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丹心铸天路——我的父亲，从抗战烽火中走出的共和国铁路工程师》

MaRsDr.

文字编辑：MaRsDr.

美篇号：73029149

图片制作: MaRsDr

（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缅怀父亲马文献）

【前言】

这是一篇个人与时代的交织的历史见证，也是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从未褪色的家国记忆。

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马文献。他是一位从烽火硝烟中挺身而出、在西北荒原上默默筑梦的共和国铁路工程师；他的一生，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平凡中国人坚韧不屈、负重前行的真实写照。

写下这些文字，不仅是为了缅怀父亲，更是为了铭记——那一代人如何在战火与风沙之间，以血肉之躯与赤子之心，为今日之中国铺就通往未来的钢铁长轨。

少年时，他因山河破碎、战乱频仍，被迫辍学南下，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在铁血熔炉中淬炼意志；青年时，他负笈西行，跋涉至大凉山深处，在古庙残垣间求知若渴，就读于由北洋大学工学院西迁而设的“烽火学府”——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专攻土木工程与桥涵设计；毕业后，他毅然奔赴黄土高原与西北边陲，投身新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线，从此与荒漠为伴、与钢轨为伍。

他是黄埔淬炼的青年军人，是“康专”孕育的工程才俊，更是宝天铁路重建、兰新铁路贯通、南疆康苏铁路勘测等重大工程的亲历者与奠基人。他未曾名扬天下，却用一生的执着与智慧，在崇山峻岭与戈壁荒原之间，一寸寸铺就了承载民族复兴希望的钢铁动脉。

这篇文字，是一位儿子对父亲的深情追忆，更是一曲献给那一代无名铁路建设者的集体颂歌。他们没有丰碑镌刻姓名，却把忠诚与汗水凝铸成跨越天堑的桥梁与隧道；他们的身影或已隐入尘烟，但他们的心血早已融入国家的脊梁，化作大地之上纵横交错的动脉。

当今日我们乘高铁飞驰于万壑千山、驰骋于万里沃野之际，请别忘记——那最初的轨迹，是由一锤一钎、一铲一镐，在风沙与烈日下，以信念为墨、以生命为笔，一笔一划凿刻出的起点。

——亦以此文，表达对共和国一代工程师群体无声奉献与家国情怀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青春与热血，铸就了共和国的钢铁之路，也铸就了我们今日的安宁与繁荣。

【烽火少年，投笔从戎】

岁月流转，历史的尘埃渐渐掩盖了往昔的硝烟与呐喊。每当我翻开那些泛黄的老照片，看着父亲年轻时的戎装照和毕业证书，一种复杂的情感便涌上心头。他的一生，承载着战火纷飞的记忆，也镌刻着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辉煌。父亲从中央军校第一分校（黄埔广西分校）走向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康专），再到投身西北铁路建设，这一路走来，是血与火的磨砺，也是汗与泪的交织。他的铁血人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更是一部无声的时代史诗。

1920年2月11日，我的父亲马文献出生于山东临沂县法院前街3号的一个书香世家。四岁时，他随父母迁居济南。1926年，他进入济南市立第三实验小学，开启求学生涯。1932年，他考入济南私立东鲁中学。1935年初中毕业后，他离开父母，只身考入山东省立惠民县中学高中部，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求学之路。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再次侵华，中华大地陷入战火之中。这是继1928年5月3日蒋介石二次北伐进驻济南与日军交战失利，日军屠城，造成历史上著名的"五·三"惨案之后，济南再次沦陷。年少的父亲目睹日军铁蹄践踏家园，生灵涂炭。省立惠民中学被迫停课，求学之路戛然而止。故土难留，无奈之下，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随进步学生南下，辗转至贵阳，踏上背井离乡的征途。同年10月，年仅十七岁的他怀揣救国之志，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第一分校（黄埔广西分校），随后乘军列由武昌赴广西柳州整编集训，并于次年完成整编应征入伍毕业考试。

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于1924年在广州创办，旨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军校纪律严明，强调信念与忠诚，学员戎装肃立，矢志报国。父亲入学后，与众多有志青年一同接受严格训练，在战火岁月中淬炼血性，铭记"亲爱精诚"的校训，从一名少年学子成长为黄埔军人，踏上了充满艰辛的报国之路。

