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逃离北上广，真的会后悔吗？这部中国版《罪与罚》，让漂泊的心灵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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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真的会后悔吗？这部中国版《罪与罚》，让漂泊的心灵找到归宿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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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5月02日 08:01

北京

孙惠芬《紫山》第二部，首发《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5年2期‍‍

在北上广的出租屋里失眠的夜晚，在返乡高铁上刷到“逃离大厂”热搜的瞬间，你是否也曾被一种撕裂感击中？一边是城市霓虹下的漂泊无依，一边是故乡炊烟里的格格不入——我们像被丢进时代的夹缝，进退皆是深渊。这或许就是孙惠芬笔下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在她的新书《紫山》中，辽南山区的小峪沟村上演着一场人性的炼狱：三个人，一个是遭遇背叛的濒死者，两个是深深爱着却又因为爱而负罪的背叛者，他们经历了什么？在命运的小黑屋，在乡村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年月，置身滚滚洪流，他们又怎样艰难完成自己心灵的跋涉与救赎？2025年4月，作家孙惠芬的最新长篇小说《紫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书首发式上，著名作家、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东西，著名评论家、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周景雷，与本书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惠芬围绕《紫山》的创作历程、精神还乡、对乡村女性精神探索、小说文体创新等多角度展开对谈。《紫山》是一部从人的道德难题和精神困境入手，探索人类精神超越如何发生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书中细腻讲述了穿行在城乡间、绝境中的爱情，真实描绘出时代波澜中乡村的烟火图卷、浓郁的风俗传统，人性与情感在束缚与挣脱中散发的光芒。十四年前的一次特别经历，我要求自己去写精神还乡的故事小说《紫山》酝酿于怎样的写作想法和契机？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紫山》作者 孙惠芬）孙惠芬：这篇小说的到来，跟我2011年的经历有关，那是我创作的分水岭。2011年，我随大连医科大学的一个访谈团队下乡去做自杀遗族调查访谈。在那次访谈当中，我采访了很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人们。在这之前，我写尽了出走，我的写作一直跟城市的现代化、跟改革开放有关，我一直在写我个人的出走和我身边乡亲们的出走——在乡村时向往远方，到了远方思念故乡，那时我的写作信念是我要写乡村人的困惑、迷惑、矛盾、痛苦。可有了2011年这场经历，我发现人性中不仅有困惑和迷惑，他们在沦落到灾难里面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经历种种追问，并在追问时每个人都在经历内心的超越和上升。

当时我最大的感慨是，我陪母亲、奶奶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他们。我的父亲50岁双目失明，我的母亲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他们晚年很安详，我只感受到他们的安详，也觉得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了磨难，有挣扎的过程，但是我从没有思考过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其实经历超越的过程。人的超越，在我过去觉得，它好像跟神性有关，其实它是人性的普遍存在。所以2011年当我发现人性有这样特别普遍存在的时候，我要求自己去写精神还乡的故事。所谓还乡，不是到达某个地方，不是回到乡村，而是精神的上升，精神的还乡，《紫山》是我精神还乡写作中最满意的作品，也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作品。书名“紫山”有着怎样隐喻和意义？孙惠芬：在我的家乡有一座山叫老黑山，庄河西北部的一座山，它的地下水常年丰盈，我经常回乡深入生活。当三个人的故事出现的时候，我要为故事寻找一个物质外壳，我一下子回到了老黑山，那里常年雾气缭绕，有阳光的日子它就变成了紫山，我觉得紫色有超越的意思，这个超越是我暗示自己在写作中有所超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是和一个人性的超越有关，所以当三个人、两个人的故事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理由和能力来完成一次人性的超越。我能够完成这部小说，特别感谢我的故乡乡村大地，我的写作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也从来没有感到如此从容。

她对乡村女性精神的持续探索，很有价值；她对乡土文化的流连忘返，让我十分感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东西您和孙惠芬老师虽然一南一北，但在创作上有相通之处，关注身处困境中的人性。您读完这部作品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东西：孙惠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乡村的现实，她是一个乐于采访的作家。她通过大量的采访去了解别人，去寻找创作的灵感，这和我们中国作协提出的扎根生活、深入人民是一样的，这也是写作的真理。对乡土的流连忘返，对乡土的伦理、民风，对那种民间文化的流连忘返，在孙惠芬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她会用这些东西来要求作品中的人物，她也会在自己判断的时候要求自己，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久远的对人的基本的判断，所以她才那么纠结。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伦理进城之后发生很多变化，甚至我们对人的要求也在悄悄地改变。但是孙惠芬对乡土的那些伦理和民间文化的流连忘返一直在纠结，一直在要求自己，这个坚持也是令我感动的。她对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精神的持续探寻，也让我深有感触。我写《回响》的时候也在写精神世界，在写《后悔录》的时候也在写精神的探索，中国作家写现实变化的作品很多，但是写心灵变化的作品不多。当年我写《后悔录》的时候周景雷也是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在探索一个精神的变化，虽然这种精神的变化非常缓慢，但它也是在变化的，陈晓明称之为心灵的质变。孙惠芬也在探索这种心灵的质变，她对乡村女性精神的持续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此外，从《紫山》中还看到了孙惠芬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对文本创新的追求。《紫山》上卷主体故事是三天，下卷写了三年，卷外部分跨越三十年，三天的‘慢’与三十年的‘快’形成一个张力，我喜欢这样的结构、这样的文本的创新。

