队电调第六巡回医疗队驰往上饶参加防疫。经过努力，到12月中旬，控制了鼠疫在上饶流行。

2、广丰县爆发的鼠疫

继上饶鼠疫后，广丰县永丰镇也出现鼠疫。据群众反映，当时到处是马粪、垃圾堆，老鼠、跳蚤多得怕人，屋内有跑动极慢、肚子大大的老鼠，有时可以拾到死鼠。广丰县第一例鼠疫发生在永丰镇东大街一个工人家里，患者叫周祖根，男性，34岁，做绳工人。他妻子说：发病前家里发现死鼠，病者未到过任何地方，10月21日突然起病，发高烧、头痛、寒战、呕吐，以后双侧鼠蹊部及腋下淋巴腺相继肿大，得病一天进入昏迷、谵妄，不能进食，但无皮下出血、咳嗽、咯血、腹泻等现象，得病三天突死。

据当时上饶中心卫生院院长刘任涛回忆：“我接到广丰县卫生院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广丰城内居民发生瘟疫，要我前往检查。我当即与我院化验员郭志楠带着显微镜和化验药物，连夜赶到了广丰县城。翌日早晨，广丰卫生院领我们走入城内居民区，检查发高热鼠蹊淋巴腺肿大的患者。在两名男患者淋巴腺中抽出液体作涂片在显微镜下检验，郭化验员惊叫‘鼠疫杆菌!’再给另一女患者检查，结果完全相同。我们一致确定为鼠疫”。

11月1日，第六行政区中心卫生院徐学璇也在广丰报告“广丰小东门田里及东街湖沿等处相继发生高热腺肿病人，于72小时内死亡之病例，先后采取尸体肝脏液及患者血液涂片染色镜检皆为鼠疫杆菌存在。”

到11月中旬，广丰县永丰镇区出现了9个疫点。江西省卫生处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采取措施派员前往广丰进行防疫，并于11月8日告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广丰疫势严重，城内外交通已封锁，已调第六中心医院及省防疫总队人员前往防治。”经过1个月的防治，广丰疫情到12月底得到控制。广丰鼠疫患者共42人，全部死亡。

1942年6月14日日军攻占上饶

上饶市马皇庙街区1942年10月爆发鼠疫

上饶市太子庙街区1942年11月爆发鼠疫

3、上饶沙溪镇爆发的鼠疫

1942年11月上饶城区鼠役流行之际，家住上饶城区马皇庙居民张桂炎为避“城中瘟疫”，与妻子余大英于11月25日到沙溪镇丈母娘家躲避。当时沙溪无鼠疫流行，他们到沙溪后,妻子余大英只到河边洗过一次衣服，再未到过别处。不幸，余大英回家第二天突然发病，起病很急，发高热，头痛十分剧烈，呕吐，颜面发红，鼻血, 谵妄，以致逐渐进入昏迷状态，于11月27日突死。自余大英死后，附近则发现很多死鼠。接着不久，余大英的妹妹、母亲，邻居余昌福及他的妻子、子女、母亲，中医汪伯都得病死亡，症状与余大英一样。余大英丈夫张桂炎也于11月2日起病，症状与前不同的是，后者有鼠蹊部淋巴腺肿，四肢疼痛得十分剧烈,病人不敢伸足,得病后于11月5日用轿从沙溪抬回上饶，才进家门,就不能讲话，口吐鲜红色泡沫水而死。经过病源学调查，沙溪1942年发生的鼠疫，为外来性的，传染源为上饶市输入，沙溪镇共12人死于鼠疫。

4、玉山县细菌战受害状况

玉山自1940年开始,尤其是1942年日军撤退后,城乡居民突然莫名得病,且一传十，十传百，尤其农村越传越烈，死亡人数极多。当时卫生环境十分恶劣，医疗设备匮乏，人民群众缺乏卫生知识，对细菌危害性认识严重不足，待到疾病流行迅速蔓延时，便惊叫“发人瘟病啦!”纷纷逃往外地。外地有的是疫区，引起相互传染，即使外地不是疫区，也因传染变成疫区，致使疫区越传越广。因逃亡死于外地或途中的为数甚多。遗憾的是当时玉山县政府没有对疾病流行的悲惨情景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毒疮感染遍及全县。日军撤离玉山，逃往外地的居民陆续返回家中。可是时间不长,普遍出现全身或局部溃烂“生疮”,而且传染性极强，只要患者坐过的板凳、椅子或用过的器具，如未经消毒清洗，健康人一旦接触，就会很快传染，一、二天后长出可怕的“毒疮”，继之溃烂，不仅生活不能自理，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严重危及生命。当年县城主要街道三里街、七里街、横路街，患者达60%以上。七里街上市头一杨姓居民感染炭疽菌后左脚踝部烂成一个深洞,失去劳动能力,无钱医治,左脚溃烂处竟有蛆虫蠕动，最后抛下妻子儿女撒手人世。当时城乡百姓都普遍模糊认为这是“毒气太重”,殊不知这正是日军731部队远征队撤退时施放大量炭疽菌所致。