然而，现实远比理想更加残酷。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随着抗战深入，黄埔将士血洒疆场，却换不来胜利的曙光。1938年，蒋介石再次发动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国共合作破裂，政局动荡、人命如草。值此期间，正在军校受训的父亲，在这场国共冲突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内心充满痛苦与惆怅。作为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青年军人，这种思想上的困顿与现实的残酷，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道路，也成为他后来人生选择的重要转折点。

在重庆，父亲前去求教他的伯父马丽晨——马丽晨，1907年毕业于日本岩仓铁路管理学院，回国后历任津浦、胶济铁路要职，1929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于铁道部课长、专员，亦是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孙中山追随者。他以毕生所学报效国家，却始终保持独立之识、忧民之情，为爱国民主人士。面对前程未卜的父亲，伯父沉声说道："男儿精忠报国固然可贵，然若青年学子皆战死沙场，国家又将依靠谁来建设未来？"此语如暮鼓晨钟，令父亲豁然开朗：护国安邦，不惟倚战马铁血，更赖实业实学。唯有以才济国、以技强邦，方能在乱世中擎起民族的希望。

【黄埔铭志，康专筑梦】

父亲生前曾带我看过一部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大浪淘沙》。观影后，他感慨万千地对我说，片中四位青年主人公在乱世中追寻真理，考入黄埔军校，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真实映照了他早年的亲身经历。

1939年7月，父亲作出人生的重要抉择——毅然报考了正在重庆招生的"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简称"康专"），并成为该校首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

康专虽名不见经传，却在抗战烽火中默默耕耘，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工学院的一部分，素有"小北洋"之称。学校创建于1939年8月1日，是彼时西康省唯一的高等学府，解放后更名为西昌技艺专科学校。抗战时期，"瘦土出韧竹，蚌病成珍珠"，康专在艰难困苦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肩负起战时建设与战后重建的重任。毕业之际，学子们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拳拳报国之志，溢于歌声之间。

（1992年为了纪念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的创建和它的创始人李书田博士在原校址立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遗址碑）

康专的渊源颇具传奇色彩。它诞生于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是西昌学院的前身，更与赫赫有名的北洋工学院一脉相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悍然入侵，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震惊中外。为保护北洋大学工学院的师资与设备，学校决定内迁。彼时正值西康建省，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西康省政府联袂提出设立技艺专科学校的计划，经行政院批准，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于西昌设立，隶属教育部，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博士出任校长。

（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创校初期尚无印章，借用国立北洋工学院印章）

西康省的设立，是国家应对战时局势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1939年设省，地处四川以西的康巴地区，是川西平原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门户，更是连接祖国内地与西藏、云南等边防重地的交通枢纽。其设立意在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并支持全国抗战。

（1939年蒋介石在西康设立的“西昌行辕”。1942年在西昌由西昌行辕督令在邛海西岸的一片半山坡上，建成四面走廊式平房36幢，即著名的36宅，并分别挂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院、部的牌子，为各部院的临时驻地。蒋介石专用的一幢居中，称特宅）

作为省会的西昌，自抗战初期即受到重视。1939年，蒋介石在此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并将西昌视为战时的"第二陪都"——一旦重庆失守，国民政府将南迁于此。当时在邛海西岸的一片半山坡上，修建了二百余间平房，组成"邛海新村"，成为各部院临时驻地，其中一栋柱廊式青瓦土墙平房为蒋介石的特宅。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西昌行辕完成历史使命，"邛海新村"随之撤销。

而到了1949年底，西昌已成为国民党在大陆控制的最后一座城市。蒋经国亲抵督战，胡宗南孤守危局，仍在蒋宅内召开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1950年春，解放军攻入西昌，胡宗南飞往台湾。如今，这座蒋介石特宅仍静卧在邛海之滨，隐于军事管理区中，不对外开放。