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精神发展史，书写乡村伦理变化的集大成之作

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周景雷作为评论家和作者孙惠芬的同乡，您读完这部作品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紫山》通过三个人的三天和三十年，串联起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历程。上卷写暗夜，下卷写光明，表面是暗夜，实质写光明，是‘熬过暗夜，遇见霞光’。《紫山》是第一部比较完整描述、梳理、记录中国乡村社会的精神发展史。表现人的精神史的作品很多，但是《紫山》写的是乡村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困境，在我看到的作品当中，《紫山》是最完整把乡村社会精神史表现出来的。此外，乡村、城市中人们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和约束还是有差别的。孙惠芬探讨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变化问题，这是这部小说的第二大贡献。除此，在作品中作家把辽宁的方言尤其是辽南的方言、山东的方言和大连海蛎子的方言结合起来的语言给呈现出来，这是很大的贡献。《紫山》是孙惠芬书写乡村伦理变化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精心结撰之作。

写给那些受伤的漂泊者：我们需要找到精神的“根”寻根，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词语，连接着古老的情感表达。随着北上广的写字楼里挤满“小镇做题家”，当返乡青年的抖音记录着“逃离大厂种土豆”的魔幻日常，这个时代的撕裂感正成为一种症候困扰着内心漂泊无依的人们。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这种撕裂感就在孙惠芬的小说中长出根系。对“乡”与“城”的审视，一直是孙惠芬的写作重心。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让她从情感上无法离开乡土，又在“城”与“乡”情感距离上循环往复、进进出出。不管是《吉宽的马车》中，“进城的人带回了新衣裳，也带回了旧伤口”，还是《上塘书》中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城镇化带来的不仅是工业、经济现代化，还有文化冲击带来的乡村伦理崩塌和精神困窘。那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被塑造改变，无论出走还是还乡，他们身份追寻中的内心茫然和悲凉无助，除了质问苍天，最终还得由自身化解。孙惠芬是一个天生能感受他人疼痛、共鸣他人痛苦的优秀写作者，她发现了乡村生活震荡给每个普通农民带来的心理触动，也看到了由触动引发的精神荒芜。在《紫山》中，困扰主人公汤犁夫、冷小环的不仅是离开还是留下的生活选择，还有他们在一场触及生死的意外后，如何背负罪恶继续生活、安顿心灵的精神难题。这个难题不只是他们的，还是受到城市现代化呼唤、蠢蠢欲动的乡村人的，那些在城市周游一遭终难以扎根的漂泊者，他们的未来在与土地、自然的撕裂与和解中有了新的答案。在《紫山》中，孙惠芬用深刻的文字呈现了深陷生活沼泽却不断挣扎、向外拓展的不屈灵魂，他们是城镇化浪潮中的几个逆行者，在深深扎入大地后找到了心的依托。当“返乡潮”与“逃离北上广”交替成为热搜话题，孙惠芬的文字给出了更有力量的应答：精神根系的重建，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折返，而是个体在时空选择中完成心灵蜕变。

一个绝境中的故事，讲述人性中超越的力量每个人或许都会遇到生活绝境，这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就连庸常生活中情绪的死胡同，也时常将生活变成一地鸡毛。《紫山》故事始于一个绝境。1992年，在辽南北部山区一个叫小峪沟的村庄，堂弟汤立生怀疑自己媳妇冷小环与他一向视为人生楷模的堂兄汤犁夫有染，喝了农药，在医院救治无果回了家，在他濒临死亡的两夜三天里，拥有复杂关系的三个人厮守在同一个屋檐下。屋内，恐惧、脆弱、罪恶，碾压着三颗心灵；屋外，山雨欲来，众人的眼睛时刻紧盯，各有心思……在这最深的人性地狱中，汤犁夫、冷小环如何自处，他们的命运又会拐向何方？对作家来说，用文字来触及这精神世界的瞬间之谜，是以写作来实现人生意义。孙惠芬在《紫山》上卷写了三个人的三天，在极限时空中完成了他们如何在自己生活轨迹上翻转、碰撞、跌落的故事。这是一场文字的炫技，在中国版的“罪与罚”中，所有人生难题和逼紧心灵的拷问在三天中展现。下卷故事铺展开了剩下的两个人如何从黑暗的小屋走出，他们在乡村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年月，置身滚滚洪流的沉浮。“每个人都是做茧的蚕，自个儿把自个儿缠在里边。但你要是认了，不委屈，总有一天你会变成神蛾飞出来。”在孙惠芬的文字中，被抛入城乡裂谷、伦理废墟与发展异化的绝境中的人们，在看似无路可退的困局中，以近乎笨拙的姿态俯身触摸生活质地，向下扎根，回到生活本身，最终获得精神超越，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将《紫山》置于孙惠芬创作谱系中，可见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从《歇马山庄》的社会学关怀，到《民工》的生存焦虑表达，再到《生死十日谈》的终极追问，最后到《紫山》的精神超越探索，孙惠芬完成了一个作家从人性探索到精神超越的蜕变。在文学已经祛魅的当下，若再追问阅读与写作的意义，《紫山》或许给了我们一种答案，文学可以成为超越的媒介，写作本身是一种超越与精神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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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朱紫毅（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稿件终审：赵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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