岩瑞镇宅前村被日军第13军团32师团侵占后当作师团司令部驻地，村民被迫四散逃离。日军撤退时在村中唯一的一口水井中投下了两桶毒菌。回村的百姓不知道，吃了井水，不几天就发生了可怕的“瘟疫”。村民郑永清老人回忆，当时一天要死三、四个人,村里人埋人都埋怕了，最后连埋人的人都找不到了,家家户户都是病人,没办法只好将尸体抬出屋外搁着，那时村里到处是尸体。他正是这时的一个晚上回家的，刚进村就接连踩着五六具尸体，有的已经腐烂，有的已经生蛆。全村原来400多人口，死得只剩不到两百人。村民黄林凤一家10余口人先后离世，剩下她一人孤苦伶仃。村民祝腮菊家原有13个人，最后只剩3人。村民方连友原有个大家庭,老少共24人,喝了井水后突然都患病,竟死了23口人,只剩下一人带病逃离宅前村。后来大家怀疑到井水有问题，便把水抽干，发现井底有两只日军的“汽油桶”,搬掉油桶埋了,又清了几次水,几次撒下石灰,“瘟疫”才慢慢控制住。井下日军投下的“油桶”，经认真查考，即是日军731细菌部队装细菌的工具之一。毛宅村原有500多人，只剩200多人；梅花墩村原有100多户，只剩16户；关山桥蔡家，死得只剩蔡顺花和她的女儿两人，而且她的女儿因为染病，身材一直长不高；塘顶村湖叶塘村民柳多春口述，日本兵撤走后，村里有人得了大肚子病，有人得了痢疾，病人既拉红又拉白，伴有发热发烧，忽冷忽热，村里因此病死了20多人，还有近一半的人得了烂脚烂腿病，烂了几十年。另据调查，龙头山、老虎窝、关坑、五村坛、杨家畈、上下筛篷等自然村，村民基本上全部遇害。当时正是收割水稻季节，由于无人干活，导致成片的水稻烂在农田中。许多村庄无人居住，逐渐变为农田。

《江西民国日报》也揭示了玉山受害的惨状：“玉山是浙赣交通要冲……据调查，战前这里的人口有25万，至今还不到21万。虽然这4万多人不尽是死于疫病，而这数目是确够惊人的。自这地方光复以后，一直流行着几种可怕的传染病症，使这儿的人民无时不陷在恐怖和窒息中。”

玉山下镇镇塘顶村湖叶塘自然村村民柳高翔指证日军投毒的水井

玉山县岩瑞镇宅前村饮用水源王家井。日军撤离后村民在该井中打捞出日军投毒用的铁箱

玉山村民周金福细菌战受害者

5、扩散到上饶周边的疫情

日军撤退后，除了上饶城区，上饶周边的皂头及铅山也出现了疫情。受害者全身皮肤溃烂，尤以腿部最严重，烂脚、烂腿、生疮，流脓水或黄水，流到哪里就烂到哪里，而且终身不愈，极其痛苦。还有大量村民死于大肚子病和霍乱等病，发病时，忽冷忽热，浑身发抖，或者拉痢不止，状况惨不忍睹，这都是日军实施炭疽病菌和霍乱病菌攻击的铁证。浙赣会战后数年内，铅山县怪病横行，出现了多户病亡甚至绝户的惨剧。河口镇居民万细姩，她公公与丈夫分别在1943、1946 年因不明肺病相继吐血而亡。河口镇居民尹衡的妻子二子三人相继染病去世，他写下了字字血泪的《哭儿诗》：“去年尔母尔弟死，今日阿儿又返真。天道无常且莫论，但将泪眼哭宁馨。”河口镇朱保长呈报日军轰炸河口镇的详情，没人知道那一枚枚投向河口古镇的炸弹里携带了致命细菌，爆发了骇人听闻的人造瘟疫。1946 年国际卫生组织派遣专家团队远渡重洋，深入铅山疫区展开紧急医疗援助。医疗队员们冒着感染风险为当地民众接种疫苗、开展防疫工作。如今仍然保存的这两份疫苗接种证书，以最真实的物证形式向世人揭露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残暴行径。

1946年国际卫生组织在铅山县为民众接种疫苗的证书

6、战后再度爆发疫情

抗日战争结束后，鼠疫的后遗症在上饶一直遗留多年。因鼠疫杆菌在鼠体内有一定的潜伏期及繁殖期，而带菌的老鼠是到处跑的活体，短期内难以彻底消灭，每年都有患病的病例，而且不知何时就会有一次大爆发。1946年-1947年上饶城区两度流行人间鼠疫，发病126人，死亡80人。其中上饶五桂山和火车站附近两个疫点共发生患者60人，死亡22人；1946年8月沙溪镇鼠疫复发，共有患者13人，全部死亡。1947年沙溪镇鼠疫再次流行，江西省卫生处报告:“防疫第一大队十二月九日抵沙溪镇，病人为散在性，几遍及全镇之每一街道，”共发生患者53人，死亡45人。1948年万年县爆发流行腺鼠疫，发病47人，死亡40人。《江西省卫生志》记载，1942年-1950年，“除1943年无病例报告外，其余8年均有发病，先后有14个县、市发病2989人，1550人死亡。”