（1939年，翻山越岭西迁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师生们）

正是在这片历史风云汇聚之地，康专得以落脚。李校长亲赴西康考察，最终选定西昌城东南邛海之滨、泸山七座古庙为临时校址。为广纳英才，学校于当年7月在城固、武功、成都、重庆、乐山、昆明、康定、雅安、西昌、会理等地设立考区，招收第一届新生。彼时通往西昌尚无公路，数百名师生不论高龄学者，还是弱冠少年，皆徒步翻越重山峻岭，跋涉千里而至。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则靠人背马驮运入校园。1939年12月22日，学校正式开学。油灯之下，在古庙之间，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的两百余名学子，朗朗书声响彻山谷，奏响了以技救国、以学强邦的时代强音。

（泸山庙宇临山而建，拾阶而上才可攀上玉皇殿。抗战时期，庙宇成为康专的教室和校舍）

（康专的图书馆设在光福寺的大雄宝殿）

康专由于承接了原北洋工学院的教师、图书、仪器设备等特定条件，得以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以较短的时间，收百年树人之效。康专教师资深望重、名流云集，不少是游学美、英、法、德、日等国的博士、硕士、誉满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魏寿昆、柯召二位院士，曾炯、周宗莲、冯肇传、郑墨鲲等留美、法、德博士，同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翁之龙教授、甘肃大学校长朱宣人教授等先后在校任教。据1944年统计，在校任教的教授、副教授共55人，占助教以上教学人员的42.9%。正如《康导月刊》中《抗战中的西康技专》所说："西康技专具有一个普通农工院校所不能具备的许多优良的师资"。师资力量雄厚为普通高等院校所少见。

战时的康专，名气虽不及东南名校，但在物资匮乏的大山深处，依旧坚持严谨治学，注重实践训练。寒窗三载，父亲在康专打下了扎实的土木工程基础，也锻造了吃苦耐劳的意志。或许，那些埋头绘制的桥梁图纸、测量山川河道的日日夜夜，正是他人生中最为充实的时光。

（康专校区之内，前有邛海碧波粼粼，后有青松高耸的泸山）

1942年在泸山山麓川滇公路两侧，新建简易平房六幢30间，作为男生宿舍。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西昌行辕新村一带修建的备战房舍，全部划作康专校舍。1946年夏，学校由山上迁到山下，校区由泸山麓向东南延伸到大湾，长约2.5公里。校区之内，前有邛海碧波粼粼，后有泸山青松高耸，校园内蓊蓊郁郁，花香阵阵，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激励师生更加勤奋治学。

抗战期间康专学制为三年，五年和六年。三年制无寒暑假期全年授课，相当于四年制。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抗战胜利后国家助学金减为40%，林森奖学金为20%，文辉奖学金为20%，自费20%。1947年国家助学金减为10%，文辉奖学金为10%，其余80%为自费。

（康专泸山山麓川滇公路旁的校舍）

（康专校区所在的泸山，不仅建有连接庙宇间颇具创意风格的桥梁，石梯，瞭望塔，还有人工凿刻出的“虎”字石碑）

（1942年，康专首期土木工程系13名毕业生。父亲马文献，后排右起第二）

【烽火筑路，贯通西北】

抗战爆发后，陇海铁路的通车使宝鸡迅速崛起，成为西北的重要工商业重镇和战略后方。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修建宝天铁路，以连接西北、西南，打通战时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条铁路东起宝鸡福临堡，西至天水北道埠，全长154公里，虽里程不长，却必须穿越地势险峻、乱石嶙峋的陇山，施工难度极高。

"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石径萦疑断，回流映似空。"古人诗中的陇山，便是今日的六盘山，山势连绵起伏，峭壁林立，地质破碎。修建铁路需凿通129座隧道，沿线河谷纵横、坡陡流急，施工条件异常艰难。尽管许多专家对项目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这条铁路最终成为西北经济命脉的重要延伸，被誉为抗战时期的"希望工程"。

1942年7月，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康专毕业，奔赴西北，投身宝天铁路建设行列。他被分配至宝天铁路工程局，在颜家河小节码头第二总段从一名实习生做起，后调至三分段，专责隧道测量。那时的宝天铁路，如一条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巨蟒，地质复杂，环境恶劣，是整个陇海铁路工程中最艰巨的区段，测量工作极为艰苦。高海拔的秦岭山顶时常飞雪，气候瞬息万变，秦岭地区最高海拔高度超过5500米，南北跨度达1000多公里。这就导致地形非常复杂，气候也非常多样，有一种说法"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一地区气候多变，四季分明，春夏干燥少雨且多云雾；而到了秋季也不能幸免的是会遭遇大雾和台风天气造成的洪水。最重要的是每年5月-11月都是山区内的雨季，来临之前，山区经常会出现暴雨和雷暴天气。父亲背着仪器，扛着三角架标尺，徒步翻山越岭走向每一个测点，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土地，用仪器精准地测出数据，测量不准将造成测量事故，人力物力财力将受到巨大损失。开工初期，隧道测量多次发生事故，为避免事故再次发生，领导派他负责隧道测量工作。他兢兢业业、刻苦钻研，通过数学计算与工程测量学的科学论证，制定出一套精准的隧道测量方案，使管辖区域内的隧道顺利贯通，为宝天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凭借扎实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父亲逐步成长为一名桥涵工程师。

他的同窗闫钰、路国班、李光海、姚德骅，也纷纷奔赴宝兰、天兰、包兰铁路线，成为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奠基者。

赵学谦则远赴新疆，投身公路建设，一生未离边疆。

他们没有丰碑，没有勋章，却用一生的足迹，在黄土高原与戈壁荒漠间，铺就了共和国的钢铁动脉。

（父亲遗留下来的老照片，记载了当年在秦岭勘测铁路隧道和桥梁时攀岩传说中的“三石梁”的瞬间。这座石梁的存在至今仍然是旷世之谜）

（1942年，父亲与好友康专同学路国班摄于宝天铁路秦岭下的渭河河滩）

（1942年，父亲与毕业后投身宝天铁路建设的康专同学麦玉田、李光海和姚德骅合影）

（1946年，陕西宝鸡，身为铁路桥涵工程师的父亲，于宝天铁路秦岭段46号隧道处留念）

1949年之前，在国民党统治下，这片秦陇大地交通闭塞，十年九荒，人民生活困苦，筑路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历史的车轮从未停下，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到来。解放战争进入西北决战阶段，国民党军统特务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在撤退时恶意破坏交通设施。宝鸡至林家村一线的铁路桥梁被炸毁，东沟以西14座桥涵尽数损毁，导致宝天铁路全线瘫痪。1949年8月3日，天水解放，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急需一条畅通无阻的铁路运输线支援前线作战。

危急关头，王震将军亲临陇海铁路局西安分局天兰工程处，鼓励铁路职工抓紧抢修被炸毁的桥梁，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车。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与铁路工人夜以继日地施工，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修复。同年11月，宝天段铁路恢复通车，为解放大西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交通保障。

在烽火岁月里，父亲不仅是一名筑路工程师，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在炮火与泥泞中，以双手和智慧修筑通往未来的道路，在时代洪流中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

（父亲当年在宝天铁路工作时，曾参加修建的宝鸡颜家河火车站。车站和隧道是劈山断崖修筑而成。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重建宝天，不负韶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恢复和发展西北铁路交通，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在完成战斗任务后，迅速投入经济建设。该兵团原隶属于第一野战军，由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率领，解放后奉命由宁夏银川移驻西安。

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向19兵团64军下达修复宝天铁路的命令。他召见64军军长曾思玉，强调铁路对于西北开发的重要性，并邀请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及苏联专家实地考察，征询西北交通建设的规划意见。就这样，解放全中国的枪炮声尚未完全停息，64军的官兵便挥别战场，征尘未洗地投身到秦陇山地、渭河两岸的铁路建设中。