因当时人们对细菌战的隐蔽攻击性多不了解，而其发病特点又与自然流行病相似，受当时医疗条件和统计数据所限，实际受害者数字远不止此数。遗憾的是当时上饶的医务人员虽然及时发现了细菌战造成的瘟疫流行，但医疗机构并没有把当时的资料保存下来，对一些物证没有做好保护，导致后期调查取证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早在1946年就有人指出：“惟此项数字仅系指曾就诊于各医疗防疫机关者而言，此外各地发生病患所在皆是，纵或死亡相继，大都隐瞒未报，故实际之传染病患当数倍于此数。”江西善后救济视察团也指出：“鼠疫流行，地方虽设有防疫机构，但人财两缺，无所作为，一般民众，复不知事之严重，病不求医，死不报验，数年来各县染疫及治愈与死亡之人数，无人能知其真实。”据在广丰县城行医的韩崧灵回忆：“当时，我在县城行医，由于生病的人多，门庭若市，非常忙累，一天要治病一百多人次，有的还要出诊……根据这几个病例的情况，我分析这种病是腺鼠疫……后来，传染的范围稍有扩大，由田里向南门外、小南门和西街传播，大约每天有二、三十个人因此死亡，最高的时候一天死了七、八十个病人。”通过与幸存者的调查印证，我们也发现，当时鼠疫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远远大于医疗资料的记载。尤其是受日军炭疽病菌和霍乱病菌攻击的患病者更是不计其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城镇、农村普遍建立防疫机构，配备专职防疫人员进行鼠疫疫苗预防注射，并深入宣传鼠疫防治知识，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灭鼠灭蚤，降低鼠密度，消灭蚤类孽生场所来抑制蚤类的繁殖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得力措施，1950年以后，上饶没有再发生规模性的鼠疫，但很多烂脚病患者至死也没摆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苦难。

广信区皂头镇紫云村乌泥湾95岁苏朝顺述说日军撤退后患上烂脚病折磨他几十年的痛苦

四、日军细菌战追责的思考

日军在上饶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罪行，已然成为历史。但至今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日本深知细菌战的战争罪行，因此在战败前夕即大规模破坏细菌研究和生产的全部设施，遣散部队及研究人员，毁灭一切证据。细菌部队成员绝大多数终其一生对此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段历史，细菌部队成为日军中“消失”的部队。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有意回避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没有进行清算。国际检察局已经收集了有关东军防疫供水部（731部队）对中国人进行鼠疫、霍乱细菌感染试验、活体解剖及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还有驻南京荣1644部队在浙赣线实施细菌战的罪证。但是，国际检察局并未将这些资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盟军最高统帅部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战后接收日本细菌战研究资料继续用于细菌战武器研究的目的，免究了日军细菌部队的战争责任，不允许在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细菌战揭露和审判，这使得日军细菌战战犯得以逃脱惩罚。在浙赣会战中纵容部队使用细菌武器、屠杀25万浙赣人民的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1950年1月被提前释放，竟然活到了93岁。细菌战直接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批准者和决策者也没在战后受到审判，转而戴着专家的桂冠十分体面地生活着，1959年10月石井四郎死于喉癌，终年67岁。

1997年8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国家赔偿诉讼案”在日本正式起诉，180名中国受害者在东京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奋起抗争。经过十年三审，虽然日本最高法院全面认定了中国180名受害原告举证的细菌战事实，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细菌战的存在及对中国的伤害，使细菌战这一日本国家秘密被披露、被认定、被世人所知。但这起对日细菌战诉讼案最后还是以败诉终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大规模细菌战的审判，没有给出公正的历史定论。在日本，那些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还有些人希望随着战争亲历者的年高辞世，将记忆带进坟墓，这件事就翻篇儿，成为过去。所以，我们今天记录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矫正人类行为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细菌战仍没有结束，它是正在行进中的历史。

侵华日军细菌战给上饶人民带来肉体上的折磨难以忘却，造成心灵的创痛则更加刻骨铭心。我们多年前调查访问的细菌战受害者，每一位受访者不得不再次直面失去亲人的无以言状的痛楚，都痛苦万分，痛恨万分。2025年1月我们在广信区皂头镇紫云村乌泥湾田野调查中寻访终身烂脚的95岁苏朝顺老人，他向我们述说了日本撤走后他患上折磨他几十年烂脚病的痛苦，禁不住落下泪来。

日军投放的细菌，还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对自然生态造成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污染。在上饶的旧疫区，鼠疫、炭疽等疾病随时有潜在发生的可能性。上饶鼠疫虽然已经平息了几十年，但仍然有动物鼠疫活体，依然存在从动物鼠疫传染到人间鼠疫的危险。炭疽的危害也很深远，炭疽几乎是一种永不死亡的细菌，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上饶旧疫区，炭疽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江西省其他地区，1956—1989年，上饶炭疽患者有311例，比发病人数位居第二的吉安(189例)多122例，比发病人数最少的赣州地区(3例)多308例。

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否认而消失，真相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面对日本国内部分势力极力掩盖细菌战的错误言论，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用实际行动捍卫历史的尊严，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