就在这一年，正值而立之年的父亲接到西北铁路干线局（西干局）调令，被派驻64军宝鸡军部，担任铁路工程技术骨干，与解放军官兵并肩作战，投身宝天铁路的修复工程。

然而，施工环境远比想象的艰险。解放初期，宝天山区匪患猖獗，国民党潜伏特务仍在活动，铁路建设面临严重安全威胁。64军军长曾思玉将军对这位“黄埔出身，又投身国家铁路建设的工程师”倍加珍惜。他不仅勉励部队官兵尊重知识、虚心向技术人员学习，而且，为了保护父亲的人身安全，还命64军军部特别为他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和警卫人员。虽然施工过程困难重重，父亲并没有丝毫的懈怠。在工地上，他与官兵们同甘共苦，勘测地形、优化桥涵设计、指导施工，为铁路早日通车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后来，曾思玉军长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和副军长唐子安同带领各师师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西安铁路分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仔细地勘察了宝鸡至天水这段铁路的工程和地形、民情等情况，并明确了修路所需材料、器材和技术等问题，均由西安铁路分局具体承担。同时区分任务：第一九O师在堂镇区域，第一九一师靠近宝鸡段，第一九二师和军教导团靠近天水段，连同配属我军的第十八师、咸阳、宝鸡分区之部队和兵团炮兵、特务连、第六十五军工兵营、第一一八师，共四万一千多人参加了修筑宝天段铁路任务。”

（宝天铁路第一高桥—六川沟大桥。1945年12月，宝天铁路铺轨完毕通车，全线里程154公里。）

重建后的宝天铁路全长154公里，宛如一条蜿蜒于陇海铁路大动脉的钢铁巨龙，东起陕西宝鸡，西至甘肃天水，穿越120座隧道，横跨97座桥梁，涵洞多达610个。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首个重大工程，任务艰巨、规模庞大，最终成效卓著。然而，这条铁路的修建，凝聚着无数筑路官兵和铁路工人的血汗，甚至生命。

在艰苦卓绝的施工过程中，56位解放军战士和铁路工人不幸牺牲，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用血肉之躯铺就了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辉煌，用奉献与牺牲铸就了西北大地上的丰碑。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宝天改善工程处，参与协助64军重修宝天铁路时第一工程段筑路职工合影。父亲，前第三排右起第六，时任帮工程师。这是一幅父亲遗留下来仅存于世的珍贵历史照片，照片中的有些工友在和64军官兵重修宝天铁路时献出了生命，他们有幸将自己的身影留给了后世，而那些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虽然没有留下他们的照片，却英名永存）

【承前启后，挺进新疆】

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天水至兰州铁路通车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续努力修筑兰新路。”至此，新中国最长的铁路干线——兰新铁路，在兰州正式开工。

“关山初度尘未洗，秣马厉兵再出征。” 父亲的人生，也在这一年迎来了新的转折。

兰新铁路于1952年10月1日开工，1953年2月铺轨。自兰州西行，铁路跨越黄河，翻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穿越戈壁，越过嘉峪关，跨疏勒河，西入新疆，直至乌鲁木齐。 其中，最艰难、最关键的工程，莫过于后沟至达坂城的天山隧道群和桥涵施工。

在这个兰新铁路最后的冲刺阶段，父亲被任命为达坂城后沟乌铁局二处十九工区的工程师，投身筑路的大会战。面对崎岖险峻的地势和极端恶劣的气候，铁路建设者们迎难而上，采取桥涵、路基、隧道错时施工的策略，并采用多层开挖、多面运输的方法，劈山填谷，高填深挖，肩挑背扛，最终战胜重重困难，顺利完成工程。正是在这段岁月里，我于甘肃省兰州市景泰县一条山镇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一工程局职工医院降生。在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的年代，我的生命也因这条横贯西北的钢铁大动脉而悄然开启。

1962年12月9日，兰新铁路全线贯通，全长1903公里。 从黄土高原到戈壁荒漠，从宝天铁路到兰新铁路，父亲用一生践行着铁路工程师的信仰——“以桥梁连接江河，以铁轨贯通山川，以热血铸就新中国的钢铁动脉。”

在父亲的心中，“铁路，是国家的筋骨，只有筋骨强健，国家才能屹立不倒。” 这句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深深影响了我。

（1956年，根据任用令，新建铁路工程总局第一铁路工程局局长签发的工作证，父亲任职第五工程段工程师）

【边陲激情，康苏遗梦】

建国初期，铁路人搬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一家五口，便随着父亲的足迹，从宝鸡、天水、兰州、哈密一路迁徙，最终落脚乌鲁木齐。

那一年深冬，我们全家刚在乌市红山脚下搬进一间尚未焐热的土坯房，父亲便接到乌铁局一纸调令，要前往南疆喀什，参与修建一条“远到天边的铁路”。一家人再次打起行李，乘坐一辆蒙着帆布的解放牌卡车，昼夜兼程南下。首晚宿托克逊，翌日翻越天山甘沟大峡谷，那是我们第一次穿越这条南北要道——尘土飞扬，山路蜿蜒百余公里，走了一整天。之后又经巴州、阿克苏、克州，七日颠簸，抵达边陲圣城——喀什。

（前沙俄驻喀什领事馆，位于喀什市色满路，1956年撤销。其建筑后改为民居，保留至今）

童年中的喀什，是古老而神秘的。父亲被调驻后，地委安排我们住进喀什河东岸一栋绿顶铁皮的俄式别墅，据说曾是沙俄驻喀什领馆旧址。我们初来乍到，行署还派来一位名叫吾甫尔的维吾尔族少年照料生活。他十六七岁，沉静勤勉，清晨挑水烧水、劈柴扫院，从不懈怠。盛夏时，他还带我回到疏附乡下，在桑园里爬树摇枝，大笑着让我们捡拾掉落的紫桑葚，那是我童年中最甘甜的记忆。

(60年代初期，参加康苏矿区开发的建设者）

1960年2月9日，喀什至康苏铁路宣布破土动工，父亲作为中方技术代表，与苏联专家一同出席开工典礼，见证南疆铁路建设的新篇章。

康苏铁路全长112公里，旨在打通喀什至康苏矿区的资源运输通道，是自治区“大跃进”时期的重要工程。父亲频繁往返于喀什与康苏之间，砂石路百余公里，一趟四五小时。他常驻康苏矿区“红房子”，我与母亲亦常陪伴前往。我曾亲眼见他与技术员们肩扛仪器、风餐露宿地测量线路。他精通英、俄，又自学维语，把常用语记在小本子上，一遍遍默诵，很快便能与维族工友熟练交流。喀什地委还为他们配备了一辆嘎斯69吉普，穿梭于矿区之间。

（康苏河大桥、红山是康苏镇地标。“红房子”、“红楼”以及康苏矿区的俄式建筑已经成为康苏镇历史的组成部分）

当年的康苏，是南疆工业新城的缩影。这里拥有齐格勒克大型煤矿，储量逾两千万吨。初步探测还发现有铜、铁、钨等有色金属和稀土矿床。镇名“康苏”，意为“冰山之水孕育之地”。1950年代，中苏合营设立“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上百位苏联专家进驻，数以万计的青年、工人、内地毕业的大学生、转业军人汇聚于此。

康苏迅速崛起于群山之间，拥有煤矿、发电厂、医院、学校、剧院、百货公司，食堂分中餐、清餐、西餐，甚至设有保险公司，被誉为“小上海”，是西部最早的现代化矿镇之一。

（康苏矿区的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这个祖国最西部的边陲小镇，在曾经荒芜人烟的2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了人间奇迹。厂房，矿山，医院，学校，职工住宅，平地而起。仅仅三年时间，大批企业相继在这里投产，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康苏镇成为南疆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万吨钢铁出高原，迎来了康苏镇历史上大开发、大建设的鼎盛时期）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肆虐，中苏关系破裂，康苏项目被迫终止。资源难以外销，运输成本高企，1963年全面停工。父亲随矿管处铁路办撤回乌鲁木齐，我们一家也离开喀什。

那一年我还年幼，但仍记得父亲神情凝重，望着那片烟囱林立、灯火辉煌的小镇，像是在默默告别一个属于梦想与激情的时代。

【铁血丹心，不朽丰碑】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在时代洪流的席卷下，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与那个年代无数饱受冲击的知识分子相比，父亲或许是幸运的。尽管“历史问题”如沉重的包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却始终以坦荡的胸怀和对工人群众的真诚尊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同情。文革期间，无论是深入坑道，挖掘自己亲手设计的人防工程，还是站在脚手架上描绘伟人的巨幅画像，总有善良的工友在暗中护佑，为他免去无端的伤害，让他得以安然度过风雨飘摇的岁月。

父亲一生谦虚谨慎，认真做事。他所设计制作的图纸和监制的工程，从未发生过差错和事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宝天铁路、兰新铁路工程建设中，父亲参与主建了几百座桥梁和隧道。在我读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每当我乘坐火车穿越乌鞘岭上百条隧道和一座座桥梁的时候，都会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父亲那一代工程技术人员，最初使用的是算盘、计算尺从事三角函数、几何计算，绘制图纸。就像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一样，需要投入多少心血与智慧，超乎常人想象。

七十年代初，电子计算器和电脑尚未问世。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使用手摇滚筒式计算器，是跟随父亲一起去小黄山铁路沿线的五工煤矿工作。

1972年，我就读乌铁一中初中一年级。暑假期间，随父亲一起乘坐轻轨列车来到阜康县五工煤矿助勤，为煤矿勘测修建一条支线铁路运煤。

五工煤矿位于天山脚下，阜康县境内，距小黄山铁路还有近十公里的路程。地形东高西低，东面是巍峨耸立的天山山脉，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旷野。暑期的夜晚，温度会降到摄氏十度以下；中午，烈日炎炎，地表温度可达五十度，炙热如焰，远处有时还会出现海市蜃楼。

父亲告诉我，路基选址要选择地势平坦、坡度小于千分之十五的地段，而且要尽可能避开山洪冲刷的河床，还要避开地下煤炭自燃形成的地质塌陷地带。

五工煤矿为父亲分派了四名技术员做助手，一男三女。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来自上海的支边青年，虽然当时的工资待遇每月只有40多元，但他们工作认真努力，吃苦耐劳。

在野外作业，他们和父亲一起，顶着烈日，用测量仪和标杆在煤矿矿山与小黄山铁路之间的戈壁上，勘测记录修建铁路所需的地形地貌数据。

回到驻地，他们协助父亲汇总、计算数据，用炭素笔临摹绘制设计图纸。在父亲指导下用氨水熏蒸，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制蓝图。

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的痕迹，切身体会到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深刻含义，学到了父辈和他们这代知青守望青春、锲而不舍、献身边疆建设的奉献精神。

小黄山铁路，留给了我青春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

1979年5月7日，小黄山铁路阜康段，发生山洪，多处路段被冲毁。父亲连续几周吃住在工地，亲临现场指导抢修工作。连日的过度疲劳，致使他突发心肌梗塞。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铁路线上。享年五十九岁。

父亲生前的工友们忍着悲痛，用最好的天山的红松枕木为他打造了承载着厚爱的灵柩，送行的人们排着长队，将他安葬在了乌鲁木齐铁路局二工车站的黄土高坡上。他们想让这位为西北铁路建设辛劳一生的功臣，安息在这里。远处，可以眺望到巍峨的天山博格达雪峰。近处，可以聆听到千里铁道线上隆隆而过列车的声音。用意深远。

父亲默默无闻，呕心沥血，甘愿成为千里铁路上的一节铁轨、一根枕木、一颗道钉。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搏，无私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边疆铁路建设事业。在我们后人的心中矗立起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若干年后，每当我乘坐火车穿越崇山峻岭，行驶在那一座座凝聚着无数铁路人心血的桥梁上，我仿佛看见了父亲年轻时的身影。

黄埔到康专，戎装到工装，枪械到测绘仪，父亲的铁血人生，正是那一代人的缩影——在动荡中求索，在风雨中前行，为国家的未来默默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昔日的小黄山铁路，经过技术改造已经成为北疆铁路乌将段的一部分。前赴后继的铁路人，传承着先辈们的梦想，发奋图强，新疆境内南疆铁路全线开通，高速铁路也让雪山峡谷、戈壁沙漠，天堑变为通途。父亲昔日壮志未酬的康苏铁路，如今也将搭乘中吉乌铁路开建的快车，再现辉煌。父亲的英灵可以含笑九泉了。

【后记】

如今，按照父亲和母亲的遗愿，他们的骨灰安葬在了宝鸡蟠龙山公墓。这里，是他们当年西去边疆的起点，如今又成了他们魂归的故土。站在高高的蟠龙山上俯瞰，脚下是他们曾经熟悉的街巷、渡口，还有那条奔流不息的渭水。岁月荏苒，山河依旧，而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化作春风细雨，滋养着后人的记忆。

或许，尘世间的漂泊终有归途，而家的方向，始终是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